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

　　*本文係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宜賓學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一般資助項目“巴蜀歷代《詩》學著述考”（SXJZX2007－003）階段性成果。

　　①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序》，北京：中華書局，2002：1。

　　②夏傳才、董志安主編：《詩經要籍提要·前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1。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也是我國古代文化的淵藪。自漢迄清，它更作爲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而備受重視，其注釋、解說的論著，層出不窮、歷世無絕。著名《詩經》學學者夏傳才先生曾說：“從漢初到清末，歷代的《詩經》著述，於歷代公私目錄、書志和文獻的零散記載，可考者約三千種，他們或存或佚，有真有偽；據中外各圖書館館藏目錄，現存有五百餘種，分散世界各地。”①《詩經要籍集成》的前言也說：“兩千多年來，《詩經》學著述浩如煙海，據歷代各種文獻書目著錄兩千餘種，大部分已經散佚。經調查，現尚存六百餘種，分散各處。”②然筆者近時翻閱歷代各種公私書目、序跋及其方志等文獻，共揀得先秦兩漢至民國年間的《詩經》學文獻2756種，其中現存1283種，散佚1473種，這還並不包括石經類及五經總類、文集、學術筆記中有關《詩經》部分之能獨立成卷者。洪湛侯先生在做《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選目時說曾“從一千餘種《詩經》著作中篩選出140種”，後經刪補，“最終確定《續修四庫全書》收《詩》類著作105種”洪湛侯：《詩經學史·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02：2。，這說明現存《詩經》學文獻共有千餘種之多實爲不假。

　　《詩經》學文獻如此蔚爲大觀，于兩宋則更是繁花錦簇，異彩紛呈，正如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兩宋之世。”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恭帝德祐二年（1276），南北兩宋總計317年。此期間，外患頻仍，初有契丹、遼、金、西夏，後有蒙古，強敵壓境，國土分裂。然其學術卻能獨創新局，蓬勃發展，宋學與漢學遂分庭抗禮。作爲《詩經》宋學形成的重要階段的兩宋《詩經》學，相對於《詩經》漢學注重《詩經》詞語的訓詁，宋代學者則更注重對《詩經》義理的闡發，將《詩經》宋學的懷疑和創新精神始終貫穿於始終，故此時的《詩》學研究不僅能揚棄先前《詩》學研究之腐氣，而且更是開啟後世《詩》學研究之新風。皮錫瑞有言宋代乃“經學變古時代”皮錫瑞：《經學歷史》，周予同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156。，誠然，宋代的《詩經》學研究的確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成就。現今學者劉毓慶先生于《歷代詩經著述考》曾就宋代《詩經》學文獻的具體存佚情況作有具體考證，其著錄現存及輯錄的《詩經》學論著和單篇論說之文爲86種，散佚及未見的爲217種，共計303種。然筆者所統計的數目與劉先生所考卻稍有差異，據筆者考察，宋代現存及輯錄的《詩經》學論著爲67種，宋人文集中單篇論說及序跋之文爲105種，散佚及未見的《詩經》學文獻爲257種，除去單篇論說、序跋之文外，尚有324種，這足見宋代《詩經》學文獻的繁榮。本文試圖立足于宋代現存及所輯錄的67種《詩經》學文獻，對其概貌及特點做一全面、系統的論述，以期具體展現宋代《詩經》學研究的成就。

　　一、疑古惑經思潮下的宋代《詩經》學研究

　　宋代的《詩經》學研究是《詩經》宋學形成的重要階段，正如陳鐘凡先生說：“一代學術之勃興，必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其他關係焉。”陳鐘凡：《兩宋思想述評》，《民國叢書》第二編第五冊，第8頁。的確，宋代的《詩經》學研究能呈現出異彩紛呈的景象，是與其當時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的。宋世，由於受政治改革、教育改革與儒學復興運動的影響，《詩經》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一股以疑經惑傳爲特徵的經學變古思潮，學者研究《詩經》不再專守訓詁，而是多趨義理。而且他們對《詩經》的看法，更是異於前代，學者以《詩經》爲諷詠性情之作，非如《詩序》所言僅止於美刺而已；詩教之作用，在於反映民情、教化風俗與吟詠性情，故宋之學者多“各出新意解經，蘄以矯學究專己守殘之陋”錢大昕：《重刻孫明複小集序》，《潛研堂集》，呂友仁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30。。宋代《詩經》學文獻數目的劇增，估計就是這種時代風氣之使然。

