1

　　1950年代。

　　广州。

　　五十年前的广州是个破旧和杂乱无章的城市，抬眼望去到处都是低矮黑灰的屋顶，而这一切在夕阳的照射下便显得更加夸张起来。只有一座跨河的钢架大桥，很突兀地耸立着，乌黑的钢架反射着夕阳，同时也被涂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猩红。

　　大桥上车辆不多，路人也大多显得行色匆匆。一个女人看着报纸，慢慢走在人行道上，她似乎过于专注，一页报纸滑落到了地上也没能发觉。当那张报纸飘飘悠悠落在地上的时候，一个骑自行车、穿一身沾满油污的工作服的男人停下来，拣起了报纸，叫住了那个女人：“喂！同志。”

　　女人回身站住了，看着他。男人朝她扬了扬拣起的报纸：“你的报纸。”女人有些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来到他跟前。男人在将报纸还给她的时候，已经迅速地将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笺纸从怀里拿出来，夹在了报纸里。

　　女人接过来，低声说：“搞到了？”

　　男人紧张地看了看四周：“这是最后一次。我再也不干了。”

　　女人没有理会他，只是微微一笑。不过笑容突然在她脸上凝固了。几名警察正从大桥两端迅速围堵过来，手里都握着手枪。

　　那个男人顿时大惊失色，立即首先举起了双手。女人朝桥边跑了几步，企图将手里夹着情报的报纸扔进河里。一个警察举枪对准了她，喊道：“站住！再动我就开枪了！”

　　女人迟疑了一下，慢慢举起了双手。

　　北京。

　　正午明亮的阳光照射在一条安静的胡同里。一排绿荫葱葱的杨树和槐树伴随着黑灰色的院落和围墙延伸开去。胡同的深处有一家不大的粮店，招牌被房檐的阴影不经意地遮掩着。

　　一个胖胖的军人扛着一袋面粉从粮店里走出来，左右看了看，然后径直朝停在粮店外面的一辆挂有军队牌照的吉普车走去。

　　胖军人刚要拉开车门，几个警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大喊道：“不许动”，并将他的身体按在吉普车的门上。那袋面粉掉在地上摔破了，白花花地铺了一地，雾一样的粉末弥漫开来。

　　胖军人挣扎着叫道：“你们干什么？！”

　　一个警察用枪顶住他的后背：“老实点儿！你被捕了。”

　　胖军人口气很蛮横地嚷道：“你们找死呢？！我是7号大院的司务长！你们知不知道那儿是谁住的地方……

　　没等他说完，警察用枪柄狠狠给了他一下：“少废话！”然后给他戴上手铐，一把将他推进了车里。

　　上海。

　　在一个绿荫环绕的高级招待所深处，一幢小洋楼被遮掩得若隐若现。上午，阳光斑驳地洒落在楼上一间套房的大客厅里。

　　一位首长将胖胖的身躯陷在宽大的沙发里，正在专注地批阅面前厚厚的一叠文件。

　　门静静地开了，一名女服务员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将放着热毛巾的小盘子放在首长面前，又往茶杯里续满了水。首长很客气地抬头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那笑容里也明显包含着让她离开的意思。

　　女服务员拿起暖水瓶轻轻地走出了首长的房间，小心地把门关上，然后朝楼下走去。这时候突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女服务员一怔，还没反应过来，几个持枪的便衣警察已经出现在她面前，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她。

　　女服务员绝望地瘫倒在楼梯上，手里的暖水瓶掉在地上，“砰”的一声摔碎了。

　　重庆。

　　深夜，厚重的云层将月光与星光遮挡得一丝不漏。一家兵工厂隐藏在黑黝黝的大山里，四周极其静谧，只有几个持枪的军人在黑暗中巡逻。

　　两辆公安局的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蜿蜒行驶，刺眼的车灯不时将黑暗撕裂开来。

　　兵工厂的一间会议室里灯光明亮，正面的黑板上挂着一张张坦克设计图纸。一个中年工程师正踌躇满志地向与会者讲解这种新型坦克的设计问题。突然，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几名警察快步走进来，直接来到满脸惊愕的中年工程师面前，在出示逮捕证的同时，一副手铐已经锁住了他的双手。

　　2

　　夜色也同样笼罩着广州。

　　在一间临街的普通民居里，梁华全蹲在地上的一个洗脸盆跟前，盆里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灰烬，火苗不时地蹿起来。他手上拿着一叠文件，一页一页地将其投入火中。他看上去很镇定，甚至还从容地用燃烧的文件点着了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

