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的孝悌文化

　　舒大剛

　　宋朝（960－1279）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經濟發展、文化發達的時代，宋代的孝悌文化也進入歷史的最盛狀態。雖然當時武力不競，北逼于遼、金、蒙元，西困於西夏、吐番，宋朝對外的納貢賠款歲無虛日，但是宋代的文治和文化卻是中國歷史的最高峰。由於宋代統治者實行重文偃武政策，文化事業得到迅速發展，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教育較爲繁榮的時代之一。

　　一

　　相對而言，當時“三教”鼎盛，儒學復興，尊師重教，科技進步，政治開明，文化也豐富多彩。《宋史·藝文志序》敍述這一段歷史說：“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于周之文哉！”

　　“道藝”即《周禮》之“德行道藝”，是重視人的道德品行、學術技能，屬於“治術”（即“政統”）。“經術”即重視儒家經典教育，從歷史文獻中汲取經驗教訓，屬於“經學”（即“學統”）。“道德性命之學”即重視心性義理研究、道德修養，屬哲學、倫理學，時稱“道學”（即“道統”）。宋代君臣、學士所重視的這三個方面，用現代眼光來看，分屬於“政統”、“學統”、“道統”（牟宗三）三大領域，都是重視文治、提倡教化的儒家文化。

　　宋代非常重視儒學教育，宋太祖從“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伊始，即增修後周留下的國子監及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文獻通考》卷四二《學校》。。自是之後，增多黌舍、添加生員額數、選聘名儒爲師、釋奠、幸學、講論經義，在宋代史不絕書。

　　靖康南渡，即使戎馬倥傯，四郊多警，而重學之風未艾。紹興十三年（1143）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奉安廟像。明年二月，國子司業高閎請幸學，高宗從之，並詔：“偃革息民，恢儒建學，聲明丕闡，輪奐一新。請既方堅，理宜從欲。將款謁於先聖，仍備舉于舊章。”

　　紹興十五年（1145），高宗皇帝又作《先聖及七十二子贊》，序曰：“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宋史》卷一一四《禮志一七》，中華書局標點本。云云，都表達了對儒學與孔聖的禮敬和重視。

　　皇帝提倡，政府重視，儒生努力，儒學到了宋代，煥然而有盛大氣象，爽然而有嶄新風貌！陳寅恪斷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儒學作爲中華文化核心精神，自然不能例外。

　　二

　　在“孝悌”觀和《孝經》學方面，宋朝統治者則給予了前所未有的熱衷和積極提倡。宋太祖就是第一個重視文治、體恤民力的君主。史家說他“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于丕平”。同時，他作爲一代開國之君，還是一個訂立制度、樹立風尚的好皇帝，《宋史》說他“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由於有他開了個好頭，形成了尚文風範，“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徳仁義之風，宋于漢唐，蓋無讓焉！”（《太祖本紀》贊）

　　在個人修養方面，宋太祖“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愛好儒學，恭行孝悌。說他開國之初即意識到“作相須讀書人，由是大重儒者”。還對母命是遵是從，帝位不傳給兒子德芳卻傳給了弟弟趙匡義——“受命杜太后，傳位太宗”。說趙匡義曾經大病垂危，太祖前往視之，“親爲灼艾”，匡義感覺疼痛，太祖爲了掌握好火候，“亦取艾自灸”。爲了讓弟弟能夠順利接班，宋太祖常對近臣稱讚說：匡義“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等，可謂上孝下悌、無以復加了！

　　開寶二年（969），趙匡胤四十四歲生日，群臣上其尊號爲：“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他死時五十一歲，群臣上諡號曰：“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生號“仁孝”，死諡“大孝”，都有“孝”字。繼起的宋朝君主，也無不以“孝德”相勖勉。

　　宋太祖爲提倡孝道，屢次獎勵孝悌。開寶元年（968）詔令：“人倫以孝慈爲先，家道以敦睦爲美。矧犬馬而有養，豈父子之異居？傷敗風化，莫此爲甚！應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無得別籍異財。長吏其申戒之。”《東都事略》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強調“孝慈”是人倫的首要品行，“和睦”是家庭的最佳狀態。犬馬尚且有養，人類豈能不報？不親父母，不事雙親，被視爲“傷風敗俗”的最大弊端！他明令天下臣民：凡是祖父母和父母在者，子孫不許析財別立戶口！還要求政府（“長吏”）要嚴加督促，不准違背！這與“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語），視父母若陌路，自然判若兩途。其所帶來的重德興孝、親親睦族的社會風尚以及價值取向，更是無與倫比的。

　　開寶三年（970）正月，宋太祖又“詔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聞、德行純茂，擅鄉曲之譽，爲士庶推服者以聞”《東都事略》卷二。。令天下將有“孝悌”德行之人報告朝廷，朝廷將予以旌表。八年（975）十月又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材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詣闕。”

