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明代史研究者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尤其通过现代性的合法逻辑，我们必然要与传统政治的视野分离，20世纪的新史学运动之后，兴起了两个主要的研究趋向，或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经济社会进步论证，为史学研究寻求新的视野；抑或从现代政治的视角，通过与传统政治割裂，从而找到另一条史学写作的合法途径。当这两种现代性的观念成为了史学工作者的潜意识的时候，他们会自觉将自己的视线调整与此两种观念同步，以期史学研究能够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

　　处身现代史学中的明史研究自然也不会例外，无论是民国时期老一辈的明史研究者，还是21世纪涌现出的新一代明史青年学者，也都依从现代史学的步伐，将现代性的视野融入到明史研究之中。前者如从日本政法大学归来的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虽形式还是传统的，但治史的视野却是现代的，通过对于明代皇权政治的批评，孟先生为之后的明代政治史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即通过现代政治的视野对明代政治进行研究。而后者如胡吉勋博士对“大礼议”的研究，通过对时局人事变动的探讨，认为明世宗为了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所施展的一系列举措，加深了帝制时期皇权不可挑战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在朝廷中的影响。这一结论与孟森先生对明代政治史的评价基本一致，也证明在政治史研究中，通过现代政治视野对明代政治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了不言自明的传统。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辩后，对于中国历史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就逐渐成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而作为晚期封建社会的明代，其的重点还不仅仅限于对封建社会经济的研究，而且在资本主义萌芽、日本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对商品经济社会的研究也不断成为明代史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个背景下，将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衡量明代社会的标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通过这一标准，田澍先生将“大礼议”中张璁、桂萼等人判定为社会革新力量，通过这一角度对“大礼议”进行讨论。

　　这两种正统的现代性历史观，对明代史学研究而言几乎是交叉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对于明代政治史研究一般会采取现代政治的角度，而对社会史则会采取经济发展的视野。因为现代研究的专门化，这两种导致不同结论的做法也不会产生实际上的冲突。然而，分科并不意味着明代史学研究的这两种视野不会产生碰撞。在“大礼议”这一问题上，它们便产生了具体的碰撞。政治史研究者往往认为杨廷和为首的朝臣，通过“大礼议”事件，限制了皇权专制的蔓延，从而表现出现代政治的品质。而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则认为张璁、桂萼等人，通过“大礼议”事件，打击了封建保守的政治势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