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创作生产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是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2011年的四川文学界继续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推出中国气派、巴蜀风格的优秀文艺作品，积极追求文化产品健康向上的社会效果，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一）汶川地震的历史记录与深度书写

　　2011年是“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三年来，四川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三年来，四川文艺工作者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着不懈地探索，一批经过时间积淀、深入思考和精心打磨的厚重之作陆续出现，完整记录了恢复重建的四川奇迹与中国骄傲。

　　由四川省“5·12”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出版集团等单位联合主编大型纪实文学丛书《感恩》由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作序。共计18分册，图文并茂，全面记录了18个省市对口援建四川18个地震重灾区进行灾后恢复重建的光荣历程和不朽业绩，真实记录了援建者们的感人事迹，充分表达了四川人民对全国人民和对口援建省市的感恩之情。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省作协主席阿来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国家行动——十八省市援蜀记》和《四川回答世界——来自灾后重建的报告》，前者收录了18个对口援建省市的作家作品18篇，书写四川人民和援建队伍一起创造的重建奇迹，铭记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见证灾区的崛起与重生。后者收录了23位四川作家的作品16篇，以文学形式记录了四川地震灾区的沧桑巨变，书写了四川人民坚强奋起的抗震救灾精神。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伍松乔推出了38.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作者历时两年的扎实采访，30多次奔走于3000平方公里间的北川乡村城镇。该书着眼于地震后至今发生在北川土地上波澜壮阔的当代奇迹，通过零距离、全方位的记录、见证、描绘、解读，成为迄今为止对于北川重生史诗的第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专著，深刻揭示了灾后重建的“北川奇迹”的谜底。

　　著名诗人黄亚洲的《我扶着四川歌唱》和著名诗人梁平的《汶川故事》是地震三年后推出的抗震题材诗歌力作。前者精选了120首诗/散文诗，回溯畅想了悠悠蜀地几千年历史留下的痕迹，以简练朴实的方式迅速记录灾难，不仅反映了抗震救灾过程中生命与时间赛跑和众志成城共度时艰的壮丽画卷，还揭示了普通民众的血与泪、伤与痛，体现出深度的人性关怀。后者是作者三年磨一剑的叙事长诗，打破此类题材中概念化的局限，在宏大的叙事结构中浇铸着诗人血脉的跳动和奔涌，将灾后重建的现实场景切入历史的纵深，用“故事笔法”展示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镜头，具有一种客观面对灾难的品性与力量，呈现出面对灾难的社会群体、精神涅槃与民族气度。

　　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贺享雍推出了首部关注精神重建的长篇小说《拯救》，歌颂了乡村基层干部在抗震救灾中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弘扬了基层党组织执政为民的朴实情怀，展现了在突如其来的巨大自然灾害前，受灾群众的不同心态和行为，人性的伟大与卑下共存。既以慷慨悲歌颂扬了人性中神性的部分，也锋芒毕露地鞭挞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卑劣，从而提出了“精神救赎”重于“物质救赎”的社会性思考。

　　（二）异彩纷呈、佳作迭出的文学创作

　　2011年，著名作家马识途老先生笔耕不辍，推出了长篇电视文学剧本《没有硝烟的战线》，这无疑是国内隐蔽战线题材的重要收获。2011年是小说的丰收年，佳作迭出，作家们都拿出了自己的厚重之作。主题集中于三个方面：地域文化、人物命运、人生信念。

