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大门上的“中外禔福”牌匾一年四季闪射着光芒。在这“中外安福，不亦康乎”的屋檐下，自甲午战争以来，门前官轿拥挤，洋人进进出出，可谓门庭若市。

　　自打李鸿章出访欧美归来，被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后，进出“中外禔福”这道衙门门槛最多的外国使臣，恐怕要数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他三天两头跑进跑出，要么亲自出马，要么使翻译代劳，一会儿替法国外交部捎个话，一会儿想见见李中堂，一会儿送个照会，一会儿又要给个回复……当然，谈得最多的话题，要得最急的是“三国干涉还辽”后清政府答应给予的“好处”，这是他在即将离任时外交部部长训令他要完成的事项。

　　施阿兰可称得上是一个脸皮子厚的外交家，他常往来于总理衙门，可谓路熟，人熟，办起事来，极为方便。他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说：自从李鸿章归国后，他待我的确像一个真正的朋友，时常接受我的宴请，即使没有特别要商谈的事情也会拜访我，并且利用欧洲的重大节日，在圣诞节、阳历新年、复活节这些日子里，前来对我做为时更久和更亲切的访问，这种访问在公务上是不可能有的。就在这些机会中，也在我自己到他的官邸、建筑已相当残旧的贤良寺去拜访他时，我们谈话能够不限时间地畅所欲言，更加互相信任，可以毫无阻碍和毫无顾虑地提出一切问题。这种交谈逐步变成不断地交换双方的思想、观感、建议，甚至双方的心事的谈话，而同别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由于李鸿章的归来，中国的政策通过他而坚定不移地倾向于俄、法的政策，这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我保持最密切的、最可靠的关系，而且也是中、法、俄三国的共同政策获得最丰硕的成果的时代。

　　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密切，感情加深，李鸿章也对施阿兰颇有好感。这种好感，是通过他与法国外交部部长的沟通，逐步建立起个人感情的加深，然后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睦谊友好。但施阿兰是一个对事业执着的人，对于任期内所办事项，必须有个眉目或续后有个交代，才善罢甘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两点钟，施阿兰和翻译微席叶、柏良材再次到总理衙门，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

　　总署章京长恒、杨宜治、瑞良、双寿、刘奉璋、凌万铭随同接待了施阿兰。

　　接见施阿兰的有和硕庆亲王奕劻（庆王爷）、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李中堂）、军机大臣户部正堂翁同龢（翁大人）、兼署工部右堂吏部右堂吴（吴大人）。

　　双方坐定之后，施阿兰满脸堆笑，非常高兴地说：“诸位大人，前日面谈之事已电至外部，顷奉外部阿大人回电，言上年两乌地方本归中国版图，中国有自主之权，可以随便与人。英国出来辩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