　　只剩最后的一个密码本了，梁华全从地上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扔进了火里。

　　因为燃烧了太多的纸张，屋子里已是烟雾弥漫了。他忍不住轻轻咳嗽了两声，然后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推开了窗户。外面的空气湿润而清新，梁华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面墙上一幅巨大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宣传标语在惨白的路灯照耀下显得很清晰。

　　梁华全斜靠在窗边，又点燃了一枝烟，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不一会，几辆吉普车飞驰而来，停在了他门外的街道上，将对面墙上的宣传画遮挡了起来。他一动不动地看着警察们握着手枪从车上跳下来，有些无奈和听天由命地轻轻叹了口气。

　　警察破门而入，围住了他。

　　隔着窗户，市公安局二处处长宋涛和副处长周大年站在街沿上，面对面地看着他，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房间里淡淡的烟雾慢慢散尽了，宋涛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梁华全冷冷地看着他：“你来晚了，一切都烧成灰了。”

　　宋涛脸上浮起了有些可爱的笑容，说：“我不在乎。有你就够了。”

　　梁华全哼了一声：“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宋涛突然严肃了起来，逼视着他的眼睛：“我不着急。时间有得是。”

　　3

　　在广州市公安局的一间审讯室里，对梁华全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了凌晨。周大年和一个助手坐在桌子后面，台灯下，助手面前的审讯记录上几乎还是一张没有内容的白纸，梁华全一个字都没有吐出来。

　　此时他正坐在对面墙下的一把椅子上，微微地闭着眼睛，以回避对面刺眼的光亮。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不过这对他似乎并没有任何威慑力。

　　周大年已经快要失去耐心了，但是他尽力克制着情绪，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你快睡着了？”

　　梁华全睁开了眼睛，不过他除了那道刺眼的强光，什么也看不见。周大年将直射梁华全的灯光挪向了地面，然后走到他跟前，将一支香烟递到他嘴边，同时点燃了打火机。梁华全摇摇头，拒绝了。

　　周大年自己点了根香烟，狠狠吸了一口，回到桌子后面坐下来，说：“梁华全，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

　　梁华全看着他，仍然保持着沉默。

　　周大年继续说：“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你还采取顽抗到底、拒不交代的态度是非常不明智的！” 梁华全再次闭上了眼睛，嘴角浮现出了几丝轻蔑。

　　周大年终于被激怒了，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走到梁华全的跟前，一把握住他手腕上的手铐，手铐发出几下“咔哒咔哒”的响声越收越紧了。梁华全的手腕上立时出现了一圈淡红的勒痕，但是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周大年狠狠盯着梁华全的脸大声说：“现在谁也帮不了你了！你认为自己还有可能从这里出去吗？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彻底交待你的所有罪行和特务组织，另一条可就是死路！像你这样罪行累累的特务，要枪毙你可是再简单不过了。”

　　但是梁华全的漠然使周大年意识到再审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他愤然地大步走出审讯室，转身进了隔壁的房间。

　　宋涛取下了头上的监听耳机，轻轻揉了揉太阳穴以缓减连日操劳的疲惫。他对几乎是冲进门来的周大年的愤怒显然是早在意料之中。他拍拍周大年的肩膀，平静地说：“老周，不要着急。毕竟他已经在我们手里了。他要一上来就全都一五一十地说了，那就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物了。而且，他真要痛痛快快地交待了，我们反倒不敢相信。你说呢？”

　　但是周大年显然无法平静下来，他大声说道：“我看应该采取一些强硬措施，逼他开口！我不相信他就能扛得住。”

　　宋涛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这可不能胡来！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对敌斗争也要讲究政策和策略！梁华全是这些年来我们抓获的最重要的台湾特务，他的价值非常大。对这样的人，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要给他时间，也要巧妙地做思想工作，用我们的政策去感召他。”

　　周大年笑了一笑，他知道对于像梁华全这种老特务来讲，这一套确实很难奏效。

　　宋涛似乎看透了周大年的心思，继续强调说：“我们必须要去试一试。只有他真正跟我们合作了，才能对我们有大的帮助。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破获一个地下特务网，那根本就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周大年有些不高兴地服从了：“行，你是处长，你都不着急我还着什么急呢。还接着审吗？”

