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正方连续写了三次回乡申请，省地质局相关部门终于批准了他的回乡请求。1966年12月，他所在的107地质队，在四川涪陵驻地为他隆重召开了一个千人欢送大会，热烈欢送他退休回到自己的老家——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这一年，他才31岁。

　　贾正方回到村里时，中国“文革”的烈火，已从城市逼近乡村。

　　此时，村里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一位打三百棒，都难敲出一句话的慢性人，村里许多大事都难做决定，干部和群众当面叫他支书，背地里都叫他“三百棒”。许多生产队长，在“四清”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挨了整，也不想干了。因此，全大队的管理工作，基本上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贾正方回到家后第二天，便扛起锄头下地干活，不计报酬，义务劳动，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乡亲们要给他记工分，他笑笑说：“我是有退休金的国家干部，再要工分，就违规了，我这劳动叫作义务劳动。”

　　他的这个举动，开始并没有引起众人重视，有人认为他是装样子，假积极，有人认为他是闲得无聊，谁也没在意他能坚持多久，更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义务劳动，后来一干就干了13年。

　　那时的宝山大队是全县有名的贫困队，全大队2000余人，分散在15个生产队，山民们几乎全都住在茅草、树皮、竹竿，甚至玉米秆搭成的窝棚里。15个生产队劳动日值最高的只有2角5分，最低的只有6分，“倒找户”占一半以上，大多数生产队无法制定年终分配方案，全大队一年要吃国家18万斤返销粮。家家户户只好上山砍柴，用“鸡公车”推到附近乡场上去卖，找钱去买返销粮。柴不好砍、价格又贱，累死累活弄好大一挑柴上街卖了，也买不回几斤米，每年荒月饿饭时，全大队看不到几张笑脸。许多人叹息说，唉！这日子过得哪里还像一个农民？

　　贾正方所在的宝山大队第一生产队，此时更为窘迫，全队123人，只有83亩分散在石缝中的薄田瘦土，每年人均口粮，一直在70斤左右徘徊。一个人一年吃70斤粮食怎么能活下去？当然不能，国家每年要给这个生产队提供三四万斤返销粮。全队许多人都不愿过这样的日子，可万般无奈，年年还得循环往复地这样过日子，没有人想办法尽快改变这种日子，没有人大胆地站出来大手一挥，带领大家改变这种日子。

　　贾正方回到宝山后，立即动脑筋想办法改变这种日子。他在山上转了几天，忽然发现本队荒山野岭之下，牛圈沟里隐藏着一个可以让全队人吃饱饭的大秘密。于是，立刻有了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主意。

　　有一天，劳动之余，他向几位农民说：“我们队这样下去不行，得想办法尽快让大家吃饱饭，生产才能发展。”

　　有农民说：“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每年人均只有70斤粮，怎么吃饱饭？”

　　贾正方说：“只靠自己生产分配的70斤粮食，当然吃不饱。如果每年能让人均粮达到500斤，那就能吃饱……”

　　贾正方的话音未落，在场的人发出“轰”的一片笑声。

　　有农民说：“大白天说笑话呢，到哪里去找500斤粮食？”

　　贾正方扶了扶眼镜说：“不是笑话，我发现咱们牛圈沟一带山沟里，大约有100亩荒地，我们把它开出来，种上庄稼，全队人均口粮就可以达到500斤。”

　　散乱坐在贾正方身边的一群人，听见他说这话，大惊，再也没有人笑了。大家心里默默计算了一下，发现他说的这话决不是什么大话，而是的确可以实现的梦想。可一想到当时大队和生产队领导们的职能现状，大家又摇头为难了。

　　有人叹息一声说：“唉！是一个好主意，可谁承头带领大家干啊？”

　　贾正方不紧不慢地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愿意干，肯定有承头的人。”

　　大家异口同声地问：“谁？”

　　贾正方说：“我！”

　　大家“轰”的一声又笑了。

　　有人说：“你干？你一不是队长，二不是支书，你怎么能带领大家干？”

　　贾正方一本正经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生产队有三个共产党员，难道不能带领大家找饭吃？”

　　贾正方这样一说，许多人又点头认为可以，可在场的人，还是有个别胆小的不断地摇头。

　　一见情况如此，贾正方又说：“唉，要说不愿干，其实我是最不愿意干的，好歹我是国家退休职工，每个月有27块多钱，可以坐吃20多斤粮食，管你生产队分配71斤还是7斤，都伤不着我。可我不愿意看见大家这样过下去啊！”

　　他这样一说，在场的人，再也没有人反对，开荒第一次群众工作会成功了，开荒之事也算有谱了。

　　当天夜里，贾正方立即去找刚从部队复员回乡的共产党员徐立洪和预备党员刘光秀商量，立刻成立了一个生产领导小组，同时，又成立了开荒队，确定由贾正方担任开荒队长，徐立洪担任开荒队指导员。随即，他们还制订了开荒新地的用肥计划：第一，充分利用全队12头牛的粪便；第二，在牛圈沟内建一个养牛场，就地沤制牛粪肥；第三，派人到附近国营铜矿厂和蛇纹石矿厂旱厕去挑大粪。