　　宋代現存及所輯錄的67種《詩經》學文獻，依其自身的特色，大致可分爲如下六類此67種《詩經》學文獻中，有部分論著爲五經總類、文集、學術筆記中能獨立城卷者，亦有主題意旨不甚明瞭，爲雜錄性質的，此處分類所選論著，基本爲《詩經》學專著，其他酌情而錄。：（一）廢序派：如歐陽修《詩本義》、劉敞《詩經小傳》、蘇轍《詩集傳》、晁說之《詩之序論》、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朱熹《詩集傳》、朱熹《詩序辨說》、程大昌《詩論》、楊簡《慈湖詩傳》、黃櫄《詩解》、朱鑒《詩傳遺說》、錢文子《白石詩傳》、輔廣《詩童子問》、王柏《詩疑》。（二）尊序派：如程頤《伊川詩說》、周孚《非詩辨妄》、范處義《詩補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李樗《毛詩詳解》、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林岊《毛詩講義》、魏了翁《毛詩要義》、劉克《詩說》、嚴粲《詩緝》、段昌武《毛詩集解》、李公凱《毛詩句解》。（三）名物訓詁派：如陸佃《毛詩物性門類》、蔡卞《毛詩名物解》、吳棫《詩經古音》、鄭樵《詩名物志》、錢文子《詩訓詁》、輔廣《詩經協韻考異》、王應麟《詩地理考》、王應麟《詩經天文編》。（四）藉詩寓意派：如王安石《詩經新義》、張耒《詩說》、張耒《柯山詩傳》、唐仲友《詩解鈔》、王應麟《困學紀詩》、黃震《讀詩一得》、謝枋得《詩傳注疏》。（五）圖譜派：如歐陽修《補注毛詩譜》、楊甲《毛詩正變指南圖》、王柏《二南相配圖》、佚名《毛詩舉要圖》。（六）三家詩派：如王應麟《詩考》。在這六類《詩經》學文獻中，廢序派與尊序派可以說是宋代《詩經》學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們代表了《詩經》宋學的最大成就。而且宋代之《詩經》學文獻除了各自在內容的闡釋上有其自身鮮明的特點外，于兩宋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也呈現出了各自不同的特徵。從時間跨度上講，兩宋《詩經》學文獻的發展當以南北兩宋計，而北宋又要以仁宗慶曆之際爲界點，南宋則爲慶曆以降變革之發揚和延續。

　　北宋初年的《詩經》學研究，實爲唐學之餘音，治《詩》者多信守注疏，正如近人馬宗霍所云：“宋初經學，猶是唐學，不得謂之宋學。”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110～111。皮錫瑞也說：“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也。”皮錫瑞：《經學歷史》，周予同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156。由此可見宋初治《詩》之取向。至於如周堯卿所說:“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宋史》卷四三二《周堯卿列傳》。此類乃寥寥數耳。

　　《詩經》學發展至北宋仁宗慶曆之際，經學研究領域中自中唐以來所興起的懷疑思辨學風雖經宋初的短暫停滯，此時卻成爲學術界內的普遍風氣。王應麟說：“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孫通海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190。司馬光又說：“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四部叢刊》本。陸遊也說：“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孫通海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190～191。

