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增述

　　新都高庙子，在距清流场四里外的一座黄土坡上，这是作家艾芜幼年读书生涯开始的地方，而我，也在那里有过一段难忘的岁月。

　　从前庙里有一重供神像的大殿，东西两侧厢房，院子里古柏森森，沿着绀色的围墙翠竹环绕。民国初年这里就开办了村小，读艾芜《我的幼年》，才知道他四岁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发蒙的，跟随做教书先生的父亲在大殿里念书。这位后来的流浪文豪，回忆幼时的读书生活，笔触饱蘸深情，字里行间洋溢着童真的欢乐。尤其是描绘在这里看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情景，如诗如画，很有意境。

　　这年，高庙子村小办了两个初中班，名叫戴帽子初中班。当时我从大山里的卧龙(现在的熊猫繁育基地)打工回家正闲着，被管文教的乡领导叫去教两个班的语文课，兼任一班的班主任。我去的时候，看到高庙子的大殿厢房已被拆毁，土坡也夷为平地，平地上新修了一排教室，一间教研室，几间教师宿舍，都是砖墙木梁青瓦房。院坝还高低不平，面了厚厚一层黄土，遍地石块土疙瘩，学生跑进校来，烟尘飞扬，到处飘荡。后来体育教师想了个办法，上体育课时就在院坝洒上一地花花水，让孩子们排成纵队来回跑步。大约半月以后，院坝大为改观，被孩子们的脚步夯得很平整，有平面如镜的感觉。然后，我们又领着孩子们沿院坝边栽了不少半人高的树秧。亮堂堂的教室，窗外又点染了盎然的绿意，挺好。

　　班上孩子的学习很差。我初来乍到，是学期中途接的班，要弄明白学生的学习底细，我搞了一次测试。评卷的时候，差点没让人背过气去——满纸错别字，竟然还有十多份白卷。那个教育荒废的荒谬年代，真是害了孩子。

　　因此我放缓了上新课的进度，回头给孩子们补课。我忙孩子们也忙，不少孩子很早到了学校，下午放学也不回家，都在教室里练习功课。

　　学校靠近成灌铁路边上，附近设有小车站，站台的水泥地面裂了不少缝隙，钻出一棵棵杂草。这里每天来两趟货车，上午去灌县，下午返成都。临到货车开进站，站台后边的一座小楼里就跑出两个穿绿色制服的职员，各自手持两面信号旗，肃立在铁路边上。待货车徐徐进站，他们就打旗语、吹口哨。货车仅在车站停留两分钟，像喘口气一样，要出站了，鸣两声汽笛，职员又吹口哨、打旗语。然后职员回到小楼，站台又空空荡荡，留下一地荒凉。

　　学校向东开了一道门，翻过铁路是翠云村，就是艾芜老人的出生地。下铁路小河边是一片农田，田里例外地没有种稻麦，种的都是川芎。这里的川芎很好，块茎大，药性强，炕干了卖给医药公司，调经、活血、止痛，是中医常用的处方良药。川芎田是很好看的。川芎叶子呈羽状，琐细，颜色浓绿，密密地，把一畦畦土皮盖得严严的，好像堆锦积绣。我带孩子们去汤家院子参观过一次艾芜故居，尚遗下三间老旧的川西瓦房。当时堂屋大门是紧闭的，我们就从房间万字格的窗棂往里面看，很幽暗，却隐隐觉得弥漫出一种神秘气氛。据邻居老人介绍，艾芜正是在这房间里出生的。可惜当时没有相机，应当拍一组故居照片。后来故居拆毁了，让人不免遗憾。

　　我们的生活清贫而简单，上课、看书、写讲义，还不时家访，和家长交流，探讨对孩子的培养方法。这样过去了一年，形势变化了，我接到了教师进修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让我有了深造的机会。本来高考成绩不错，却因为右腿有残疾，不合理的歧视让我与本科擦肩而过，可见新旧交替、百废待兴的年代对我辈命运的左右。

　　我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上午收拾完办公桌上的书籍、笔记本，准备进教室再看看孩子们，进了教室，如往常给孩子们上课一样，班长一声“起立”的口令，整整齐齐坐在座位上的全体同学刷地肃立起来，一声“老师好”的问候，像合唱似的声震屋瓦。原来孩子们凑了零花钱，买了不少日用品和文具礼物，高高地堆满讲桌。当班长和两个同学走上讲台，把礼物大包小包地送到我手里的时候，还来不及说什么，满教室突然乱套了，不少孩子大哭起来。尤其是傻大个儿，哭得很伤心，像女孩子似的，满脸泪花。没想到孩子们用哭的方式和我告别，真让人手足无措，百感交集。

　　再见了，可爱的孩子们！

　　那是1977年的深秋，我的心情分外复杂，既怀着对新鲜的学习生活的向往，又怀着对孩子们的惜别留恋，离开了让人感动的高庙子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