　　宋涛摆了摆手，说：“你也累了，都歇歇吧。把他送回监狱去。告诉监狱那边的人，一定要尽可能的优待他。对生活方面的要求，只要能做到的，就尽量满足他。”

　　4

　　对梁华全的审讯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依然一无所获。

　　市里对这样的进度显然很不满意，市委徐副书记亲自坐镇市公安局主持工作会议，讨论对梁华全的处理问题。局长彭光勇和宋涛、周大年坐在小会议室的沙发上，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

　　在宋涛汇报完对梁华全的审讯情况后，随之而来是长时间的尴尬的沉默。彭光勇和宋涛的目光对视了一下，都透出些许无奈。

　　终于，徐副书记打破了沉闷，但是他话语中的强烈不满使得小小的会议室中的气氛越发紧张：“说了半天，这个梁华全除了承认自己的特务身份之外，等于什么也没说。是这样吧？”

　　宋涛马上回答道：“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我们还没有取得有价值的突破。”

　　徐副书记忿忿地说：“你们认为还有必要在这个人身上浪费时间吗？我看对这个恶贯满盈、死不悔改的特务头子必须尽快严惩，只有这样才能震慑敌人，让他们看到人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他的这番话立即得到了其它几位领导的普遍赞同。他们开始你一句我一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都认为近些年发生在广州的很多起破坏事件，都和这个梁华全有着直接关系，毫无疑问他就是台湾特务组织在这里的主要负责人。凭他犯下的这些罪行，完全就可以判他死刑。

　　彭光勇待各位领导阐发完自己的观点后，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梁华全虽然判死刑绰绰有余，但考虑到他的重要性，希望组织上能考虑暂时留下他的性命，以便从其身上挖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不过他的观点换来的是那几位领导的一致反对。他只好小心翼翼地和他们进行争辩。

　　坐在一旁静静听着的徐副书记有些不耐烦了，打断了他们：“彭光勇同志！”小会议室时顿时安静下来。“都过去了一个星期，你们从梁华全那里得到了什么？一无所获嘛！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铁了心要和我们对抗到底。同志们啊，不要再对敌人心存幻想了！我建议你们立即将梁华全的罪行材料整理出来移交检察院，尽快让法院进行公开审判，而且一定要判死刑，就是要做给台湾的特务机关看看。大家有不同意见吗？”

　　彭光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保持缄默了。徐副书记环顾一下，准备做出最终的决定。这时候，他看见宋涛向他举手示意，他有些不满地说：“老宋，你想说什么？“

　　宋涛用尽量平缓的语气说道：“我想表达一点儿不同意见。”会议室里所有的目光都很异样地看着他。

　　不过，宋涛对一切都视而不见，继续说下去：“各位领导，梁华全的确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在被捕以后采取了很强硬的不合作态度。但是这个人的经历和身份相当特殊，他是台湾特务机关里资格最老的人员之一，对台湾特务机关的一切都知根知底、了如指掌。这样一个人，对于我们，对于我们必将长期进行下去的与台湾敌特的斗争，是具有今天还难以估量的重要价值的。”

　　徐副书记质问他道：“可他要是不合作，那就什么价值也没有。我要提醒你，别忘了这个人所犯下的那些严重罪行！”

　　宋涛看着他说：“他的罪行是作为一个情报人员的罪行，这与真正恶贯满盈的罪犯应该是有区别的，关于这一点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是有共识的，或者说是有不成文的默契的。”

　　徐副书记提高了声调：“宋涛同志，我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言论。我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报机构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从来也不会和它们有什么共识，更没有你所说的那种默契！”

　　宋涛流露出一丝惊讶，仍然继续说下去：“我想徐副书记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是说虽然至今梁华全还在抵抗，但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他的心理防线并不是不能被攻破的。虽然他对共产党满怀仇恨，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说明他也是一个爱国的人。这就表明我们仍然有争取其投诚合作的空间。”

　　徐副书记瞪大了眼睛，一脸诧异的神情：“你在说什么？一个国民党特务是爱国的？！”

　　宋涛争辩道：“在和日本人的战争中他是立了大功的，这不是爱国吗？”

　　徐副书记越说越激动起来：“别忘了那时候他也是军统特务！你到底是在为谁说话？是梁华全，还是军统和国民党？！就凭你今天这些言论，就可以给你戴上帽子！”

　　彭光勇感觉到屋子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他赶紧用目光阻止宋涛继续说下去。

　　过了一会，徐副书记稳定了一下情绪，用平缓却又很坚决的语气说：“梁华全的问题就按我刚才的意见处理。这是组织的决定，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

