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78

书名:沉吟渠江 作者: 邱秋 字数:215909 更新时间:2019-12-13

  ——谨以此文献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灿烂辉煌。中国,正真正以豪迈的步伐走进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我常常问自己,三十年来,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这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生活?是什么让我们的民族在21世纪真正实现了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梦想?无疑,这个答案现在谁都可以作出准确的回答: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呢?无疑是人的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今天我们人人共享的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一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思绪总是不断地闪回出当年的历史情景,让我一次次重温昔日的亲身经历,这情景是那样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这一切又与后来的历史巨变息息相关。

  1975年,我还在华蓥山里的一所中学读书。这天清晨,随着起床钟的敲响,我们陆续走出寝室,突然,一个让人惊讶的景象出现在眼前:学生宿舍旁十几株高大瓢羹树上的树皮,一夜之间竟然被人拦腰割走,留下一片白花花的痕迹。残留的绿色树皮还在淌着滴滴树汁。校长望着棵棵受伤的大树愤怒地吼叫:这是谁干的?人怕伤心树怕剥皮,这样的树还能活吗!围观的人们也议论纷纷。我听见身边一位年长的老师喃喃自语:这是饿极了的农民剐去充饥了。剐树皮充饥?我终于从眼前的事实感受到了人民所遭遇的痛苦。树皮事件给了我心灵极大震撼。在那段时间里,许多同学不来上课了。每次周末回校,同学们就在寝室里讲述自己的见闻:何处老百姓饿得吃起了观音土(俗名白泥巴),何处老百姓吃了老鸦蒜(一种野生植物其根茎如大蒜状,有毒性,民间称其可作代食品。若食之先要以清水反复浸泡,方可去掉毒性)中了毒,何处多少人扒火车外出逃荒,如此等等。这些信息让我们这批中学生真正感受到了一种空前的担忧。这些讲述,也让我想起每年春荒时节,一些农村的亲戚来到我家,希望在山村小学教书的父母能借给他们一点粮食或钱,帮助度过荒月。我家是四口之家,父母和正在读中学的我们兄弟俩,每月就靠那几十斤有限的居民口粮和微薄工资糊口,我们又处在长身体的时候,自己都还不够吃何来多余钱粮借人呢?尽管如此,望着亲友们因饥饿而发青的脸色,父母总是搭锅烧火,熬粥煮菜,让他们能吃上一顿不算丰盛的饱饭,并尽量匀出一点粮票或钱送给他们。望着那些农民亲友歉然而去的背影,我们的心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状的痛楚。其实,我知道,他们这一来,我的父母也将要过十天半月的紧日子了。确实,以广安为例,那时一个壮年农民劳动一天,收入仅几分钱,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在电影《焦裕禄》中,兰考百姓六十年代外出逃荒的情景其实在我们这里并不罕见,甚至达到了相当厉害的程度。每年春节一过,外出逃荒要饭的人群便挤满了整个广安火车站,其规模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工潮。火车车厢里面挤满了人,未能进入车厢的人便纷纷爬上车厢顶棚,随车远走他方。只要能够找到一口饭吃,人们不惜背井离乡。这对于恋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是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的。饥饿,饥饿,贫困,贫困,这饥饿和贫困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无数人的身心。所以, 1974年邓小平复出工作,与四川省委的同志谈到广安的情况时说过:“我那个家乡很落后,你们省委帮一帮嘛!”后来,在接见外宾时当他谈到中国的农业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低时,也以广安为例:“我的家乡广安,人平占有粮食200多斤,一个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50元,我的家乡就是那个样子!”其同情内疚之心溢于言表。

  1976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天池湖边的示范纸厂学工,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附近一家单位的墙壁上出现了“反动标语”。说话的人或许出于自保意识,就是不正面回答标语的内容。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便纷纷跑向写有标语的地方,远远望见墙壁上果然用石灰水写着一条大字标语:“打到王、张、江、姚‘四人帮’”。目睹这标语,我们惊呆了,这可是一条当时能让写标语的人被枪毙无数次的“反动标语”。然而,没过几天,一场全国规模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世事的突变,再次受到了心灵的震动。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举红旗,喊口号,在大街上游行,我们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发行而欢呼,我们为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而欢呼,我们为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而欢呼,我们更为高考制度的恢复而欢呼。但是,在这欢呼声中,我们也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二

  如果经历过1978年前后那个历史时期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从1976年到1978年,无数中国人内心都怀有一种矛盾心态,时至今天,当时那种微妙的心态似乎还能让人感受到。那是一种大变革来临时的欣喜与激动,同时也有许多难以言表的困惑。多少人仰天长叹扪心自问:神州巨轮,驶向何处?大海航行,谁是舵手?那时的我虽只略省世事,但是社会的变迁也仍然让我们有一种“国有危难可问谁”的感觉。内心的阵痛何时平息?满腹疑问谁可解答?疲惫的中国人在迷茫中努力寻找着自己的方向。

