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与群众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关系，而从执政后的实践看，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执政是一个平台、一个为民谋利的机遇，也是一种考验，是一场接连不断、永无止境的考试。邓小平说过，“由于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

　　一、群众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共产党一旦执政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么执政失败，要么政党的历史使命完成，否则不会让出执政地位。这就决定了共产党执政的弹性小、难度大，由此进一步决定了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所以执政后最大的课题应当是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执政合法性就是群众对政党执政的认同度。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执政的基础和条件，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无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是其他执政党的地位，离开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丧失执政合法性，不管表面如何貌似强大，执政党的地位都不可能维持多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共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丢失政权并自行瓦解。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从苏共和群众的关系变化中不难寻找。自斯大林开始，政治上的大搞集权、特权、腐败，使得苏共及其干部成为特殊的利益群体，而与群众越来越疏远；提拔亲信和一味对上负责的组织规则，导致大批庸人进入领导层，也导致党的总体执政能力下降。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公仆”们却随意损害“主人”的利益。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有特权的官员们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并把权贵们的子女大量送到西方留学。最终结果是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完全丧失了，共产党被大多数群众认定不代表自己，党的领导人威信扫地。苏共由于自己的原因，执政合法性丧失殆尽。执政合法性出现危机，资产阶级政党同样会垮台。20世纪90年代初，执政38年的日本自民党下台的原因，归纳起来也主要是这样几点：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党内派系的存在和派系的斗争导致了自民党的分裂；难以有效驾驭经济促进持续增长引起人民的不满；逐渐丧失了赖以存在的选举地盘和社会阶级基础；丧失了适应冷战结束后国内外形势激烈变化的思想和能力。这些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丧失了自民党继续执政的群众基础。

　　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法理基础是执政权力的来源。政党是应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而来的，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的政治组织，是联系群众与国家政权的桥梁和工具，是人民控制政权之手的延伸。执政党的权力来源于群众，国家政权是全体人民授权的，执政党是通过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来达到其执政目的的。如果不能获得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授权，国家政权就会发生异化，执政党就会异化并堕落，受到群众的反对，政权无法得到可持续发展。随着矛盾的深化，人民会以不同的方式收回这种授权，执政党难逃群众“用脚投票”的厄运。

　　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就是建立起群众与政党、政权之间的合理的、科学的权力授受关系，即由人民通过自愿选择的方式，确定由哪个政党来代表人民执政，并对该党进行有效监督。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意识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从动态的发展来看，一个政党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暴力的或和平的）取得政权，如果它要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就必须遵照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注重群众基础的巩固。维护合理的政治参与，是执政党巩固群众基础的重要途径。党以及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有效，取决于其执政水平和制度化水平。一方面是执政党要对整个社会的运作进行合理的规范，以确保其功能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广泛而稳固的社会支持，是执政党引导群众政治参与并保持良好的政治运作的基本前提。只有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思想、纲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等给予充分的认同，才能保证群众通过参与充分融入执政党的规范体系。相反，缺乏认同的政治参与对执政党是不利的，凭借强权来强制或限制群众的政治参与则会导致群众的政治冷漠，导致政治危机的积累。当群众有多种可供选择的参政途径，甚至可以选择其他政党执政，就会作出新的选择，抛弃原有的执政党。

　　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影响，绝不能仅仅是简单的行使权力，而要追溯权力的来源，保持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在行使权力中要以广泛的民主作为基础。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背后有一条群众利益诉求的主线，政党对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加以分析、取舍、综合，然后输入政治系统，转化成代表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具体政策。另一方面，执政党通过舆论宣传和政治实践向群众传输其政治价值、政治信念、政治规则及政治目的等，促使公民形成一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强化群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从而使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既扮演着权力控制者的角色，又在国家权力架构中承担着组织协调者的角色。最终使执政党和广大群众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取得一致和认同，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

　　二、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的离心力

　　由于执政，使党面临着容易脱离群众的危险；由于长期执政，使党会不断遇到各种新问题、新情况和新考验。邓小平曾经说过，执了政，拿了权，一定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

　　执政后如何对待群众？中国共产党把群众观点作为党的根本观点，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和支持群众当家作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树立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树立为群众服务和向群众负责的观点，树立向群众学习和不断提升自我的观点。这些内容，在革命时期，是广大党员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的，在那时完成各项任务时刻离不开群众，连党员自身的生存也不能离开群众。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多数党员干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同时，也有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执政的考验，他们不是运用手中的权力更好地为民谋利，而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背离了党的宗旨。邓小平指出，党内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不多，但他们的危害却极大。执政后，依然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坚持群众工作路线，党的各级干部要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不断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提高执政合法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执政后如何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共产党的权力从何而来、如何正确运用这种权力，这个问题，在革命时期虽然有局部执政，但是并不突出；可执政后却成为首先面对的现实考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多样化，等等。所有这些，对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拒腐防变，提出了新的要求，也面临一些挑战。

