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成都的邮政局自七月十五停班，直到八月十三方始复班，每天还由制台指派四个委员坐局检查，省内外的平常信只管通了，然而稍有关系的消息仍然是传不进来，传不出去。

　　虽然成都的电报局自争路事件起后，便奉了邮传部的电令，凡是言路事的电报，一概不准拍发；七月初一罢市以后，又奉四川总督的手谕，除明码商电外，凡其他各界的明密电报，一概不准收发；自十五以后，连明码商电都不准收发了。

　　这样一来，好像成都真乃陷入了黑漆似的大桶中，举凡省外的重大事件，似乎非到百年以后，不能口口相传的传进来了。

　　然而不然，成都有句成语：“坛子口易封，人口难封。”所以依据太阴历算来是八月十九日，依据太阳历算来是十月十日，武昌革命军起义的消息，虽在太阴历的八月二十二日，川西方面，仅有一位四川总督赵尔丰，和他的令侄四少爷，搭一位极其忠实的译电员，一共只有这三个人知道，以理而论，这三个人如何能泄漏？然而人口到底难封，不到八月底，不但制台衙门的人晓得的多了，并且连四川藩台尹良也晓得了，并且连四川将军玉昆也晓得了，并且连许多官场都晓得了。

　　革命虽是一件颇可震惊的事，但是自光绪二十八年以来，各省各地闹的回数也太多了。广东几次，云南几次，此外如唐才常的事件，徐锡麟的事件，也曾使人听了毛发森立过，然而都只昙花一现，不旋踵就被官兵打平。所以王棪与饶凤藻两人促膝谈到武昌革命时，饶凤藻也和其他做官的人一样的见解，淡然说道：“革命党断乎不能成事的。不说是大清朝洪福齐天，国命修长，就是他们那无父无君的宗旨，也就与孔孟之道，大相违悖，这本是西洋的一种邪说，被孙文梁启超等叛逆传了过来，鼓惑一般愚民，和一些误解自由平等的学生。其实邪不胜正，终究不会成事的。你只看今年三月广州的变乱，手枪炸弹，攻扑督署，是何等阵仗，到底被张制军李军门的亲兵巡兵就敉平了。听说所诛的七十二人中，革命党的精英就不少。广州事变尚如此收场，武昌是十八行省的腹地，四通八达。又有轮船火车运兵运饷，寅伯，你只管看，各省大兵一集，革命党定然就烟消火灭了。”

　　王棪抽着水烟，半晌才又说道：“武昌的革命，不仅是几个讲宗旨，讲自由的革命党，实实是兵变。据我所闻，武昌的新军都是不安本分，读过书的年轻人，平日就与革命党人在来往，一下变乱起来，这却是可虑。我在兵备处，是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四川这一镇一标新军，我始终不放心，田观察和我所见一样，宁可令百姓们遭点殃，巡防兵到底可靠些。因此，我总觉得武昌的事情不大好，若是早点敉平了，自然是国家和你我的万幸，如其旷日持久，那就难了。”

　　然而饶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