　　1.隐蔽战线题材与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收获

　　著名作家马识途老先生推出了长篇电视文学剧本《没有硝烟的战线》，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作者认为，当下一些反映隐蔽战线的影视剧，在情节和表现方式上与历史的真实有一些出入，造成了观众对地下党工作、生活的很大误解，希望以此书纪念那些曾在没有硝烟的战线上奋斗牺牲的烈士们。本剧是根据马老过去发表的相关题材的小说改编而成。改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种再创造。这部电影剧本用文字塑造形象，记录历史，情节生动曲折而绝无向壁虚构，反映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内容。该剧讲述了一个叫李亨的青年，虽出身于川东一个袍哥家庭，但在大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组织安排到了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毕业后被组织安排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取得要职，送出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多次及时地挽救了地方党组织、挽救了同志们的生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线上的英雄。但同时，他却不得不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爱情，一直到晚年才和大学时期一起参加革命的贾云英走到了一起。该剧对于当下充斥荧屏的“谍战剧”无疑是具有纠偏作用和示范意义的，其革命历史叙事的创新性、独特性、地域性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和典范意义。

　　2.特殊文化背景之下的人物命运的诠释

　　在前些年的作品中，作家们的目光集中于历史、文化。试图通过人物的活动书写出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在这些特殊的文化属性中所孕育出的人的文化品格。《大河之舞》对于巴文化的书写具有代表性，罗家坝人的“尚武好斗”是古代巴人文化品格的集体传承。在2011年的小说创作中，人物的个体命运成为关注的焦点。作家们都是在哲学的维度上思考人物的命运：在某种严格限定的命运框架之下，个体的生命会呈现出何种色彩。安昌河、达真、罗伟章等的作品都是这种思考的上乘之作。

　　安昌河是一位多产的年轻作家，他的多部作品在网络上连载，有很高的点击率。安昌河善于讲故事，在他的讲述之下，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就像经过了发酵，变形，从中生长出别样的意味、悠长的思考。长篇小说《亡者书》在腾讯读书网上连载，后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在具象的故事中展开关于生命、命运思考的小说。故事虚构了一个短命的家族，家族中的成员都活不过38岁。当一个人明确地知道自己生命的限度的时候，如何拥有完整的生命？一个人的梦想又是如何支撑着一个人的生命？

　　闫连科的《日光流年》也写了一个短命的家族，这个家族成员的大限是39岁。每个成员在39岁或之前喉咙里就会长出东西，最终窒息而亡。但其终极原因是贫困、疾病所导致的死亡。所以，为了改变这种命运，现任村长带领村民们从外地接干净的水源。因此，人物抗争的对象是贫困和疾病。而《亡者书》中家族成员的大限是没有现世的原因的，它直指哲学意义上的“终结”。“我”的家族很富有，父亲给“我”留下了大笔财产，所以“我”所面对的死亡是一种无抗争对象的“无物之境”。“我”的先辈们为了改变这样的宿命，也进行过各种挣扎，但都无法逃脱这个宿命。

　　书中的三个主人公“我”、木耳、六福都生长于家族由盛而衰的“末世”之中。“我”只能活到38岁；木耳祖上是开妓院的，家族的没落是注定的。木耳是个抑郁症患者；六福早年离家出走，他的五个哥哥都因此而死于非命，祖上基业也毁于一旦。这三个命中注定不幸的人用自己的方式超越着似乎不可抗争的宿命：“我”认为“生命的完整不是以长度来衡量的”，“我要追求一个完整的生命”。于是，“我”给自己的余生定下了三个目标：一，帮助木耳完成一部有头有尾的长篇小说；二，和一个人相亲相爱并且跟她生养一个也会在38岁前死亡的孩子；三，让死神惊愕地看见一张幸福的面孔。他不打算像先辈一样做惨烈的挣扎，而是脚踏实地像常人一样恋爱、生子，平静地生活。木耳通过写小说来思考人生，但抑郁症使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无一例外”地意外死亡，他的小说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如何让自己笔下的人物能够正常地“寿终正寝”成为他的生活目标。而他笔下的人物与他本人忧郁的生命互为隐喻。六福现年已九十多岁，出身于大户人家。由于父亲的多疑和眼疾，常年生活在黑暗中。六福是父亲最为宠爱的小儿子，也被父亲禁锢于黑暗中。一个没有“杀戮、欺骗、伤害”，明净、美丽的梦境，成为六福毕生的追求。