　　由此觀之，慶曆以來，學風之變，荒經蔑古，莫茲爲甚。然懷疑之風既著，治學之道日新，諸儒乃能舍訓詁而趨義理。這一時期現存和輯錄的《詩經》學文獻主要有歐陽修《詩本義》和《補注毛詩譜》、劉敞《詩經小傳》、王安石《詩經新義》、蘇轍《詩集傳》、程頤《伊川詩說》、陸佃《毛詩物性門類》、蔡卞《毛詩名物解》、晁說之《詩之序論》、張耒《詩說》及《柯山詩傳》。歐陽修所作《詩本義》可以說是現存有宋一代學貴發疑之《詩經》研究的開山之作，它結束了唐代以繼承爲主、匯總資料的《詩經》研究方式，確立了探求《詩經》本義的方法與原則，對《詩序》《毛傳》《鄭箋》的不少謬誤都發動了猛烈攻擊，尤其是他“非但首創僅錄《詩序》首句之例”，而且“對於《詩序》首句中他認爲不必要的字也敢於動手刪除”洪湛侯：《詩經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310。，可謂“始有以開百世之惑”朱彝尊：《經義考》卷一〇四，北京：中華書局，1998：563。。劉敞《詩經小傳》爲其《七經小傳》之一，他與歐陽修秉持著相同的基礎認知，對《詩序》《毛傳》《鄭箋》都投注了敏銳的批駁眼光。而且劉敞對前人判定詩篇正變屬性的成說亦提出懷疑和指責，他直接由詩篇字詞呈現出的意涵論定詩篇的正變歸屬，體現了他回歸詩篇文字本身、脫離舊有注解藩籬、無偏見地針對各篇詩作分別進行全面性詩義詮釋探究的注釋行爲。另外，劉敞對《詩經》經文本身，亦作出諸多改定，故《四庫全書總目》曰：“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三《七經小傳》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270。繼歐陽修和劉敞之後，蘇轍、晁說之等具有“疑經疑傳”學術性格的學者也隨之陸續出現，經學的相關研究遂產生了徹底的變革。蘇轍基於“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蘇轍：《潁濱遺老傳下》，《欒城後集》卷一二，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83～1284。的目的，撰作了《詩集傳》二十卷。他對於漢唐以來《詩經》學史上聚訟紛爭的基本問題都進行了思考和辨析，尤其是他認爲《詩序》“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故予存其一言而已”，“而盡去其餘”，蘇轍：《詩集傳》卷一，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266。可以說是超越前賢時儒的一次創舉。蘇氏《詩集傳》遂成爲《詩經》學史上第一部廢《序》言《詩》的全解。晁說之《詩之序論》現僅存四篇，其論《詩序》，謂“作《詩》者不必有《序》”，“《詩》之《序》非當時之所作，抑子夏之所作歟？”，“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晩矣”。晁說之：《景迂生集》卷一一，《四庫全書》本。可見，晁氏亦否定《詩序》爲子夏所作。程頤《伊川詩說》爲其一時雜論，非說《詩》專著。程氏於《詩》，大抵謹守毛、鄭，遵《序》爲說，實爲《詩經》漢學學風。

　　在以廢序、遵序爲核心，以懷疑和創新爲特徵的《詩經》宋學研究之外，尚有陸佃《毛詩物性門類》和蔡卞《毛詩名物解》注重《詩經》名物的訓詁。陸氏之作多取《說文》，旨在藉名物訓詁以通詩義。蔡氏之作多用王安石字說，書凡十一類，大略似《爾雅》。雖然陳振孫評之曰：“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7。，但實亦有出於孔穎達《毛詩正義》及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之外者。而王安石《詩經新義》及張耒《詩說》和《柯山詩傳》，則是假《詩》以抒胸臆，以現時事，爲宋人好以己意解經的最佳詮釋。

　　這一時期的《詩經》學文獻，自歐陽修《詩本義》，經劉敞《詩經小傳》、蘇轍《詩集傳》、至晁說之《詩之序論》，可以說是一直以來被視爲權威的《詩序》《毛傳》《鄭箋》開始受到質疑，學者對於經典的詮釋與說解在諸般轉折變動當中逐漸邁向新的路線。由此可見，慶曆以降的《詩經》學研究，不僅對《毛傳》《鄭箋》提出批駁,而且對《詩序》和經文本身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懷疑,蓋宋人不信傳注，進而議及本經也。于此，宋代的《詩經》學研究也就進入了《詩經》宋學研究的新天地。

　　大膽懷疑、自由研究、注重考證、提出新見，是南宋時期《詩經》宋學的特點。這一時期的《詩經》學研究，繼北宋歐陽修、蘇轍等人開啟了對《詩經》漢學的懷疑之風後，《詩經》學者始終圍繞著廢序和遵序的激烈爭論，對《詩經》展開全面梳理、考證和闡釋。兩派鬥爭的結果，以廢序派獲勝而告終。

　　這一時期廢序派的《詩經》學代表著作主要有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朱熹《詩集傳》、朱熹《詩序辨說》、程大昌《詩論》、楊簡《慈湖詩傳》、黃櫄《詩解》、朱鑒《詩傳遺說》、錢文子《白石詩傳》、輔廣《詩童子問》、王柏《詩疑》。如鄭樵所著《詩辨妄》，專門攻擊《詩序》，駁斥毛、鄭的謬誤。他稱《詩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稱毛、鄭是“村裏陋儒”，故陳振孫評之曰：“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其後，王質《詩總聞》沿其緒，略序不觀。他反對《詩序》，但不直接詆毀，而是採取“廢序去傳注”的方法，別立新意。而且在《詩總聞》中他以《左傳》與《詩序》相對照，證實《詩序》之妄，進而主張說《詩》必先廢《序》，並在此基礎上“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王質：《詩總聞》卷首《詩總聞原序》，《四庫全書》本。，對許多詩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朱熹是南宋的儒學大師，他在歐陽修、蘇轍、鄭樵、王質等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詩經》作了更系統、更深入地探討，他所著的《詩集傳》，廢《序》言《詩》，自立新說，“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王應麟：《詩考》卷首《詩考自序》，《四庫全書》本。成爲宋代《詩經》學研究中廢序派的集大成之作。朱熹另有《詩序辨說》一書，對《詩序》一一加以辨析，分別去取，表現出嚴肅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南宋一世其他《詩經》學者如程大昌、楊簡、朱鑒、輔廣等人，都從不同的角度抨擊《詩序》，支持、發明、補充朱熹等人的觀點，成爲朱氏《詩集傳》的羽翼和發揮。