　　出乎意料的是，宋涛平静地站了起来：“我反对这个决定。在我们还没有做出最后努力的情况下就杀了梁华全，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我保留意见，而且我也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上级部门公开表达我的观点。”

　　他的话几乎激怒了在场的领导们。会议不欢而散。

　　宋涛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他独自朝楼下走去。楼梯的转弯处，周大年正在那里等他。他接过周大年递过来的一支烟，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了一下。周大年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宋涛摆摆手，制止了他。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要直接向省委汇报。

　　5

　　台湾。

　　轿车在海边的公路上疾驰。冯友恒坐在后排，一言不发，神情凝重。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海浪拍岩的声音和夹带着腥咸气息的阵阵凉风，冯友恒突然打了个寒噤，赶紧把车窗摇了起来。

　　转过一个小山坡，前方的几丝微弱的光亮时隐时现。快到了，冯友恒的头向后仰靠在背椅上，闭上了眼睛，轻轻地叹了口气。

　　发出光亮的所在是一座别墅，他曾经非常熟悉，但那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作为一个资深的情报人员，他早已真切地体味出身不由已的滋味，二十多年来的成败与起伏飞快地在他脑海里掠过，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甚至有种想要跳车逃离的冲动，但是他知道他别无选择。

　　穿过弯弯曲曲的过道，冯友恒来到一个房间门前。

　　看见冯友恒进来，坐在沙发里的上司抬起臃肿的眼皮看着他，然后淡淡地示意让他在对面坐下来。冯友恒对于上司的这种状态已经司空见惯了，并不在意地看着他，脸上始终挂着不卑不亢的一丝笑容。

　　冷场了几分钟，上司终于说话了：“要喝茶吗？”冯友恒微微摇了摇头。

　　“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

　　冯友恒淡淡地说：“我记不得了。”

　　上司顿了顿，进入了正题。

　　情况并没有出乎冯友恒的意料：一个月前，台湾驻澳门情报站负责人被共产党策反叛变了。损失很大，在一个月之内，台湾在大陆许多重要城市和单位的情报网，几乎全被共产党扫荡干净了。老头子为此也大发雷霆。

　　那个责任人是一个在情报部门红得发紫的年轻人，连我们这些老家伙都不得不给他让路。想到这，冯友恒暗暗地冷笑了一声。

　　上司装作没有觉察到，继续说道：“所有相关人员都已经做出处理了，撤职、降级都有。你要立即接手重建大陆情报网的工作。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

　　冯友恒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找他来这里的原因。不过他似乎没有反应。

　　不过当他听到梁华全被捕的消息时，终于显出了惊讶：“为什么？那家伙怎么会知道梁华全的存在？！”

　　“这已经不重要了。”

　　冯友恒沉默下来。梁华全也被抓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所以你必须一切从头开始。不过你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任务。”

　　冯友恒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上司眼中露出一丝狠意：“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现在要立即制定一个报复计划，我们不能让共产党白白占了便宜。”

　　“目标和地点呢？”

　　似乎为了调节气氛，上司突然开了个玩笑：“你不用紧张，不会让你去暗杀毛泽东的。”

　　冯友恒笑了一笑，接着说：“那应该是共产党在香港的情报机关？”

　　上司点点头：“必须立即进行！”

　　6

　　香港。

　　正午的日头正毒，路面被烘烤得泛起一层热浪，没有人愿意在室外逗留。宋小涛和夏晴手挽手地慢慢沿着一条海滨公路走着，似乎是在散步。远处的海面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他俩的身影在僻静的公路上显得尤为醒目。

　　五分钟前，在确保没有人跟踪的情况下，他们刚从公路边的一个电话亭里拿到了一张用密写药水写的纸条。这种任务对于他们夫妇俩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在刚刚结束并且大获成功的澳门策反行动中，他们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夏晴依偎着宋小涛，心情有些激动，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他们的假期，再过几天，他们就可以回去了。想着就快看到分别快一年的女儿佳佳，她把宋小涛的手搂得更紧了。不过宋小涛却在想着下午的那个约会。前一天他从中间人那里得到消息，有个台湾人想要见他，说手上有一些他会感兴趣的东西。这个情况他还没来得及向罗军汇报，而且暂时也不知道那个台湾人的底细，这样贸然前往，确实是有点冒险。但是也顾不得这些了，冒险也就是机会。所以在和夏晴分手之后，宋小涛转过几条巷子，便慢慢向约会地点走去。