　　一切就绪，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不料，就在开荒队出发的头天晚上，紧靠村边的大宝镇上，突然出了大事。这个大宝镇，就是今天的龙门山镇，那时，这个龙门山镇就是大宝公社办公所在地。贾正方和队上的人正忙碌着准备开荒的大事，不想“文革”大动乱的烈火，已经燃到身边。那一夜，县城里出来的造反派，冲进镇上抓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关押和吊打。贾正方一听，大叫一声说：“嗨，这还了得，简直是没有王法了，走，救人去！”说着，提了一条扁担，转身就出了大门，他背后顿时聚集一群人，马上跟随他朝出事现场跑去。

　　贾正方带领一帮人马赶到现场，一声呐喊拥进屋，造反派就慌了神。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眼睛几乎全盲的人，竟敢聚众救人，知道他是地质队的一个退休科长，不大好对付，草草与他辩论几个回合，便偃旗息鼓地溜了。

　　救出被抓的干部和群众后，贾正方正要走，上身穿着一件旧军装的公社武装部部长，突然不知道从哪间屋子里笑嘻嘻地跑了出来，把他拉进了一间黑屋子，神秘地对他说：“嘿嘿，老贾，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成立一个贫下中农指挥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头儿当指挥长，刚才的事儿，让大家如梦初醒，还用找谁呀？你就是最好的人选，你来当这个指挥长，好不好？”

　　贾正方听公社武装部部长如此一说，想都没想一下，当场就答应说：“好！”于是，他突然就当上了什么革命的贫下中农指挥部的指挥长，公社武装部部长立即就塞给了他一堆公社的各种公章。他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梦都没做一个，就突然掌握了公社的大权了。事情来得太突然，指挥长的事立刻搅黄了开荒吃饭的大事。

　　贾正方没当多久指挥长，“二月镇反”风起，造反派趴下。他还没笑出声，又说“二月逆流”了，造反派又站起。变幻莫测的风云，把他弄糊涂了，于是，立即带人上京请教中央。

　　中央不是任何人想见就能见的，到了京城，没待几天，贾正方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惹上麻烦了，也不愿意等候被什么人接见了，他急于回乡，赶紧带领大家进牛圈沟开荒。几个人割指头放血签名，给中央写了一封求解信，走了。

　　那年月，乱世里人认人的本事极大，贾正方回到成都刚下车，就被造反派围住了，很快就有人指认他是“保皇派”的头儿，是指挥长。造反派听说后，十几个人当场围住他扭扯，“哇啦、哇啦”一顿臭骂，不让他走。

　　贾正方发现这些人并不十分清楚他的身份，赶紧大声解释说，我就是一个贫下中农，一个瞎子，不是什么长，那些人听其言，观其形，怎么看也不像一个什么长，才把他放开了。

　　回到宝山村后，贾正方立即把贫下中农指挥部解散了。可是，组织解散了，事情也没完，他当了两个月的“指挥长”，“老造”们决不放过他，特别是在大宝镇，也就是龙门山镇吃过亏的人，宣布他是破坏“文革”的坏头头，到处找他，要抓他、审判他。

　　这样的形势让他无法安居乐业，他到县城去找救星，人没找着，回家不敢走大路，钻进大山走小路，一夜摔了100多跤，半夜过后摸黑走回家，全身都是伤。

　　本队两个农民觉得他待在家里很危险，既没法治伤，也没法躲避“老造”们的追捕，当夜赶紧就将他送进深山里一个伤残军人家里藏了起来。原以为这样就安全了，不想，第二天“老造”们就撵上门了，发现他不在家，掀房扒瓦一通乱砸，他妻子吓得六神无主，赶紧进山找他。他和妻子往回走，半路上就被“老造”们抓住，一顿臭骂，把他弄得死去活来，解了恨，才把他放了。

　　贾正方捡一根树枝当拐棍，拄回家，没休息几天，赶紧又找人落实开荒造田之事。他原以为，他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这事恐怕就算了结了，自己该干啥得赶紧干。不想，开荒的人马还没召集好，北京“3·15”指示下达，“文革”武斗骤然升级，一群“老造”荷枪实弹冲进他家，一顿拳打脚踢，又把他带走了。这一次批斗，比前几次更严重。让他头戴高帽嘴含稻草，和当地铜矿厂、蛇纹矿厂的书记、矿长一起游街，用各种刑法反复折磨他。直到有一天，他被打昏迷，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老造”们见弄死人了，“轰”的一下散了，当地一位农民才冲进去把他背走，藏进深山一位农民家。

　　从那以后，他在山上东躲西藏隐蔽了大半年，没敢下山。

　　在山上躲藏的日子里，他伤口刚好一点，便在山上到处走动，考察山里铜、煤、石棉、蛇纹矿等多种经济资源，身在险境中，仍然不忘为群众探险。

　　在那风雨乱溅的年代里，被“文革”的干部和群众，何止百万千万？不少干部，甚至是老干部、领导干部，难忍屈辱和悲凉，解不开眼前的弥漫烟云，洗不净满面的脏污与耻辱，竟自杀了。与他们相比，贾正方是否显得更加理智和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