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看”北京

　　说自己是外省人，并不是谦虚。相对于京城，老家四川省古蔺县真的很“外”，陆路就隔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个省，尤其要命的是，要翻秦岭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如果水路入川，中间隔得就更远了，换在万恶的旧社会，单是过长江三峽，就要冒把命丢进长江喂鱼的险。就是现在坐飞机，也得将近3个小时。

　　这样遥远的“外”，在20世纪70年代，我对北京就只有遥望的分。

　　儿时心目中的北京，很神圣也很神奇。觉得她整天都浸泡在金色阳光中，整个城市一天到晚都发出神奇的光芒，就是晚上太阳也不会落下来。天安门广场似乎永远都是红色的海洋，好像毛主席随时都站在城楼上，对着红色海洋上欢呼的人挥手。梦中，常有鲜红的太阳在天安门城楼升起来，彩霞满天飞舞，金水桥下水如金，飞珠溅玉，而且那水特别香，比我们老家古蔺山上的兰花、香刺花还要香。生出这样一些想象，当然是因为音乐老师教的歌：

　　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唱这些歌的时候，北京就在我的想象中成了神话传说中的宫殿——站在天安门上肯定能摸到云彩、天空、星星和月亮。当然也就生发出了对北京的神往，对北京人的羡慕。那些命好生活在北京的人，就是住在天堂——他们要是感冒了，鼻孔里出的气也应该是香的。这一辈子要是能够闻到天安门城墙的气气，能够在天安门广场上打个滚，就值了。

　　这种神秘自然还加上旁人的传说：刚改革开放到北京读大学的邻居回来说，北京大得很，到处都是高房子。是怎样的高呢？他解释，从北京到成都到泸州再到古蔺，路越来越狭窄，车越来越少，房子越来越矮小，在古蔺车站下车时，仿佛一跳起来就能摸到房顶。而车站的房子，在我们古蔺县城是属于排名第三的雄伟建筑。

　　古蔺县实在是外省的“外省”。

　　亲眼看北京

　　20世纪90年代，终于有机会到了北京。而且让我没想到的是，以后又多次去。

　　可能是因为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人成熟了，眼睛怎么看也看不到儿时梦中的神秘。天安门城楼当然雄伟壮观，但并不是神话中那样高，就是在城楼上搭上几千架梯子，也撑不到天上。金水桥，并不是想象中彩虹一样飞舞，桥下竟然没有水，当然就不飞珠溅玉；广场虽然大，可人多车多，没有大海的感觉。身处实地所见的北京，并非处处金光闪闪，不能让人随时从心里冒出神圣崇高的宗教情愫，就想要抽那些写歌人的大嘴巴——怎么能这样忽悠人呀？

　　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北京的大。我们那偏远的山城给予我的想象力，自然让我无法想象出北京的大。比如，北京机场随便削一个角落，就比我们泸州机场大；同行的人说，一走进北京机场，人就显得小了；从下飞机到取完行李走出机场，就要一个多小时；在北京，一个半天你就只能坐车出去办一件事，而且还要运气好不堵车；我先后去了北京上十次，至今仍然找不着北——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智商特别菜。

　　看北京的大

　　北京的大，除了城市占地大，当更有建筑的大。北京的高楼大厦很多，和上海、香港都有一比。我们四川的高楼大厦要是和北京站在一块儿，基本上没有说话的分。可是，在北京真正能够让我心动的，居然不是那些高楼大厦。

　　在北京，让我心动的是那些外形并不耸入云霄的建筑。很奇怪，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都不高。不过这些建筑却都要让人在精神上仰视——以宗教般的情怀仰视。