　　约会地点是一个处在三条街道的交汇口的老咖啡馆，这里视野很好，坐在路边上撑着遮阳伞的座位上，三条街尽收眼底。宋小涛到达那里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西斜。他选了一个靠边的桌子，坐下来，很悠闲地看着一张当天的报纸。

　　过了一会，一个台湾人走进了咖啡屋，正在顾客们中间忙碌侍者陈威廉赶紧迎了上去，他们低声交谈了两句之后，陈威廉将他引到了宋小涛的桌前，给他们相互介绍之后，随即又继续忙活去了。

　　宋小涛环顾了一下周围，然后说：“听说李先生有些有趣的事情想找人聊聊？”

　　台湾人很谦卑地点点头：“对对对。我从他那里知道宋先生可能会感兴趣。”说着他看一眼远处陈威廉的背影。接着他压低了声音：“台湾那边的人最近在大陆出现了重大损失，我想这件事情你一定是知道的？”

　　宋小涛笑而不答地看着他。

　　“我想给宋先生的东西就和这件事情有关。”

　　“什么意思？”

　　台湾人故作神秘地说：“可以让你们在大陆抓住更多他们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然是为钱。说实话我对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好感。宋先生愿意出一个好价钱吗？”

　　宋小涛笑了笑：“在没有看到东西之前，又有谁肯出钱呢？”

　　“那是当然的。不过我们都不能着急，这需要一点儿时间。”

　　宋小涛站起来：“我不会比你更着急的。那就先这样吧。李先生，失陪了。”

　　台湾人也连忙站起来：“宋先生，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看见宋小涛准备离开，陈威廉急忙走过来，低声问：“没谈好啊？”

　　宋小涛看了他一眼：“你从哪儿认识的这么一个人？以后别再干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完全是浪费时间。你以为随便一个阿猫阿狗的就能有情报？”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陈威廉回头看那个台湾人的时候，却发现那人已经不见了。

　　他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7

　　冯友恒的车停在一所中学的门口，他看看了表，然后又开始闭目养神。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容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再也无法平静，他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

　　他在等梁华全的女儿梁婷婷。

　　学生们多了起来，三三两两地走进校门。冯友恒透过车窗仔细地辨认那些充满活力和稚气的脸庞。虽然只是在梁婷婷很小的时候见过几次，但是凭借他多年特务生涯所炼就的敏锐观察力，他还是一眼将正走过车边的梁婷婷认了出来。

　　他叫住了她。她停下脚步，很疑惑地看着他。

　　冯友恒从车里出来：“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梁婷婷下意识地躲避着往后退了两步：“我不认识你！”

　　冯友恒脸上显出很和善的神情：“不用紧张。有些关于你父亲的消息，我需要让你知道。”

　　梁婷婷问道：“他从美国回来了？”冯友恒摇摇头。

　　梁婷婷不想再理他了，转身继续朝学校大门走去。

　　冯友恒也不着急拦住她，在她身后问道：“你父亲一定对你说起过一个叫‘蟑螂’的人。对不对？我就是‘蟑螂’！”

　　梁婷婷站住了，转过身来看着他，脸上流露出了不安。梁华全曾经告诉过她，只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蟑螂”才会来找她。她迟疑了一会，最终还是坐进了冯友恒的轿车。

　　当梁婷婷跟着冯友恒走进一个大房间时，她顿时感到了阴森和寒冷。房间高处仅有的一排小窗户也被窗帘遮挡了起来，只有一盏大灯悬挂在中央微微摇晃着。七、八个一身黑色服装的人笔直地站在墙下，墙面被一块黑色的帷幕遮盖起来。

　　她扬脸看看冯友恒，一脸的恐惧：“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

　　冯友恒的回答让她更加惊恐：“这是一个秘密的追悼仪式。你父亲的。”

　　随即那个黑色的帷幕缓缓拉开了，露出了墙面正中的一幅垂挂黑纱的画像。这幅画像很怪异，它并不完整，甚至根本没有脸和头部的轮廓，而只有一双被描画得像照片一样精细的眼睛和模糊的鼻子、以及更加模糊的嘴唇。像是一幅没来得及完成的肖像画。