　　执政条件下政党掌握的公权力可能成为疏远党群关系的腐蚀剂。在战争环境中，党联系群众、动员群众，靠的是对群众的忠诚和深厚感情，靠的是同群众患难与共的血肉联系，靠的是党员干部的坚定信念和牺牲精神。在那时，面对强大的敌人，失去群众的支持和保护，不要说革命事业的发展，就是党组织和党员自身的生存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残酷的外部环境使党员队伍不敢稍有松懈。而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党，入党和当干部不仅没有什么风险，而且还会由于手中的权力而享受到各种好处、待遇乃至特权，也为某些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方便条件。这时，如果对权力的运用又缺乏严格的控制和监督，很容易使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滋长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花拳绣腿等不正之风乃至产生消极腐败现象，以至于在感情上疏远了群众，利益上损害了群众，权力上排斥了群众。久而久之，一些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意识和能力下降，甚至离开权力都不会和群众打交道了，更不会把群众心甘情愿地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各国政党的执政经验表明，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疏远群众的倾向。执政时间越长，党员干部被拉拢、吹捧、腐蚀的机会，以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会逐步增长，毛泽东在执政前夕就曾经告诫全党：“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股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这些不良情绪慢慢滋长，使一部分党员干部对群众的那种天然依赖和本能亲近被逐渐侵蚀、消磨掉了，引起群众的不满，使群众对党的深厚感情也淡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以后，既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又可能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和核心。执政以后，共产党活动的范围和影响遍及全国，稍有不慎或出现偏差，就可能产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影响，也可能形成累积性的不满和矛盾。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对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负有“无限责任”。无论是党和政府的决策和工作产生失误，或者某个部门或环节的工作没有做好，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经济危机、社会不公、收入悬殊、权力“异化”，执政党将难辞其咎，甚至首当其冲成为群众发泄不满的对象，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在执政条件下，群众会把实现自身利益的要求直接诉诸执政党，诉诸执掌政权的党员干部，群众的心理预期与满足程度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党员干部与群众在协调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时候，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关注的程度不同，在具体问题上的感受和体验也会有所不同，这必然会出现情感上的差异。另外，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完全满足群众的所有要求，必然存在心理预期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此外一些群众对执政党干部久握权力的深层妒忌，这些也会造成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落差。这种累积性的不满和间隙，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疏导和弥补，久而久之，将会侵蚀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影响到党群关系的基本面。

　　三、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中的利益

　　执政条件下的利益问题是关乎党群关系的核心因素，权力关系及其他关系最终也要落脚到利益上。利益就是指对需求的满足。政党就是为实现特定阶级的利益而产生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要明确代表谁的利益、明白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并着力围绕利益改善党群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导人们关注个人利益，关注物质利益，从而使利益对执政党的考验凸显出来。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但不能否认，党的每个个体甚至部门在一定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利益诉求。如何使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把手中的公共权力用好，把手中的公共资源用好，真正用来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谋幸福，这是执政条件下一个永恒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代表谁的利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谓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既包括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又覆盖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工人、农民和所有其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换句话说，党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不仅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还必须代表和维护全体守法公民的一切正当利益。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各阶级阶层在整体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不同阶层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却出现了差别和分化。处理好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局部利益以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成为党执政以后维护各阶级阶层利益和谐、密切党群关系的重大问题。

　　群众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利益，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利益和文化方面的利益，利益又具有一定的内容、结构和层次。经济利益，主要指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夯实群众致富的物质基础，激活群众致富的源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政治利益，主要指保障和实现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文化利益，主要指不断满足群众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的需求。这三方面利益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反映了人民利益的基本内容。另外，由于群众是由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单位的个人所组成，因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谓“根本利益”，则是指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整个社会、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换句话说，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根据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环境友好的国家，并经过长期奋斗，逐步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者的彻底解放。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目标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现代社会，群众对政党具有自主选择性。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就支持，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就反对；今天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今天就支持；明天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明天就抛弃。有和平的方式抛弃，也有激烈冲突的方式抛弃。20世纪后期不断上演着政党轮替的案例。曾经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执政的印尼专业集团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最后落败，主要是因为他们推行的政策失当，群众的经济利益受损。印度国大党遭到了人数众多的中下层群众对它“用脚投票”。主要是因为该党政治上不能代表社会中下层群众利益，无力解决国内贫困、教育和医疗落后、土地集中、教派纠葛等问题。日本的自民党、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意大利的天民党在执政期间大搞金钱政治、“黑金”政治、权钱交易，人心民心丧尽，最后纷纷垮台。

　　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看，密切党群关系正是抓住利益关系这条主线，无论革命年代还是执政时期，共产党始终通过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来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宣告：中国共产党“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党的二大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而奋斗；党的三大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党的四大就强调，“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民族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等等。2012年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开篇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些权威的文献中，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人民利益观的文字表达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内容——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未变。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个主题上也是一以贯之。实践中，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群众和群众利益，把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中国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长期不懈地为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虽然社会环境在不断改变，党代表群众实现利益的途径和手段发生了变化，但是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没有变，党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也永远不会变，这一点如果变了，党也就变质了。

　　然而，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今天，各种利益关系纵横交错，改革伴随着社会利益调整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各个阶段、各个领域、各个群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改革的阵痛，多数人在改革中受益明显，也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削弱和损害。还有一些人通过投机或非法途径攫取了个人财富，一些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这些都从党员和群众两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党群关系，会使一些群众产生失落感、失衡感、危机感和不公平感，甚至会对政府和党员干部不满，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有效释放、疏导和解决，任其蔓延或者措施失当，就会严重影响到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