　　宋太宗繼位後，爲了加強地方官員察孝舉廉、敦勵風俗的責任心，太平興國八年（983）特製《文武七條》戒敕，其針對文官的“文條”是：“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責實”、“五曰明察”、“六曰勸課”、“七曰革弊”。其中第六條“勸課”的內容爲：“謂勸諭下民勤於孝悌之行、農桑之務。”《宋史》卷一六八《職官八》。 “孝悌之行”是品德修養，“農桑之務”是經濟生產，也就是漢代察舉的“孝悌力田”，堅持兩手抓，而“孝悌”的德行，又擺在發展經濟之前。

　　三

　　由於宋代開國之君太祖、太宗的大力提倡，重孝興悌也就形成了制度和傳統。首先是在官制中明確規定地方官員有“旌孝”、“舉廉”的責任。據《宋史·職官志》載，知府要獎勵孝悌：“歲時勸課農桑，旌別孝悌。”縣令要推薦孝悌：“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勵風俗。”《宋史》卷一六七《職官七》。這樣一來，地方官員不僅代表朝廷統治地方、收取賦稅，而且還要代表朝廷敦勸孝悌、移風易俗，其“牧民”和“勵俗”的雙重功能都得到充分發揮。

　　除了對官員的制度化管理外，宋代最高統治者還時時下詔勸勉、提醒地方官員履行“勸孝”職責，此類詔書史不絕書。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詔“民有孝弟力田、儲蓄歲計者，長吏倍存恤之”《宋史》卷一七三《食貨上一》。；天禧二年（1018）五月，“詔長吏恤孝弟力田者”《宋史》卷八。。

　　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有司在上書中建議對孝子予以司法豁免權：“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爲眾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宋史》卷二○一《刑法二》。

　　宋徽宗崇寧中（1102－1106），又有人建議給孝子以優先入學和特殊貢舉的優惠：“如有孝弟睦姻、任恤忠和，若行能尤異，爲鄉里所推。縣上之州，免試入學。州守貳若教授，詢審無謬，即保任入貢，具實以聞。”《宋史》卷一五七《選舉三》。

　　直到南宋末年，雖然國力不競、外患頻仍，統治者也沒有忘記表彰孝悌。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十一月，“詔民有以孝弟聞于鄉者，守令其具名上聞，將旌異勞賜焉”《宋史》卷四六《度宗紀》。。

　　朝廷如此命令，地方官員也就必當奉命。如程顥爲晉城令，凡縣民有事來到縣廳，程子“必告以孝悌忠信”。在他任內，每鄉都有學校。他自己常常抽空到學校，召集地方父老閒話家常；遇兒童讀書，必“親爲之正句讀”。張載作雲巖縣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初一，他常帶著酒食，召集鄉人中高年德邵者，集會於縣庭，親自給他們勸酒上食，“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朱熹做同安主簿，“兼領學事”。他在縣時，選縣邑優秀的童子青年，送到縣學讀書。還“訪求名士，以爲表率”。常常與縣人和學員“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等到他調任南昌軍軍事判官，仍然常到郡學，“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此外，如陳襄之令仙居，蔡襄之守泉州，劉珙之知潭州，皆以“勸學興善”爲急務湯來賀《兩雍議》，《皇朝太學志》卷一五四。。所有這些，都表明宋朝廷對地方官有敦勸孝悌要求，地方官員也能奉旨執行，有績可考。

　　四

　　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虜，不戒視成謂之暴。”（《論語·堯曰》）爲了加強人們對孝悌之道的瞭解和信守，宋代統治者也十分重視《孝經》的教化作用。

　　宋代帝王與《孝經》的關係十分密切，形式多樣，除了前代已有的經筵講授、皇子啟蒙等形式外，宋代君主還多次手書《孝經》以賜地方（或大臣），屢次下令將《孝經》刻石立碑和刊版印刷，從而達到廣泛宣揚和推廣《孝經》之目的。

　　宋朝統治者做了許多普及《孝經》的工作，在沿襲前代經筵講習形式的基礎上，還屢次手書《孝經》分賜群臣；六刻《孝經》入石，特別是紹興十四年（1144）令天下州郡庠序皆刻，並且“分賜官員和學生”，與唐玄宗“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有異曲同工之妙。

　　爲了幫助民眾學會正確地履行孝悌，宋代士大夫將《孝經》教育列入童蒙首先必讀經典。司馬光《書儀》卷四：“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九歲，男子讀《春秋》及諸史……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

　　司馬光又作《家範》，處處體現了《孝經》的啟蒙和教化作用。該書開篇全錄《古文孝經》“閨門章”以爲規範，強調家庭禮儀教育之必要。

　　司馬光又有《論舉選狀》（嘉祐六年，1061）建議明經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傳家集》卷二〇。。又有《乞令選人試經義上殿劄子》（治平二年），建議“試《孝經》《論語》大義”《傳家集》卷三七。。

