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孙雅堂所告诉给黄澜生的，只是一种表面的文章，后来据王文炳细说起来，大家才恍然于四川独立，原来就是端方所促成。

　　端方自从把赵尔丰等据实揭参之后，很是欣然于自己之机警，一方面既把盛党的嫌疑洗了个清楚，不复再被人骂为奸臣。一方面又抓住了四川的绅士，买得了四川的民心，不复再被绅民疑为祸川的罪魁；所以他于九月十五日，统率着一营湖北新兵，打从重庆起身，循着东大路，两三日一站的慢慢西上时，他是何等高兴。他自光绪三十四年，因为于安葬——照官话讲应该说是奉安——慈禧光绪时，偷着用照像镜把殡仪照了几张，犯了隆裕后的盛怒，要按大不敬的罪名，结实把他处治一下的，幸而结果，只得了个革职永不叙用。你们想想看，一个以做官为职业的旗下名士，又曾煊煊赫赫做过总督巡抚等封疆大臣，一下投之闲散，他能安吗？所以闲了三年，他实在非出来不可了，恰逢盛宣怀又是老朋友老同志，他也正要一位有勋望的人来帮助他，实现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于是乎他才不惜委曲一点，俯任了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的这个职务。

　　以他的欲望和大才，谁也知道他就这个职务，只算是暂时的，而他目的，起初是两湖总督。但是两湖总督瑞澂，也是一个小鬼，他能甘心让他吗？所以于他驻扎武冒时，便极力的周旋他，防范他，并且给他画计来运动四川总督这个更为肥美的大缺。因而他其次的目的便是四川总督。又何幸四川竟因铁路国有的政策，引起了罢市风潮，赵尔丰越发处理不善，他越是高兴。但是，料不到四川总督却落到岑春煊的头上，却也得亏瑞澂赵尔丰的运动，岑春煊仅走至武昌，自己到底如了愿，“岑春煊未到任前，四川总督即著端方署理。”

　　也明明知道赵尔丰已变成了自己的生死冤家，他握着大兵，虎踞在成都，要望很顺遂的就走马上任，实在不能。何况他已用出种种方法，虚轰骇诈的示意不要自己就去。但是，又相信他到底是清室臣子，既有朝命，他敢抗不交代？疆臣造反的事，在有清一代，除了三藩外，倒还没有听见过。自己也带有几营鄂兵，因就先行派了几名属员，和一营兵，打从小川北路到省来布置。一面也是示意：“我硬要来呀！凭你如何，是挡不了驾的！”

　　他虽然还没有接事，但是朝命已下，到底算是相去只一间的四川总督，所以旌旆西上，照规矩是该沿途视问民间疾苦，延见士绅，一面享受地方官吏至丰至盛的供应的。况他既是旗人，又是名士，封疆大臣的派头，安能轻易的就打折扣？如其他那时果有真知灼见，而不自安于小机小智，趁着事变未亟，放下架子，从重庆乘传而驰，在九月二十四日以前赶到成都，他后来的结果，也决不会是那样，他那时本着做太平总督的阅历和见解，自然见不及此，即是幕府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