　　不过这对于梁婷婷来说已经足够了，她可以确切地认出来，这就是他的父亲梁华全。

　　她愣愣地看着墙上父亲的眼睛，半天才轻轻地动了动嘴唇，发出很微弱的声音：“爸爸……”然后，两行眼泪从她眼角流了下来，接下去是一声凄厉的尖叫：“爸爸！“

　　整整一天，梁婷婷不吃不喝，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独自哭泣，泪水已经干涸了，房间里只有断断续续的略带些嘶哑的抽泣声。

　　天色已经很晚了，冯友恒在门外迟疑了一会，然后轻轻地打开门，走了进来。屋子里黑漆漆的，只能隐约看见梁婷婷一动不动伏在床上的身影。他打开了灯，看了看放在床前根本没有被动过的一份很精致的饭菜，叹了口气，走到床前坐下来。

　　冯友恒抚摸着她的头发，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用慈爱体贴的口吻说着：“婷婷，我知道在你还很小的时候，你爸爸就告诉过你，女孩子虽然免不了会哭、会流眼泪，但是他不会喜欢用眼泪代替一切的人，哪怕是他的女儿。因为他一直担心会有像今天这样的时候，他希望在这样的时候你会坚强，你能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梁婷婷没有说话，她的眼神有些呆滞。她仍然无法相信之前冯友恒所说的事情的真相。

　　在她的眼里，父亲一直是个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几年前，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她到美国工作，但是每个月都会记得给她写信，给她带礼物。但是，这一切都在这短短的一天之内全然崩溃了。

　　父亲？情报人员？追悼仪式？梁婷婷突然发疯似地抓扯着自己的头发，仿佛努力想从这场梦魇中逃离出来。

　　冯友恒静静地在一旁守着她，显得无能为力，他的眼眶开始有些红润了。

　　过了很久，梁婷婷才平静下来，转过头来问他：“他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她的眼中有一丝本不应属于她这个年龄的仇恨。

　　冯友恒很沉痛地叹了口气：“是的。其实他完全可以不死，只要他和共产党合作，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梁婷婷眼睛望向了窗外，轻轻地说：“他不会的。爸爸不是那样的人。”

　　冯友恒显示出似乎抑制不住的仇恨：“他不是。他也不知道共产党会那样的没有人性、那样的残忍。”

　　“爸爸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吗？”

　　冯友恒掏出一张被撕得只剩下一半的广州大桥明信片，明信片边沿明显地被人有意撕成了锯齿形。冯友恒递给梁婷婷：“这是当时商定的，你爸爸和我接头用的东西，另一半在他手里。现在我们都用不上了，就算是你父亲留给你的遗物吧。”

　　梁婷婷接过明信片，呆呆地凝视着，本已干涸的眼睛顿时又盈满泪水。

　　冯友恒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别哭了，永远也别哭了。我一定会为他报仇的。你也可以。” 梁婷婷抬起头来看着他。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你爸爸的工作。这也是你爸爸的愿望。”

　　梁婷婷将信将疑地看看他，然后再次将目光转向了窗外。

　　冯友恒拿过明信片，用笔在明信片背面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学校去。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给我打电话。”

　　梁婷婷听见冯友恒走到门口了，她突然说了句：“我不要开灯。”

　　冯友恒关掉电灯，走了。梁婷婷再次孤独地置身于黑暗之中。

　　8

　　罗军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阅读文件，但是他一个字也无法看进去。

　　宋小涛已经失踪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了。前一天下午当他独自离开咖啡馆不久，就被几个台湾特工用麻醉药迷昏后，拖上车带走了。

　　不过这一切罗军并不清楚，他只是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宋小涛可能失踪的消息。虽然他立即下令动员所有的力量查探宋小涛的下落，并及时向内地做了汇报，但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仍然是毫无头绪。

　　作为情报机构的香港负责人，罗军清醒地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宋小涛在对澳门情报站的策反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他的突然失踪很可能就是台湾当局的一次报复行动。若是如此，那宋小涛的性命便岌岌可危，而且其它情报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同时受到威胁。

　　罗军还有一个担心，那便是夏晴。虽然他已经告诉其它工作人员暂时对夏晴保密，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所以当夏晴急匆匆推开罗军办公室大门的时候，他一时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从夏晴慌张的神情里罗军知道她显然已经知晓了宋小涛失踪的消息。她眼里盈满了泪水，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似乎无法接受。罗军知道任何安慰的话都没有作用，希望宋小涛千万不要有生命危险，他唯一能作的也许就只有祈盼奇迹出现了。