　　在儿时的臆想中，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不高。可当我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时候，下意识地就要仰视，那上面的每个字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那些舍生取义的人生命的化身——他们当然有资格耸入云霄。还有就是走上人民大会堂的阶梯，每迈一步都有翻越泰山之重。这可能是出于一种道不明的思想——神马都是浮云，天地之外，最为崇高永恒的应该是人民！在国家博物馆，那些远古的人体器官与植物种子化石，那些拙重的青铜器，那些动物骨甲上明灭如烟的文字，让人的血管里刹那间就轰鸣出黄钟大吕般的古朴、洪荒、悠远、苍茫。你甚至情不自禁地要在心头跪下来，叩问前世今生的血缘。

　　再比如北大，感觉中她的校门必然高大巍峨。你想一下，在中国，一个青年如果说他是北大学生，就相当于在说他是天之骄子，比说他在国务院上班脸上更有光彩——有一枚北大的校徽挂在胸口，曾经是许多中国人的梦，也是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梦。当然产生北大校门必须高大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外省一些大学的误导：它们不管自己是不是有历史沉淀与文化内涵，是不是有天下风从的学术水准，是不是有影响一代的精神大师，首先就要整出一个非常吓人的大门——金碧辉煌，富丽壮观，花岗石、汉白玉能上的全上。而作为中国学府老大的北大，校门却很低调，比如西校门，狭小，低矮。别致之处，也就是门檐上那些清代风格的装饰，但却没有我所看到的一些同样清代风格装饰的王府府邸有气派，如果不是挂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牌子，打死我也不相信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北大校门。然而，站在这里却会让人产生一些很高调的臆想——我那时的感受是，似乎有巨雷在那校门内轰鸣，有闪电在学校上空舞蹈，并且，分明有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呼喊着，潮水一样的热血青年打着旗帜从校园里冲出来，把那雷鸣电闪与山呼海啸推向中国的四方八面……

　　幻觉，纯粹是我的幻觉。但应了一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北京的大，是精神的大，是历史的大，是文化的大。让你从内心深处感慨：高山仰止。

　　当今中国，有高楼大厦的城市很多。比如，深圳就是高楼大厦堆砌起来的，楼房都很高。但给人的感觉，那是钱在喧响，与我们无关——它们的耸入云霄，更显得我们自己包里银子少得可怜。当然，更要命的是它们与精神无关，与文化无关，与历史无关，不能让人从心灵中生出仰望。所以自然就显得很轻飘、轻浮。我在看深圳最高的京基100大厦时，也产生过幻觉——似乎一阵风吹来，这座440多米高、世界排名第八的庞然大物就会随风飘走。

　　看天安门升旗

　　朋友从北京回来说，到北京必须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因为这是中国大地上最正宗的升国旗，是以国家的名义举行的仪式。

　　我自然就去看。凌晨4时就往天安门赶——那天的升旗时间是4时45分。天雨，晨光熹微，曙色朦胧，天空看上去很低，布满了一团团、一层层、一片片青灰色的云。长安街、天安门广场都显得空旷而幽静。但广场中央，却热闹而拥挤，许多人与我一样打着伞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广场上。升旗台附近已经围满了人，我好不容易才在人群中挤出一个站位。

　　大约是4时40分吧，不知是谁突然说一声“来了——”人头更加攒动，所有的目光不约而同投向了天安门，投向了金水桥，投向了国旗护卫队前的五星红旗。全场顿时哑静，清幽的曙光中，36名国旗护卫队战士从天安门中心拱形城门整齐走出，护卫队踏上金水桥，军乐队奏出豪迈响亮的《歌唱祖国》乐曲，穿过长安街，走向广场升旗台。国歌的声音骤然奏响，随着升旗手英姿飒爽、潇洒利落地一挥手，国旗便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上升。天与地刹那间呈现出庄严、神圣、崇高——那清冽而雄壮的乐声，如同是从珠穆朗玛峰上清空拂来，是从黄河的波涛上激荡而来，是从南海日出的碧波上灿烂飞来，是从大地子宫中喷射出来，又好像是从国人最深的心底呼喊出来。这样的声音是华夏子孙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归宿，情感的呵护……