　　六福在外流浪多年，当过乞丐、土匪，被国民党拉过壮丁，在战场上杀过日本人。新中国成立后又因是地富子女受到批斗、劳改。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梦想，后来那个梦想具象化为一个明亮的玻璃房，在他众多的养子的帮助下，通体透明的阳光房终于修建起来了。而“我”和木耳短暂的、阴郁的生命是通过六福的执着追求而得以超越的：六福的完整生命使木耳完成作品成为可能；我为了完成早逝的木耳未完成的作品与六福相识，从六福完整的生命中我也窥见了生命的意义。

　　六福虽长寿，却历经风雨，命运多舛。看似随波逐流，其实生命过程完全在他内心强大信念的观照之下。其生命的完整不在于他的长寿，而在于他毕生对一个信念的追求。他的信念或许是虚幻的，但却是这信念使他多舛的生命过得如此纯正。

　　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第一次细致地表现了一个喇嘛集灵与肉的冲突、救赎与杀生的矛盾于一生的传奇人生。土尔觉从九岁被家人送进寺庙当喇嘛时起，生命的轨道即已确定。土尔觉是一个聪慧的喇嘛，以他的天资本可成为一个满腹经纶的高僧。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本情诗使他站在了神界和俗界的十字路口：“一边是通向光芒感召的天堂；一边是充满男女欲望的‘幸福’。”他与头人女儿贡觉措的相识更是让他坠入了欲望的深渊。仓央嘉措早年生活的藏南地区信奉的是宁玛教，僧侣允许结婚，而土尔觉所在的绒布寺信奉的却是格鲁教，严格禁欲。土尔觉陷于情欲与教规的矛盾冲突之中不能自拔，终被逐出寺庙。他和贡布一起参加抗日远征军后，又面临着教规教义与战争杀人的矛盾。“一个是吃斋念佛视一切生灵为伴的善徒，一个是拿枪杀人的战士，灵魂中植入水火不容的两者，他的生命也走入混乱无序之中。”他选择了做战地医疗兵，只救生不杀生，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战后他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当地——一个“被称之为‘万塔之国’的佛教国度”缅甸，为牺牲的战友守灵，让心灵重归和谐。

　　罗伟章的长篇小说《太阳底下》是从搜寻历史真相的角度来书写人物命运的。故事由主人公黄晓洋的日记笔记、其妻杜芸秋的访谈录、其与父亲的信件往来、作者记笔等几部分组成。

　　黄晓洋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致力于抗战时期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他的曾祖父曾祖母均死于南京屠城时日军的刀下。曾祖母被杀时，日军官在举刀的同时是否喊过一声“欧巴桑”，引发了黄晓洋对自己以前的历史观及人性观念的怀疑。为了弄清曾祖母之死的真相及细节，他从南京来到重庆，想从当年曾祖父的同事、尚健在的李本森教授处寻找答案。于是，南京大屠杀与重庆大轰炸时期李教授、安靖、父亲、伯父等人的传奇经历及细节在他面前轰然展开。在由数字组成的宏观历史表象之下隐藏着无数个人的隐私及不同的命运，而这些私密信息的展开勾勒出了彼时知识分子的特异个性。也正是这些特异的个性“为我们民族保存了文化的血脉和读书的种子”。

　　但这些文脉随着李本森教授的去世却面临着断裂。然而史学界仍然津津乐道于由数字和大人物组成的“大历史”，黄晓洋的“个体史学”处于边缘状态。他在追寻细节的“真实”的同时追求着人心的“纯净”。而当安靖的本来身份是日本人的真相暴露时，黄晓洋却无法承受这个最大的“真实”，选择了自杀。

　　作品在写作方法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主人公是要寻找历史的真相，但形式上由日记、访谈等构成有限视觉，因此情节线索扑朔迷离，人物的生命历程也波谲云诡。

