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双

　　这本《城市器物》静静躺在我书桌上，差不多一个月了。先前，作者嘱我写序，答应五天后写好给他，可竟然延宕了这样久。现在，该我为轻诺付出代价了。

　　随这本并不喧嚣，反倒有几分难得宁静的诗集，作者还送给我一本已经出版的《故乡的方向》。在这本诗集里，我看到年轻时颇尊崇的《星星》诗刊的现任主编，以及久疏音讯的老师兼曾经的同事蓝棣之先生，他们为永才撰写的序言。还认真拜读了作者为自己两本诗集撰写的后记，尤其是命我为序的这本，其后记意气勤勤恳恳，情思源远流长，读来令人感喟。说实在话，阅读完这些文字以后，我很后悔，也很沮丧，顿生“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无力感。

　　大凡，为诗集作序，都要从中梳理出一些精彩的句子来解读或演绎，或借用古往今来、亦中亦西的诗学理论，高屋建瓴地评判，以导引读者，或确定诗作的品格。自然，不乏溢美之词，奉承几句，作者欣欣然，读者也觉得没有浪费自己的金钱与精力。

　　刚刚捉笔的时候，也准备照这样的老路子写下去，开了几次头，都不满意。精心挑选了这本诗集中的几首，也刻意拈出庶几堪为名句的诗句，洋洋洒洒地开始附会、想象、挖掘和导读，这样写了几个段落，下笔越来越生滞，感觉越来越俗气，自己也越来越失去信心。

　　诗人是文学家中最敏锐的一个群落，也是最标新立异的一个群体，同时还是集最坚强与最脆弱微妙于一身的一个群体。记得倡导“纯诗”的爱伦坡讲过，诗是不能翻译的。在我看来，岂止不能翻译，诗歌这种所有语言最高艺术形式的体裁，也是不能解读的。一旦阐释，就会产生表现即是对表现的否定之效应。我因此时常对诗歌评论家们的努力有些不屑，在我的内心，总觉得他们那些蹩脚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评论，本质上不过是在糟蹋诗歌。但令我气短的是，如果我还有那么一点诗歌赏鉴的能力，那些我所不屑的评论家们的文字，其实曾经对我帮助很大。绕口令般写下这几句，我想清楚表明一个观点——诗歌的确最不需要阐释，当然也就不需要专职去批评或赞美。对待诗歌，最好的姿态就是让接受者自己去阅读，最好大声朗读，用心灵去朗诵。在语言节奏的乐音里，以一个心灵去谛听另一个心灵。千千万万个读诗的心灵，都在期待与诗歌共鸣；而千千万万个诗人，同样也都在殷切盼望无数读者的回声。除了上帝，我想，没有任何凡人能担当起阐释诗歌的大任。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便完全丧失了写下去的兴趣与勇气。

　　我与《城市器物》的作者永才，直接交往的时间已逾26年。好几次，当我感觉似乎因为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因素，几乎要永远不再延续友情的时候，他却总是神奇地出现在我的视野，然后，一切似乎又都接续了起来。

　　1989年，我离开蓉城去北京一所高校栖身。在终于获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后，艰难生存的压力中，故乡的一切，突然就从我生活的视野里消失了。紧随而至的急风暴雨，我的理想被冲刷得只剩下苟活下去的卑微的愿望。永才与我的联系自然也中断了。大约两年后，永才送他的亲友出国远赴加拿大，他居然找到了我的单位，并找到我。

　　那年夏天，他与我在我们学校异常简陋的招待所里，他坐在凳子上，以巴人的习惯，光着脚丫子，有一句无一句地瞎聊。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我印象较深的一个细节是，他羡慕地看着我穿的新皮鞋，有点讨好，也有点嫉妒地猜测道：“嘿，你这双皮鞋，起码五百块！”我心里浮起一丝得意后，不禁有几分嫌弃他的庸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写诗，也看不出他具有诗心。我实在是太自大太傲慢了。

　　永才与我，是大学不同系的先后同学。我曾经听母亲信里唠叨，她一个学生也考到我就读的学校了。但与永才真正有交往时，我已经读研。他在外语系，我在中文系。他有时来找我，并非一起探讨学问，而是因为我是他的老乡，是他老师的儿子。我还记得他总是把我当兄长的神态，分不清是恭顺还是尊重；我还记得他对我透出一种很自然的亲切，就像血脉相连的弟兄。

　　永才幼年生长在四川涪陵市毗邻长江的一个村庄，他就读的小学，就在这个村山梁上的一座庙里。“文化大革命”前，小学名叫弥勒小学，“文革”中破除四旧，这个校名不能用了，就赶忙改为红梅小学。我也是在这所小学就读的一、二年级。我的母亲“文革”前就被下放到了这所学校，永才另一本诗集里的《怀念弥勒小学》，写到我的母亲时，他说，“二十多年了，我还在怀念／这些传道授业解惑的我的老师／像那座庙里的佛心／让智慧的雨水／打湿了我童年的夏天”。因这个原因，我始终对永才有一份亲情，这也正如永才始终对自己的母亲感情深厚一样，我永远依恋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给予我精神家园的我的母亲。

　　那座古庙改成的学校，也是我就读大学后第一次作文《母校》的描述对象。虽然后来我去成都接着读小学，再也没有回到弥勒小学，小学一、二年级时并不认识永才，那我们的缘分就该尽了。但我们有着相同的童年记忆：虬枝苍劲的黄桷古树，一排国槐，花开时沁人心脾的芳香；树上的喜鹊窝，山梁上的猫头鹰，偶尔飞过的野雉，拖着长长的华丽的尾巴；远远遥望，长江忽隐忽现，而满江川流不息的波澜，曾经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去多少神秘的幻想。