　　升旗仪式结束后，雨居然住了。让我更要“居然”吃惊的是，天空中那些青灰色的云团、云块、云层，不知何时已镶了金边，并且在流动，并且又幻化出红色——天安门城墙上空已为朝晖染红，金红色的太阳呼叫出鲜血一样红、玫瑰一样灿烂的霞光，洒向大地，洒向城市。原本静穆在晨曦中的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立时就在朝晖中红光满面，气象庄严。太阳就如同一个仪态万方的歌星，攀上天安门城楼，激情登台演唱……

　　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这就是中国北京设置的时间节点。

　　我的“居然”还在进行，不经意间，一道彩虹倏然飞来，俏美在人民大会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让晨曦中伫立的人民大会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生出了妩媚、婉约、优雅、圣洁——与天相接的圣洁。

　　住在北京的朋友羡慕我好运，说他已经10多年没有在北京见到彩虹了。

　　“看”天安门广场

　　看升旗自然就看了清晨的天安门。这个时分的天安门，人少，车少，空气透出爽人的清新，广场因此显得清远而宽广。人站在小雨之后广场灵秀的花岗岩条石铺的路上，沐浴在晨光中，说不出的心旷神怡。看来，我之前白天去天安门广场，完全是白去了。

　　城市广场是城市的脸面和客厅。天安门广场的脸面很大，占地面积44公顷，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80米，地面全部由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浅色花岗岩条石铺成。从政治上讲，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而从城市的建筑上讲，天安门广场就是北京的心脏地带。它的脸面实在太大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广场、莫斯科红场、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巴黎协和广场、墨西哥宪法广场、西班牙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布达佩斯英雄广场——这些世界上大名鼎鼎的广场，在它面前都是小兄弟。

　　由明永乐大帝朱棣一手操办建成的天安门广场，在明、清两代500年间，是国家庆典与皇帝出行的舞台，比如新帝登基、皇后册封都要在天安门城楼向广场民众颁诏；比如皇帝出征，赴太庙祭祖也必经广场。用途大致就是这些。所以，可以肯定朱棣在下诏建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绝对没有这样长远的眼光：将天安门广场建为20世纪以后中国重特大政治事件的舞台。在中国，还找不出这样一块不到二分之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这样多的思想、激情、纠结。也许，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也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地方。

　　天安门广场实在让人不能小看。其实，北京的任何一个旮旯角角，你都不能小看。也许，那只是西单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胡同，也许那只是海淀区一条不起眼的狭窄街巷，但这胡同这街巷可能就曾经有王公大臣走过，有副部级高官走过，有影响过中国文化的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大师走过——而在我的故乡，那个赤水河边的山城，运气不好的年头，连一个副省级官员的影子也看不到。

　　天安门有一个地方，我本来应该去参拜的，但一直没去成。那就是“毛主席纪念堂”。我去北京大都是行色匆匆，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时间去看，有两次特意去看时，却没开放。就只能在外面看 “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就只有看着字发呆。发呆时就在想，里面躺着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和我曾经见过的许多离开人间的中国老人应该没有多大不同，都是黄皮肤、黑眼睛、说汉语。区别只在于其他老人逝世后或者火化，或者装进棺材埋入黄土，而纪念堂里面的老人是用现代科技将遗体保护，供人瞻仰。我只是奇怪，这样一个中国老人，怎么就能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又怎么能够让与他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我，上小学时要当红小兵保卫他；高中毕业下乡时，要热血沸腾地写决心书，向他信誓旦旦保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仰视北京

　　北京是在鸟瞰中国大地。外省看北京必须仰视。

　　因为北京是首都。首都就是首，是头，是大脑。那些在中国大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所有社会组织，头几乎都在北京。

　　有一句话叫“北京看全国都是外省”。中国的事，只要沾了“北京”二字，似乎就有了格外的神通。比如，任何会议只要是在北京召开，就有了全国的味道；而本来是全国性的会议，如果放在其他城市开，其“全国”的含金量就要打折。所以，就有人参透了这其中的玄机，在北京租一个破房子，打了北京的招牌，到全国唬人。而且，还唬人的是，他们为外省人举办的什么新闻发布会之类的会议，如果要请领导出席，随便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的，如果请的是知名人士，那就基本上都与国家领导人有师生或者亲属关系。

