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是大儒荀况的入室弟子，是秦国丞相李斯的师兄。求学时，李斯的成绩不错，韩非的功课更为出色，门门为优。不过李斯自有李斯的优势，他口才一流，想法转得比风车还快，城府藏得比古井还深，而且善于见风使舵，揣摩别人的心思特别准确。韩非的笔头子超强，但他患有口吃的毛病，言谈明显有障碍，口才就别提了。他曾经上书劝谏韩王安，韩王安未予采纳。

　　在韩非之前，法家已形成三派：申不害重“术”，人主操控群臣如操控牵线木偶，忠奸得辨而赏罚得中；商鞅重“法”，以严刑厚赏推行政令，有功者不缺奖赏，有罪者难逃惩罚；慎到重“势”，助人主集威权于一身，使之能够镇压一切反抗的力量。韩非属于法家中集大成者，他综理三派的精义而为一家之言。

　　虞卿因孤愤而著书，韩非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痛恨那些治国者尸位素餐，不仅不能努力修明法制，因势利导，驾驭群臣，任人唯贤而富国强兵，反而重用一些禄蠹，祸国殃民。他认为儒家学者喜欢引经据典，以先王之语非议法令；尚武的侠客喜欢好勇斗狠，触犯刑律。统治者在和平时期优待沽名钓誉的人，一旦国家有难才想到启用那些能够抵御外侮的忠诚之士。庸碌之辈安富尊荣，真正的人才却很难获得俸禄。令他感到悲哀的还有清廉正直之士遭到奸邪谄谀之徒的迫害，竟无处申冤。眼见韩国大踏步走向毁灭之途，于是他自出机杼，著述十余万言，抒发内心的愤懑，阐述独到的见解。其中最出色的篇章是《五蠹》和《孤愤》。

　　在《五蠹》中，韩非论证了法治的合理性，将当时的儒家、纵横家、游侠、国君的亲近之臣和工、商业人士指斥为五类蛀虫。他主张国家应该特别优待耕战之士，清除五蠹之民。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

　　“真正的圣人不指望照搬古法，不效法常规。要是抱住古代的典章制度不放，想依靠它们治理当今之世，就无异于守株待兔（这则寓言的原创版权属于韩非）。

　　“古人之所以连天子都不肯做（例如许由逃尧），是因为那时候的天子非常劳苦（例如大禹治水），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好处。现在可就不同往昔了，一个县令去世，他好几代的子孙仍有车子可坐。所以一个人可以推掉古代的天子不做，却不会辞去当今的县令职务，因为待遇的差异太大。这种事以好处多少来决定，并非古人具有高于今人的节操。

　　“时代不同了，行事的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周文王只有百里之地，施行仁义，最终称王。徐偃王有五百里地，他效法古人，施行仁义，结果被楚文王视为心腹之患，兴师灭掉了徐国。这说明，仁义可以在古代建功，却不能在后世奏效。

　　“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