　　在主题思想方面探讨了宏观历史与微观的个人史之间的关系。过往的历史叙事都是由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宏观数据等构成的“宏大叙事”、“大历史”，普通的个体是湮没于“大历史”表象之下的。近年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历史”叙事正趋于消解。由口述、回忆录等构成的个人史、家族史、少数族群史正方兴未艾，是史学观的一次新的变革。因此，黄晓洋对于家族先辈生活细节的追踪以及与史学界的矛盾正是这一潮流的体现。黄晓洋所搜寻到的细节所构成的个体的人生，通向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文脉——“士”，彼时由特异个性构成的“知识分子”，而这种特异的知识分子时代随着李本森的去世而“终结”了。

　　不过，黄晓洋之死有些不合情理。大历史与小历史之争是史学界的一个现象。黄专注于小历史与小说的意旨并不矛盾。史学观念的分歧本不会导致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自杀，即使安靖是日本人的谜底揭开，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谈资而已，与黄并无切身关系，也不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黄的自杀只能由心理层面来解释：专注于细节，无法统合历史的表相而导致精神分裂，这显然与作品所推崇的历史的“小叙事”所牴牾。合理的解释或许是，黄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遗绪，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亡。

　　3.对于康巴文化书写的新突破

　　2011年有两部作品——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对康巴文化作了浓彩重墨的书写，而且在语言和手法上都有新的突破。

　　康巴文化是一座富矿，因其地域的封闭、宗教文化的特殊和语言的隔阂一直以来为外界少有了解。用汉语写作能否传达出康巴文化的精妙，也是跨语言写作的难题。张承志当年曾有“美文不可译”的说法。不过近年来，在康巴这块汉藏杂居的区域，一批通晓汉藏文化的青年作家成长起来，创作出了一批精品，《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命定》便是2011年的代表作。

　　《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以两个家族——逃难的绕登家族和雅格喇嘛家族为主干，描写了康巴藏地近代以来亦真亦幻的传奇故事。这是神力逐渐式微向现代转化的时代，以活佛为代表的神迹时代逐渐过渡到以汉人为代表的无神时代。写作上有两大特点，其一，作品采用了两套话语体系：魔幻的语言与现世实在的语言。两套话语由一个超时空的叙述人“我”统一起来。“我”于1969年投胎为绕登与雅格联姻的后代，取名为晋美。投胎前“我”是无形的精灵，虚无缥缈，能自由穿越时空隧道，前知古人，后知来者。投胎后“我”进入了当下的实在界，通过我的亦真亦幻的视角，连接起了有神与无神两个时代。有神时代的魔幻与无神时代的实在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其二是辞条式的写作。一个个小辞条广罗地物风情、时代变迁。神迹显灵、神迹消失、天灾、人祸、麻风病、匪患、怪胎、活佛认定、活佛还俗、活佛隐遁、活佛再生、一个活佛三个真身、喇嘛坐化等，在辞条中一一铺陈开来。这些辞条都抵达了康巴文化的精髓之处。如一个活佛三个真身的现象，充分反映出宗教所受到的当下世俗文化的影响。

　　不过从小说的素材来看，至少是二至三部作品的内容，因此，几乎每个辞条都很短，不能充分展开，信息过于密集，想描述的头绪太多，主线不明确，导致阅读比较困难。

　　达真的《命定》是康巴文化写作的又一力作。小说围绕世俗青年贡布和年轻喇嘛土尔觉的传奇经历展开。

　　贡布英俊而强健，在草原集市上见到了美少女雍金玛，他用草原上流行的抢婚方式把雍金玛抢来做了妻子。同时还抢来了俊马雪上飞。两年后他骑着雪上飞参加麦塘草原的赛马盛会，夺得第一名。裁判却判另一部落的选手为胜。因不满判决，在部落间的械斗中他杀死了裁判，逃到康定，参加了抗日远征军。在战场上他英勇杀敌，壮烈牺牲。贡布短暂的一生展现的是康巴草原牧民敢恨敢爱的英雄气质。