　　不僅士子進身以《孝經》爲敲門之磚，就是學者做學問，宋人也主張以《孝經》爲首、以孝悌爲本。

　　呂本中撰《童蒙訓》說：“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爲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爲吾用矣。”吕本中《童蒙訓》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這裏，呂氏將《大》《中》《語》《孟》四書並舉，這也許是在朱子前最早的用例，不過與後來朱子先《四書》、後《五經》、黜《孝經》做法不同的是，呂本中仍將《孝經》列於《四書》之前，這是重視倫理、強調孝悌的表現。他認爲學習儒家經典，應當先學習《孝經》和《四書》，將其中的道理和準則體會深透了，然後再去學習《五經》，才會掌握其中的奧妙。有了這番工夫，心中有了主見和綱領，再去看諸子的書，然後百家學說才能爲我所用，而不被異說惑亂。如果說《孝經》代表家庭倫理觀、《四書》代表哲學和社會學、《五經》代表政治學和歷史觀、諸子代表百家雜藝的話，呂本中在這裏所形成的自《孝經》而《四書》、而《五經》、而諸子百家的讀書次序，其實正體現了他先孝悌、而仁義、而禮樂政刑、而後庶政百務的內修外理的觀念。符合《論語》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孝悌倫理觀念無疑是爲人最基本、最首要的修爲。

　　五

　　除正面表彰和提倡孝悌外，宋代與唐朝一樣，也將“不孝”罪列入律條，予以嚴厲打擊和懲處。《宋刑統》全盤繼承了唐代法律關於懲處“不孝”的所有條文，對“不孝”行爲及其量刑標準作出了明確規定，並且更加嚴厲。

　　如：“諸詈祖父母、父母者絞；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諸養子，所養父母無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諸聞父母及夫之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及夫犯死罪被囚禁，而作樂者，徒一年半。”“聞周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徒一年；喪制未終，釋服從吉，杖一百。”

　　這些關於“不孝”的界定和量刑規定十分明細，凡是詈罵、毆打以乃至向官府告發自己祖父母、父母者，因其傷及親人的身體和性命，均被視爲不孝，要處以絞、斬等極刑；凡是在經濟供養上出現問題，則要處以一至三年徒刑；凡是在爲親人死後服喪問題上出現不孝問題，都要處以杖、徒或流放等徒刑。

　　宋代法律還規定，女不聽祖父母、父母善良的教誨，冒犯祖父母、父母名諱，也都有懲罰。

　　以上這些規定，表明對“孝道”的要求越來越規範化，也越來越法律化。孝道在唐宋時期已經超出普通的家庭倫理範圍，而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和法律性，孝道已經不再是可有可無的個人行爲，而是必須踐行的社會職責和法律義務！

　　不僅如此，據學人研究，唐、宋時期關於“不孝”的懲處不僅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而且在實際執行中，對“不孝”者的處罰常常是非常嚴厲的，有時量刑甚至超過律條規定，予以從重處罰。

　　如宋太祖開寶二年（969）下令不許“父子異居”，《宋刑統》也規定“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可是，開寶三年突然敕令：“詔川陝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論死！”《宋史》卷二《太祖紀二》。子女與父母析財別居，從當初的“不許”，到“徒三年”，再到“論死”！可見其量刑之劇而求治之亟！

　　不過，這裏需要交待的是，雖然宋代《孝經》傳習十分普及，可是隨著《孟子》升經過程的加強，宋人卻將《孝經》定格在童蒙教材的水準上，最終使《孝經》逐漸退出了科舉考試的領域。

　　北宋初禮部貢舉，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其中以“進士得人爲盛”。“諸科”的考試科別，設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基本上是對唐代科目的沿襲。

　　考試的內容，“凡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共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仍然以儒家經典爲試士內容。其中《論語》《孝經》仍外於“兼經”地位，須得兼明兼通。

　　以《孝經》出題科舉這一制度在宋代執行了一百多年，至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改革科舉之法，史稱王安石“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用《孟子》取代了《孝經》，“其後遵行，未之有改”《宋史》卷一五五《選舉一》。。

　　正規科舉考試既已不用《孝經》，而“孝道”又不能不要，於是《孝經》乃蜷伏于“童子”一科。《宋史》“童子舉”條載， “（淳熙）八年（1181），始分爲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六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或賦一道、詩一首，爲上等，與推恩”云云《宋史》卷一五六《選舉二》。。從此，《孝經》只爲童蒙課本，它作爲士人修身之典的地位有所削弱。

　　《孝經》在歷史上的地位可謂每況愈下，西漢是《論語》《孝經》同舉（匡衡上成帝疏：“《論語》《孝經》，聖人之言行之要，宜通其意。”）；東漢是《春秋》《孝經》並提（緯書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唐代，《孝經》還與《論語》作爲“兼經”，是“明經”考試和重要教職必須講明的經典。到了北宋熙寧以後，則是《論語》《孟子》相配，《孝經》已經退出作爲經典命題考試的地位。

　　自茲以降，遂有懷疑《孝經》的作者，懷疑《孝經》的文字，乃至刪除其字句，移易其章次，這種種行爲的產生，都與熙寧時期《孝經》地位的下降不無關係。元釣滄子《孝經管見自序》揭露說：“荊公（王安石）執政，卑視此經，大廷不以策士，史館不以進講，家之長老不以垂訓子孫，學之師傅不以課誨弟子。此經非特不爲治平之具，且蒙習亦弁髦之矣。”（《經義考》卷二二七引）雖然言辭有個別失實，但其所造成的歷史影響確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