　　這一時期遵序派的《詩經》學代表著作主要有周孚《非詩辨妄》、范處義《詩補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李樗《毛詩詳解》、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林岊《毛詩講義》、魏了翁《毛詩要義》、劉克《詩說》、嚴粲《詩緝》、段昌武《毛詩集解》、李公凱《毛詩句解》。面對破舊立新的廢序派的猛烈攻擊，遵序派爲了維護《詩序》的權威地位，也不遺餘力地向廢序派發起反攻。周孚著《非詩辨妄》一書，專門攻擊鄭樵的觀點；范處義著《詩補傳》，極言《詩序》之不可廢；呂祖謙著《呂氏家塾讀詩記》，採集《詩經》漢學之說，堅守《詩序》《毛傳》《鄭箋》《孔疏》，成爲宋代《詩經》學研究中遵序派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後的戴溪、袁燮、林岊、嚴粲等人，亦沿著廢序的路線繼續發展，他們或肯定《詩序》，或取長補短，形成了南宋中後期廢序研究的高潮。

　　南宋時期的《詩經》學研究除了以廢序和遵序爲核心的《詩經》學文獻以外，尚有一些名物訓詁之作，代表了《詩經》漢學的成就。如吳棫《詩經古音》、鄭樵《詩名物志》、錢文子《詩訓詁》、輔廣《詩經協韻考異》、王應麟《詩地理考》《詩經天文編》《詩考》等，其中《詩考》是首次對三家詩進行了輯佚，《詩地理考》、《詩經天文編》也是首次將考據學的範疇擴大到地理和天文，這些都對清人的考據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還有一些諸如緬懷時世、闡發一己之思的《詩》學著作，如唐仲友《詩解鈔》、王應麟《困學紀詩》、黃震《讀詩一得》、謝枋得《詩傳注疏》等，體現了《詩》學的情懷。

　　二、宋代《詩經》學文獻的特點

　　經學盛于漢，至宋而疾漢如仇；玄學盛于晉，至宋而詆爲異端，此乃時代風氣。宋世，由於受文學、理學的影響，其《詩經》學文獻已不再像漢唐那樣專守《詩序》《毛傳》《鄭箋》和《孔疏》，而是以懷疑和創新的思辨之風貫穿于南北兩宋。因此，宋代的《詩經》學文獻就具有了與漢唐截然不同的特點：

　　第一，對漢唐《詩經》學的懷疑和批判。眾所周知，自孔子創建儒家學派後，經過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推行，儒學不僅成爲治國之學，有關儒家學說的學術形態——經學，也成爲中國學術的主流，成爲儒生們孜孜以求的對象。但漢儒治經，重傳注而守師法，及其失則多拘囿於儒家經典一些細枝末節的繁瑣箋注，對於儒學的要旨大義則有所不顧。這種模式經魏晉至隋唐都沒有多大改變，其間雖偶有學者試圖擺脫先儒傳注的束縛，但總的情況仍是“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皮錫瑞：《經學歷史》，周予同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156。。然至北宋仁宗慶歷年間，在當時社會改革和復興儒學浪潮的衝擊下，儒家學者們基於對漢唐繁瑣學風的反動，便主張拋開傳注，直尋經義，形成了一股以疑經惑傳爲特徵的經學變古思潮。這種經學變古思想表現在《詩經》學方面，主要是要突破《詩序》《毛傳》《鄭箋》以及《孔疏》等漢學權威的束縛，而其中又以《詩序》的存廢問題爲核心。因此，宋代《詩經》學文獻的最重要特點就是圍繞着《詩序》存廢問題所展開的激烈論爭。宋代首先對《詩經》的毛、鄭之學及《詩序》存廢問題提出懷疑和批評的是北宋大儒歐陽修的《詩本義》，隨後經蘇轍、鄭樵、王質的繼續闡釋，至朱熹而達到集大成。