　　而年轻喇嘛土尔觉表现的是“兽性、人性、神性”在个体身上的激烈博杀，是宗教精神与世俗生活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大开大阖的矛盾冲突设置中，鲜为人知的僧侣生活与寺庙文化向人们撩开了神秘的帷幕，人物的形象与个性生动而饱满。

　　虔诚的宗教信仰、严格的教规、炽热的爱情、残酷的仇杀、血肉横飞的战场，蓝天、白云、骏马、寺庙、草原，使作品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4.对于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人生信念的阐扬

　　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已然退出历史的帷幕，当下的时代只能用波澜不惊、平庸、破碎、琐屑来形容。在这琐碎的时代、琐碎的人生中，生命的意义又该在何处寻找？该在何处坚守？

　　林雪儿的长篇小说《妇科医生》中的两对青年人江小鸥和杨船、高子林和向白玉便在偏僻的小县城三江县完成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小县城的生活是平凡而沉闷的。江小鸥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家乡三江县妇幼保健院做了一名妇科医生。先后到保健院的年青医生还有高子林和江小鸥的室友向白玉。高子林喜欢江小鸥，但最后却和向白玉结了婚。江小鸥与诗人杨船结了婚。

　　时值开发大潮来临。作官、下海也强烈地引诱着这帮原本生活平静的年轻人。向白玉心有旁骛，弃医术医德于不顾，混迹于官场，由副院长、副县长做到了副市长的高位。杨船耐不住诗人的寂寞，也从政当了某要员的秘书，后又和高子林一道去海南经商，失败后当了市报记者，浮沉之中仍保持了当年诗人的正义感；高子林从海南回来后做医药推销，发了财。在金钱的裹挟下，向白玉在副院长任上就把保健院的地皮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在副县长任上将古老的青衣巷撤除，卖给了开发商；在副市长任上又把保健院让私人性质的阳光医院兼并了，赢利成为医院和医生的唯一目的。只有江小鸥谨记医大老师江尔杰的教诲：“妇科医生是替天使做事”，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天使的事业，医术日益长进，医德也日益增强，成为一名优秀的妇科医生。坚守医德的江小鸥成为金钱势力的打击对象，最终被排挤出医院。但她仍不为所动，白衣天使的使命成为她生活的准则，也成为她坚守的信念，让她在生活的潮流中不随波逐流，其平凡的生活也因为信念而焕发出光辉。

　　裘山山的长篇小说《我的爱情绽放如雪》中主人公追求的是一种雪域高原圣洁的精神。庸常乏味的职场生活，是书中主人公们走出都市，踏上开往拉萨火车的逻辑起点。

　　在一列从西宁开往拉萨的火车上，几个到西藏寻找爱情的年轻人相遇了。成都女孩于红和蓝天蓝同在一家公司工作。于红崇拜在网上认识的网友“骆驼刺”，于生活无聊之际打算进藏会一会这位网友。蓝天蓝的男友杨槐大学毕业时选择了从军进藏，驻守边防，蓝天蓝在杨槐和公司老总陈响之间徘徊。上海男孩黑子的女友到西藏支教，二人之间的爱情因此而出现了缝隙。昆明女孩紫薇身患绝症，想到圣洁的雪域高原寻找“生命的意义”。加上北京男孩白山是在西藏驻守边关的军人，此时正探亲归队；退役军人老黄，进藏凭吊早年牺牲、也是一对恋人的战友。最终，于红与白山相恋，蓝天蓝在杨槐与陈响之间选择了杨槐，黑子找到了女友，也决定留在藏区。这是一次寻梦之旅，戍守边关、援藏支教的人们清洁的精神、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让这群年轻人也经历了一次精神之旅，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蜕变，同时也都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情。作品将通俗爱情故事与网络时尚元素、雪域风情很好地结合起来，寻找到世俗生活与崇高精神的结合点。