　　而此时宋小涛终于从昏迷中甦醒过来了，他慢慢睁开眼睛，强烈的光线让他很不适应。他的双手虽然被死死捆住了，仍然挣扎着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台湾情报组织驻香港情报站站长唐昌裕很得意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还是坐下吧，宋先生。”

　　宋小涛努力站稳了，看着他：“你们把我弄到哪儿来了？”

　　“这还是在香港。只不过时间已经过去一天一夜了。你们的人正在四处找你，我相信他们只是白费工夫。”

　　宋小涛轻蔑地说：“你们想干什么？我一定会让你们失望的。”

　　唐昌裕扬了扬手里的一个信封，笑了笑，表情有些怪异：“是吗？你知道在这一天一夜你都干了些什么？”

　　唐昌裕把信封里的东西稀哩哗啦地全倒在了床上。

　　那是很多非常清晰的照片，所有的照片上都是被脱光了衣服的宋小涛和一个妖艳的裸体女人躺在床上，或者是那个女人骑在他身上的。看上去相当不堪入目。

　　宋小涛看了一眼，也笑了笑：“你们干得也太下作了。”

　　唐昌裕不以为然：“没错。但却很有效。如果你拒绝合作，这些照片就会被送到你的上级的办公桌上，甚至送到内地。我相信，他们也会说这太下作了，不过那是他们在评价你。他们还会痛心疾首地感叹，一个像你这样的共产党竟然也没能够抵挡住香港这个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诱惑。”

　　“你以为别人会相信吗？”

　　唐昌裕似乎充满自信：“我太了解你们了。也许你的上司并不会真的相信，这些照片在他们假装纯洁的心里也不会发生直接作用。但是，他们从此就会对你产生疑虑和猜忌。那么你的所谓政治生命也就从此完结了。虽然你在过去的几年里很有功劳，我知道，策反我们在澳门的情报官员也有你的一份。”

　　宋小涛心里非常明白，唐昌裕说的这些并非没有可能。

　　“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需要你同意合作，为我们提供一些也许并不那么重要的情报。”唐昌裕指了指身旁的一个人，继续说道：“他就是你以后的联络人。一个星期以后，他会在那个老咖啡馆等你见面，而你，必须把能让我们感兴趣的情报交给他。听清楚了吗？”

　　宋小涛不以为然地看着他：“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听你的呢？”

　　唐昌裕笑了笑，指着那些照片：“它们现在还只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如果你拒绝合作，那它们就会成为公开的丑闻了。”

　　宋小涛不屑地说：“我告诉你，这没用。”

　　“我们走着瞧。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你也不要试图离开香港，因为你离开香港的那一步，也就是你走向地狱的那一步。”

　　说完，他转身走了。那个联络员走过来，把宋小涛身上的绳索解开，然后也走了，没有关上房门。

　　9

　　天色阴沉着，飘着细细密密的小雨。梁婷婷和一个女生从学校里走出来，两个女孩子挤在一把雨伞下面说着笑着。

　　看见她们走了出来，停在校门口的那辆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朝她们招手。那个女生看见了，很自豪地对梁婷婷说：“我就知道爸爸会来接我的。”说着，她就从梁婷婷的雨伞下跑了出去，欢欢喜喜地投入了那个人的怀里。

　　梁婷婷站住了，看着那个女生和她的父亲亲热地拥抱，然后钻进了车里。车窗摇了下来，女生朝梁婷婷挥挥手。

　　梁婷婷看着那辆汽车开走了，车身后面卷起一片蒙蒙的水雾。她怔怔地站在那里，积聚在树上的雨点噼噼啪啪地落下来，击打在雨伞上，发出没有节奏的声响。梁婷婷感到了异常的孤独和空寂，眼泪不由自主地在脸上流淌起来。她让眼泪畅快地流着，一点儿也没有要擦拭的意思。透过朦胧的泪眼，她看见了校门对面不远处一个很大的广告牌，那上面有几个很大的蓝底白字：“三民主义光复大陆！”

　　梁婷婷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在雨中仍然清晰异常的标语，从书包里找出了冯友恒留给她的那半张明信片。然后目光转向了前面路边上的公用电话亭，慢慢地走过去。

　　她的脚步很犹豫，直到走进电话亭，拿起了电话拨号时，似乎仍然拿不定主意，雨水淋在明信片上，把冯友恒留下的字迹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