　　涪陵的山地是黏性极强的黄土，下雨天，地上非常滑溜，稍有不慎就会摔倒，满身的泥浆。就读村小的农家小孩，家住远地的，要翻山越岭，过河涉水，而川东多苦雨，许多孩子经常是满身泥水走进教室，永才也不例外。永才出身贫苦，村小就读五年从未领过新书。一般的农家孩子，早就被生活的苦难磨去棱角，最多读到初中后，就回家务农，在惋惜中重复祖辈的宿命和麻木，跟鲁迅笔下的闰土实在没有两样。但永才没有这样复制自己的人生，他孱弱得似乎身体经常轻微发抖，但却一直把书念了下去。因为内心的刚强，也因为内心的热爱，从弥勒小学，念到了永安公社的初中，又念到了涪陵城里的重点中学，最后念上了大学— —那个时代的大学入学率极低，这在永才的家乡，无异于今天中了彩票。

　　在老家，除了长江这位自然母亲的伟大意象，成为我们共同的基因外，还有彼此都记忆深刻的涪陵榨菜青菜头，青苗蔓蔓的丘陵，丘陵中的野兔子，长江冬季干枯后暴露的河床，以及一个又一个连着的小湖和小湖里敏捷地乱窜的鱼群。长江连接着大海，大海连接着世界，当看到每年冬季从北方飞来江边避寒的野鸭、大雁、白鹤，我们还会感觉到它们从天上携来的北国信息。自然是多么神奇，自然满足了我们，又孕育了我们。

　　后来，我们又同在狮子山上度过了每个人都铭刻难忘的大学四年。一个农人的孩子，造化弄人，偏偏学的是外国语言与文学，就好比诗人艾青，大堰河的乳汁，却哺育了他充满法国风情的诗意。永才略微羞怯木讷的性格，被异域文化赋予了浪漫多情的色彩。

　　20载转瞬过去。2010年，在我只能在记忆里寻找他，几乎快要把永才忘记的时候，他却突然来找到了我。于是，时间与空间，一切又重新连接起来。

　　这一次，我请他喝山西汾酒，饭桌上他兴奋地侃侃而谈，说写了不少诗，而且马上就要结集出版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出版诗集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个年纪的人还写诗，似乎有点自家酿造的米酒，搁置时间太久变得酸涩，那味道给人一种莫名的感觉。如今，他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外貌似乎丝毫没有因此变化，羞怯却已经完全褪去，换上中年人的沉稳与些许从容。他慢条斯理地告诉我，现在收入过得去，为他母亲庆生的时候，回农村老家办酒席，操刀为厨者都是一个我无法想象的数字。这时，我就不由得记起他当年羡慕我皮鞋起码值500块的往事。

　　可能诗人有诗人独特的敏感，他没有继续谈他的诗，却聊到了当时老家的大唱红歌。我对此素无好感，这年初发生李庄案的时候，还写了一篇犀利的文章《漫谈“唱红打黑”及“不怕左”》，没有平面媒介可以刊用，就贴在凯迪社区著名的“猫眼看人”——后来，北大的贺卫方教授把这篇文字转帖在他的博客里并加注，引起很多人关注。永才率真而独到的见地，让我对他有了好感，心想，没变，做了小官，还保持了基本的价值观，难能可贵。我忽然领悟到，或许这正是他还写诗的因素之一。

　　年近耳顺，一些人生阅历与现象，常常使我感到困惑。我们创作作品或研究文学的人，时常要卖萌。把艺术啊，诗啊，说得纯洁无比，不食人间烟火，并以此自恃，睥睨天下俗人。同样，更多的人，随着青春远逝，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理性，似乎凡是做事为人，不能直接见到利益，便完全没有必要用心于此，沉溺其中。他们也以此嘲笑诗人，乃至羞于回顾年轻时对诗的陶醉与拜倒。有的人情感日渐稀薄，有的人情感日渐纯真，我难以判定哪一种人的状态更好。我想起读大学时的系主任苏恒先生，他退休后患上失语症，但偏偏喜欢上新诗的创作，写出不少隽永真挚充满哲理的小诗。我们这些学生，立即感受到苏先生的生命之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迸发出了耀眼而动人的光芒。

　　的确，诗人是纯粹的，一丁点杂质，就会污染或毁灭他的才华。但这人世间哪里去寻找得到纯粹的人，诗人自然也无法免俗。也许，诗人的异禀就在于，他能为人的情感开辟出一小块领地，使之不受俗世的干扰。于是，不少人就拿他园地里的杂草，来嘲笑他那小块领地里单纯而真诚的诗苗。永才混迹官场，可以想见，名利熏染也好，尔虞我诈也罢，世上的种种丑态，我不信在他身上就能免疫。但是，他可贵地保留了那一小块领地，孜孜以求地耕耘，一首诗接一首诗地书写，仿佛他的情感在一直催促自己，要以此来不断清洗生命的血液。单就这一点，就足以令我奉送上我的敬意。至于他的诗到底品相如何，已经不重要了，自有读者去品鉴。重要的是，他与我一样年逾不惑，却依然在钟情于诗，依然有能力写诗。

　　写下这样不伦不类的序，是想表达一个观念：与其评价永才的诗，不如介绍永才其人。我们都在飞快地迈向老年，生命之火，也正在逐渐衰减，而诗歌，不容置疑，它会使我们的生命亮堂起来。

　　人的一生，也许有沮丧，也许堕落沉沦，也许有绝望，也许自暴自弃，甚至，也许机巧诡诈、损害他人……但是，无论如何，人们都要保留一块圣洁之地。这也诚如《圣经》上的第一句：“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光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

　　2012年12月5日于延安旅途中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