　　在颜歌的长篇小说《声音乐团》中，古典音乐成为人们拾缀生活信念的精神寄托。

　　这是一部故事中的故事的元小说。小说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杨帆的回忆，一是刘蓉蓉的小说。出版社编辑杨帆的表妹刘蓉蓉是一个三流小说家。她以市第三交响乐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声音乐团》在报上连载。但尚未连载完，刘蓉蓉便在第三交响乐团的演出现场从看台坠落身亡。杨帆在寻找剩下的手稿和刘蓉蓉死亡真相的过程中，刘蓉蓉破碎的家庭及孤独的童年生活、第三交响乐团乐手们失业后的窘困生活一一得到回现。在刘蓉蓉的故事里，乐手们在乐团解散后的若干年里，历经了生活的重重磨难，“他们都是那样悲伤，孤独，伤痕累累”。挣扎与温饱线上、没有音乐的生活让他们的心理和精神都处于溃败的境地：“圆号手丧失的记忆，低音提琴手无法发出的声音，长笛手满身的伤痕，大提琴手骤然地衰老……”物质生活的匮乏不足以击垮他们，但没有音乐，却让他们穷困潦倒。所以，当一听到有人要重新组建乐团时，纷纷前来应聘。乐队打算通过演奏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来重拾生活的完整：“演奏了一次马勒第二交响曲，一切就会好起来，城市会再次分辨声音。”

　　作品元小说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得事实的真相无可辨认。两个叙述人杨帆和刘蓉蓉的叙述始终处于叙述—辨伪—再叙述—再辨伪的过程之中，“我们无法确知的是，哪一个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哪一个世界才是现时发生的”，生活的表象呈碎片状态。唯有马勒的第二交响曲——由“葬礼”到“复活”或许象征着乐手们向死而生的精神的再生。

　　（三）助力创新、助推发展的文学活动

　　2011年，文学界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4月7日至8日，省作协七届五次主席团会和七届三次全委会在成都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省作协2010年的工作，提出了2011年的工作要点。11月22日至26日，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四川作家代表团应到会28人，实到25人（杨牧、高缨、流沙河三位老作家因身体原因请假）。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吕汝伦同志任团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省作协主席阿来两位同志任副团长。德高望重的97岁高龄的著名作家马识途、87岁高龄的著名作家王火作为当然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本次大会上，经过民主选举，阿来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主席团委员，曹纪祖、梁平、杨红樱当选为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吕汝伦当选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团体委员。

　　2011年是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四川文学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和研讨会议，关注抗震题材创作，推出主题文艺精品。4月20日，由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作家协会、渠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四川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省作协创研室、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四川务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长篇小说《拯救》研讨会在成都举行。9月22日，由四川省作协、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羌族诗人羊子长诗《汶川羌》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9月30日，由新华文轩出版集团主办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在成都举行。研讨会对以抗震救灾为主题的三部优秀文学作品，进行重点探讨和评析。三部作品分别是《星星》诗刊主编、著名诗人梁平创作的长诗《汶川故事》，巴蜀文化学者伍松乔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以及著名作家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重生》。

　　四川文学界参与了多项全国性文学活动。5月29日至30日，首届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坛在京召开，20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辞赋作者出席会议，以“中华辞赋的传承与创新”“辞赋如何服务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生康乐、社会和谐与民族复兴”等为议题展开研讨。97岁高龄的著名作家、原四川省人大副主任马识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魏明伦，四川作家徐康、张昌余等应邀出席了大会。9月26日，首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该奖项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与广元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评奖范围涉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电影文学剧本。