　　但你外省不服不行。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会议——北京为申奥专门举办了《萨马兰奇与奥林匹克》一书中文版首发式。首发式是在五星级宾馆中国大饭店举行。17时整，萨马兰奇迈着他稳健、热情的步伐，以极为绅士的风度走进了会议厅。在他身后是国际奥委会第二副主席高斯珀，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以及中国政界高官……我曾写下那时的感受：“萨马兰奇在我前侧面走来，并对我投来一个长者仁慈的微笑。我左手拿着相机，右手激动地扬起，向距我只有不到三米的他致意，而他竟然也友好地扬起了手——世界是太大了，巴塞罗那与生我养我的赤水河相隔何止千山万水呀，但我亲眼见到了执掌世界奥林匹克的那位慈祥的老人，他微笑着扬手致意，从我身边走过！”现在想来，我只是吃惊萨马兰奇很矮小，也就1.6米左右吧，但他脸上那种坦然自若、举重若轻的神态，那种大气沛然、叱咤风云的举止，硬是让你不得不服气，这样一个首发式，是京城气度、国家气派、国际档次！

　　英国作家大卫·米勒写道：“世界上有五种通用的语言：金钱、政治、艺术、性爱和体育。”我们来看排在第一位的“金钱”。 在北京西二环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是中国金融一条街，集中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中国最高金融决策和监管机构，自然还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金钱的重大决策都在这条街上酝酿、讨论和最终形成。每天的资金流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100亿是什么概念，你自己动脑筋算，要多少车来装；你自己想象一下，压在你身上，你会不会被压死。

　　突然就产生了一个奇想，在人还没有在地球“上市”的时候，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比如海滩、草甸、湖泊、沙漠、雪峰、山峦，都是“排排坐，吃果果”的兄弟姐妹，没有高低胖瘦、尊卑贵贱、文明荒蛮、重要次要、中心边缘之分，都只是整个地球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仅仅是组成部分。人来了后，才整出了中心边缘、发达落后、尊卑贵贱这些说法。于是就有了居住过24个皇帝的京城北京，就有了我们那“山高皇帝远”的外省山城。

　　“看”北京消逝的面孔

　　最近一次到北京，朋友专门开了车带我在北京城里转悠——与在洛阳、开封、咸阳、杭州这些古都的经历一样，说是在“城”里转悠，其实就是在街道上行车，根本看不到古城楼，也看不到古城墙。所以，我的朋友就只有指着窗外介绍，“这里原来是一片胡同”“这里原来是顺承郡王府”“这里原来是城墙”，居然还——指点出朝阳门、阜成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西直门、东直门、安定门、永定门的位置。我“兴致勃勃”地随着他的介绍看那些“这里原来——”，看到的都是皇帝的“新衣”。

　　“这里原来——”曾经活色生香地标志出中国最后一个古都历史的面孔，张扬出北京繁华如梦的记忆。北京是比较幸运的，她不像西安、洛阳、开封那些古都，一次次地在战火中挣扎呻吟，最后在人间蒸发。历史上除了李自成烧过一把火，英法联军烧过一把火——这两把火虽然烧毁了圆明园这样一些美丽的皇家园林和建筑，但都没有动摇到北京的根本。所以，在50年前，北京城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存完整的中世纪都城。这个都城的实体可以如此去推断，1629年11月，清皇太极率十万大军围攻北京，从四面八方攻城。冷兵器时代，北京最主要的抗击手段就是坚固的城墙。一个月后，皇太极丢下上万具尸体无功而返。你由此就可以想象北京古城是什么气象和格局，比如传令兵如果要从北面的德胜门跑到南面的广渠门传达军令，至少要跑一个钟头。