  在我的记忆里,一部尘封已久的电影《甲午风云》那时得以重新公映,影片里的“邓大人”邓世昌这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非常巧合地给了在文化禁锢下生活多年的人们以丰富的政治联想力,街头巷尾不时悄悄传递着“邓大人”又要出来的小道消息。这“邓大人”不是别人,就是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第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大人们欣喜而又神秘的神情,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预感到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将在中国发生。饱受政治斗争煎熬的百姓似久旱的禾苗盼望甘霖,似饥渴的孩童盼望母乳,心怀期盼与憧憬。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足球赛闭幕式上,身着白色短衬衫的小个子,人们心目中的“邓大人”终于又出现在了人们面前。他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回报给他以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盼望已久的激动和信任。饱受“文革”磨难的人们就如离家的游子,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就如历经风暴的船只,希望有一个宁静的港湾。这如雷的掌声,确实寄托了无数人的期盼。

  三

  1978年,对于我们的国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改革开放的号角就在这一年正式吹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是与当时的“两个凡是”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正准备报考大学的我,在学校教师办公室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文章深深吸引了我,它的观点与逻辑和我过去所接受的近乎教条的思想相比,更具挑战性。我不能说我当时从中感觉到了高层的什么动向,我不能认为自己当时从中领悟到了什么特殊含义。对于我,一个高中学生而言,主要是文章敏锐的观点与严密的逻辑让我喜欢它。我不但读了,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对文章内容做了摘要,其中一段话至今不忘,这就是:“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凡有超越于实践并且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我觉得这段话观点非常鲜明,极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不过,真正让我体会到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这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说它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因为这次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实际上出自邓小平同志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一句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这段话让我真正明白了这篇文章和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所蕴涵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而此时我已是一位有一个多月教龄的山区学校的青年代课教师了。

  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为我们的国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十年“文革”的迷雾,被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散,一条充满曲折但是无比正确的改革之路,从此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改革大潮涌动中国大地,开放洪流势不可当。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于是在神州大地指挥亿万人民演奏了一曲气壮山河动人心扉的《春天的故事》。

  至今,在我的记忆里还储存着当年流行的一些颇具特色、既生动又形象的话语:“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摸着石头过河”,“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这些话语就像当年的“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样,既折射出时代的特征,又显示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改革者为了打破历史僵局,在改革之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开拓新局面的无畏气魄和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求真务实的态度。正是这种无畏的气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我们的国家终于走出了困境,创造了三十年来为世界所公认的中华民族的辉煌奇迹。

  有人这样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一切都在变。天在变,地在变,人在变。在变革中反思,在变革中新生,在变革中奋进。而一切的变革都在受到实践的检验。人们再也不相信一切空话、高调,而只尊重现实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就信服;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人们就摒弃。人们相信自己的观察、相信自己的思维,再也不信奉某个神明了。中国人从天空回到地上,从空想未来的幻影而追求现实中美好的东西,这不是思想解放又是什么呢?脚踏实地,把多灾多难的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这就是实践标准讨论所引出来的巨大能量,这个能量随着思想能量的不断裂变而无限地释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四

  是的,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中国人民的活力被最大可能地释放出来。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纪念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以攀登泰山十八盘的精神建设四个现代化,他说:“我们一定能够征服‘十八盘’,登上‘南天门’,到达‘玉皇顶’,然后再向新的高峰前进。”无数中国人被他豪迈的气概所打动,今天重温这个讲话的片段,我似乎仍然还能感受到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宏伟气魄。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尽管我们面临的道路并非一条坦途,有着无数的艰难险阻,但是,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我们的前程越来越辉煌。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全世界的一片欢呼声中胜利闭幕,当漫天的礼花在北京上空绽放,当金牌的闪光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热泪盈眶,欢呼雀跃时,我又想到了当年胡耀邦同志的这段话。如果没有当年的真理大讨论,没有当年的思想大解放,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历史赋予我们的想象空间实在太大了。也许没有经历这段历史的朋友可能不会有强烈深刻的感受,但是当年的历史见证者却会发出由衷的感慨。

  三十年,对于浩浩宇宙实在微不足道,但是三十年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却是真正的“天翻地覆”、“沧桑巨变”。

  三十年改革开放,给一个古老的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三十年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十三亿中国人民贫穷落后的命运。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庄严时刻,我感到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不仅仅是贫穷落后面貌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的社会开辟了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形成了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而不是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个伟人的威望之上,让高不可攀的神圣来推动社会前进,这正是我们的国家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请允许我重复一下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迈克·华莱士与邓小平的一段对话。

  在这段著名的对话中,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在你以后的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邓小平回答:“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变化的标志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对不对?对人民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这段充满理性色彩的对话让我们强烈地感觉到,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自己身后事业充满了坚定的自信。当1977年7月20日,他在第三次被打倒后重新出现在那场足球赛的闭幕式上时,热烈鼓掌欢呼的人们是否想到他正在思考改变个人崇拜这个封闭社会才有的痼疾?因为他明白任何个人崇拜都将随时光的流逝而渐渐淡去,唯有理性思想指导下构建而成的社会机制与事业,才会长久不衰,才会成为真正改变世界、推动社会前进的无穷力量。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可自豪地说,小平同志的思考已经在他的推动下变成了现实。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除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更推动了我们这个社会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迈进。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长征,是中华儿女又一次艰苦卓绝的自我探索,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又一次勇敢挑战。历史证明,我们成功了,我们的探索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财富,我们用自己的壮举丰富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尽管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有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在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绝不会终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的目光永远向前,向前,再向前!

  在本文即将结束之时,请允许我以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一段精辟论述作为结束语: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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