　　此外，四川文学界还举办了多个重要活动。1月10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和遂宁市委宣传部主办，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和遂宁日报集团承办的长篇报告文学《绿色的力量——四川省遂宁市绿色发展模式解读》座谈研讨会在四川省作家协会举行。6月23日，为纪念建党90周年，弘扬红军文化，展示红色雅安，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雅安市委共同主办的“从安顺场到夹金山”主题采风创作活动启动仪式在雅安举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联主席郭永祥，雅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孟加，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黄启国，雅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旭，雅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芳琼，雅安副市长姜小林，雅安市政协副主席李毅，以及舒婷、何应辉等知名作家、书法家、画家出席了启动仪式。9月23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和成都市文联联合举办，《当代文坛》编辑部、李劼人研究会、李劼人故居博物馆、南充市文联联合承办的“辛亥百年与四川小说创作”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作家7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6月13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共乐山市委宣传部主办、巴金文学院承办的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林雪儿长篇小说《妇科医生》研讨会在乐山举行。6月18日，由自贡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自贡市作家协会四川理工学院宣传部和人文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川南诗会在自贡举行。8月20日，长篇地域传奇小说《曾溪口》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四川省文联、四川省作协、四川文艺传播促进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四川日报社、四川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9月5日至7日，由巴金文学院、甘孜州委宣传部和甘孜州文联联合举办的“甘孜州首届作家培训班”在康定举办。全州18个县、海螺沟管理局、州级各部门、四川民族学院、省藏校、甘孜军分区及部分企业等单位的优秀作家和文学爱好者150余人参加培训。11月23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与四川省作家协会创研室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西蜀论坛”在成都召开。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李明泉、文学所所长苏宁、副所长向荣、研究员王林、四川省作协创研室主任袁基亮、副主任孙建军等十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2011年，四川文学获得了多个国内重要奖项。鄢然、高师大编剧的大型话剧《午夜的太阳不是梦》获得“全国戏剧文化奖”，该奖项主要是为了奖励和扶持舞台剧电视剧广播剧的优秀剧本和戏剧论文，除了文本评奖外，该奖项还增加了舞台艺术的综合性评奖。因其具有广泛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被业界誉为“纯专业评奖”。四川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创作中心主任、一级作家武志刚的剧本《杨柳村里的年轻人》获得夏衍杯剧本奖。此前武志刚已凭借《生生不息》和《城市里的蒲公英》两次获得夏衍杯剧本奖。此次获奖，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全国电影剧本最高奖唯一的三连冠。夏衍杯剧本奖即原“中国电影文学奖”，是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政府奖，自2006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旨在提升中国电影产业质量，为全国电影生产机构提供给精品剧本。煤矿诗人冉军的诗集《红与黑的颂辞》和评论《中国煤炭诗精神史小议》获得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由中国煤矿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是煤炭行业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始于1982年，至今已举办了6届。这是作者继第五届煤矿文学奖后再次获此殊荣。巴金文学院第七届“茅台文学奖”自2003年设立以来，先后颁发给了阿来、裘山山、邓贤、麦家等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成为四川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本届茅台文学奖评委会综合考量签约作家近两年的创造，经评委会认真评议，决定将巴金文学院第七届“茅台文学奖”授予羌族诗人羊子、军旅作家王棵。四川省作协会员、《报告文学》首批特聘作家向思宇的报告文学作品《筑巢——汶川大地震破碎家庭重组纪实》获得新世纪第五届《北京文学》奖。两年一届的“新世纪《北京文学》奖”由《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囊括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诗歌和评论六个体裁。自2003年至今已颁发五届。阿来、严歌苓、贾平凹、苏童等名家均曾获此奖项。

　　四川是公认的文学强省，文风兴盛，名人辈出，佳作不断，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需要看到，四川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精品不够多、名家不够多。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实践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和永不停歇的动力。文学工作者需要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与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自觉肩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责任，努力创作生产更多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影响力、吸引力显著增强的优秀作品。要继承传统，立足地域，面向全国，走近生活，记录历史，呼应民意，努力创作具有中国气派、巴蜀风格的精品力作。四川文学产生了精品也需要更多的精品，推出了大家也需要更多的大家。四川文学需要努力达到与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相适应的强势文学态势，从而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强大的内容支撑、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把四川建设成真正的“西部文学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