　　1924年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龙仁在他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对北京西直门的建筑艺术和内涵是这样评价的：“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非凡。沿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接近城门时，远远就可看到耸立于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巍峨的门楼。从城外接近此门时，但见方形瓮城和城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门楼与略低于它的箭楼，配合得十分协调，两楼线条笔直，轮廓鲜明，造型雄劲有力，侧映在城下池塘中(指护城河)，更增强了气势磅礴的效果。东北部被一段专门的墙隔开，里面是一处环境幽静的寺院，内有几间屋，几株美丽的树和一座精心培植的花园……”

　　然而，随着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等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被野蛮愚蠢地拆除，明清城墙整体摧毁，奥斯伍尔德·喜龙仁所描述的一切，就成了天方夜谭。

　　悲剧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中国要建新北京，方案是“推陈出新”，拆除古都。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痛哭流涕坚决反对。但决定古都命运的声音来自最高层——于是，北京的古城墙就连同天津、上海、南京、济南长沙、开封的古城一起灰飞烟灭。梁思成再怎么痛哭也是白哭。

　　三朝古都于是轰然倒塌。

　　对于任何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情感的依托、心灵的记忆、精神的支撑、创新的源泉、生命存续的筋络与血脉。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前人心血与智慧的尊重，对文明成果的尊重。土耳其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北京，你还有多少面孔让你的子孙后代难忘？

　　外省人也可以平视一下北京

　　一个外省人到了北京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不过，在有些时候和有些事情上，外省人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们外省的城市虽然也堵车，但与北京比，就是“班门弄斧”了——北京堵车天下第一，首都成了“首堵”，从天上看下来，它因为经常堵车，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我一个同学的公司在三环以外，接我电话要他6点进城吃饭，脑袋“轰”一声就大了——那个时段简直无法开车。平时，他下班后要等到至少9点才进城回家。而那个时候，我们小酒早喝了，或者正躺在客厅沙发上舒服地看电视，或者已经和几个“麻友”热火朝天地打上了麻将。

　　要说到吃北京就更不敢恭维。早上街边的面条就是勾点酱油，放一撮香菜碎叶，或者就是豆浆油条而已。在我们老家，随便一个面馆就有10多种让你选。去吃川菜，要排队等喊号，味道不正宗不说，价格比四川要翻几个滚。据说20世纪80年代，作家沙汀从四川到北京接替何其芳当文学研究所所长，半年后就吵着要回四川，所长的位子谁想坐就来坐。因为他实在水土不服，整天的大白菜吃得要吐，只想着成都冬天的炖猪蹄子，再烫上青葱水嫩的豌豆尖，蘸鲜辣的红油海椒。

　　老家邻近的叙永县，有一个人在北京发展得着实了得。比如他要回四川，从出家门开始，就是四川这边在替他安排，到了县上，少不了还有大小头面人物陪同。但儿子上高中择校时，却找了一个正部级高官的秘书才摆平。而在我们老家，只需要一个正科级说句话，就能够搞定。一次他回故乡乡场上，遇到一个做猪鬃生意的发小——就是倒卖猪毛的。他那发小因为忙着要进城，就告诉他，随便在乡场上哪家饭馆吃饭，吃完后报上他的名字就走人。临上车时，却给了他一句猛的：老兄，我要到了北京，吃完饭后，报你的名字能走人不？

　　北京的房价高得吓人。我们一个老乡是商界的成功人士，在东直门那边买了一个四合院，大概有300多平方米，装修成私家会所用了上亿元。而在四川，花上一两千万元，就能够做出一个很有档次的酒店。

　　北京的生态，也很让人纠结。这些年来北京湿地减少的面积，已相当于两个海淀区；缺水城市的国际标准是人均只拥有1000立方水，而北京人均只有300立方水，是缺缺缺水城市；哦，还有沙尘暴……

　　上面这些东东，与我儿时想象中金色的光芒、彩霞飞舞、神话般的宫殿，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看来，外省人其实也可以平视一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