　　第二，經學傳統下的文學闡釋。漢唐以來的《詩經》學者，都以經學的眼光來解釋《詩經》的內容，把《詩經》當做宣揚封建政治倫理的“美刺”教科書，而不是把它看成文學作品，故漢唐人的經解中看不到從文學角度論詩的筆墨。然宋之《詩經》學者如歐陽修、蘇轍、鄭樵、王質、朱熹、嚴粲等人卻已注意到《詩經》的文學特點，在注解《詩經》的過程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文學的眼光。如歐陽修《詩本義》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歐陽修：《詩本義》卷六，《四庫全書》本。 “情”是文學的最基本特徵，歐陽修對《詩經》人情的關注，正說明他欲從文學角度探求《詩經》的本義。再如他釋《漸漸之石》篇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敘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歐陽修：《詩本義》卷九，《四庫全書》本。這一段注釋，從文學描寫下筆，言簡意賅，頗能曲盡其意。鄭樵《詩辨妄》在論《芣苢》時說：“《芣苢》之作，興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菱則爲采菱之詩，采藕則爲采藕之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鄭樵：《詩辨妄》，《續修四庫全書》本。此處鄭樵認爲《芣苢》就是一首歌頌勞動的讚歌，別無他義，同《詩序》的政治道德附會自是不同。至宋之大儒朱熹則更是把經學傳統下《詩經》的文學闡釋發揮得更高，他第一個正確地指出“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其大多數詩篇乃是“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的民歌朱熹：《詩經集傳》卷首《詩經集傳序》，《四庫全書》本。。而且他還主張用文學方法讀《詩》，如他說：“《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〇，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2086。總之，宋之學者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文學角度研讀《詩經》，這爲《詩經》學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使宋代《詩經》學文獻具有了以往不曾有過的嶄新面貌。

　　第三，《詩》學研究中的理學色彩。宋儒治學的精神與前人大異其趣，他們注重經籍的中心思想，重視義理，講究精微，故稱爲“理學”或“宋學”。理學的核心是繼承傳統的儒家之道，維護儒家的倫理綱常，並把它上升到哲學的高度，著重從宇宙觀的角度，對儒家之道作深入發揮。因此，理學作爲宋學的核心，其鮮明的學術思想特點也體現在對傳統儒家經典《詩經》的研究中。宋代現存和輯錄的《詩經》學文獻中，能具體展現理學色彩的《詩經》學著作主要有三部：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朱熹《詩集傳》和楊簡《慈湖詩傳》。呂氏之作開篇就儘量徵引張載、二程及程門弟子的論《詩》言論作爲讀《詩》的綱領，並將《詩經》作爲修身養性的聖典。而且在融合漢學與宋學的基礎上，他既重視《詩經》在心性涵養中的功用，也突出其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實用價值，這些正是他作爲理學家的身份所展現出的理學《詩》學觀。朱熹爲宋代理學之大成，他的《詩集傳》以“二南”爲中心建立了以理學思想爲指導的新經學詩教理論體系。即“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記之，諷詠以旨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朱熹：《詩經集傳》卷首《詩經集傳序》，《四庫全書》本。朱熹以“思無邪”爲指導，重視對詩本義的挖掘，故提出了所謂“淫詩”的說法。朱子所謂的“淫詩”是具有諷諫作用的，因爲他認爲：“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爲戒，讀之者‘思無邪’耳。”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二三，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538。這就從理學的角度闡述了“淫詩”爲教的經學意義。楊簡的《慈湖詩傳》是心學一派的《詩經》研究代表之作，他以自己的心學思想解釋《詩經》，呈現出鮮明的“六經注我”特色。在楊簡看來，《詩經》三百篇，“孔子所取，取其無邪，無邪即道心”楊簡：《慈湖詩傳》卷一，《四庫全書》本。。他認爲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一句是《詩經》的核心和宗旨，“思無邪”就是“道心”，就是三百篇的宗旨，《慈湖詩傳》就是以此爲中心反復發明，徹底地貫徹了自己的心學觀點。宋代是理學產生、成熟和繁盛的階段，因此，傳統經學的闡釋打上濃厚的理學色彩也就在所難免，《詩經》學更是自不待言。

　　總之，宋代的《詩經》學研究，基於懷疑和創新的思辨學風，創造性地闡釋了漢唐《詩經》學，使它上承漢唐，下啟明清，成爲《詩經》學研究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同時，宋儒所開創的舍訓詁而趨義理，好以己意解經的思維方式也成爲了《詩經》宋學的主要闡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