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上修德第一事——经筵

　　明朝自开国以来，即十分重视经筵讲学，英宗正统元年（1436），经筵作为正式制度确立。《明会典》谓：“国初经筵无定日，或令文学侍从之臣讲说，亦无定所，正统初始著为仪，累朝因之。”

　　对于讲官来说，经筵日讲是将经典大义、圣学心法以明白易晓的语言教授给皇帝的过程。因为是与皇帝接触最为密切的官员之一，经筵讲官常常被赋予重大的训导责任，不仅要通过讲述典籍来使帝王明白致治之道，更要将现实的政务利弊体现在讲学中。曾在世宗南巡时掌翰林印的陆深认为经筵讲官应“条列类陈，庶几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尽；给事中御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县有负之而不能达者，皆得以次上闻”。嘉靖之前，经筵日讲之暇与皇帝议处政务并非罕见。在《典故记闻》中，曾记载了孝宗与经筵讲官议事故事：

　　经筵毕，上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辈商量。”溥等每本议定批词，录于片纸以进。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

　　嘉靖时，经筵面奏也曾有事例：

　　经筵面奏，近世无闻。惟嘉靖甲申夏，吕修撰柟言五月十二日，献陵忌辰，是日讲筵，君臣不宜华服。己丑夏，陆祭酒深言：讲官讲章，不宜辅臣改撮，使得自尽其愚，因以观学术邪正。

　　虽然在嘉靖朝的经筵中，谈论政事的情况较少出现，所谈之事也莫不与经筵相关，但可以看出，经筵官还是保有此种权利。

　　出于经筵有为帝王“讲明道学，涵养德性”的地位，作为宣讲者的经筵讲官自然至关重要。在遴选标准上，往往要求德才兼备，“学问贯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识达大体”，同时考虑其风评，“如或其人心术不正，立心行己，素无善誉者，不得滥预”。

　　对于帝王来说，作为“君上修德第一事”的经筵日讲更是其是否勤政与向上的重要标志之一，凡出现帝王怠惰厌学，罢免讲筵的情况，就会遇到百官的上疏谏诤，以尧舜及先朝祖宗的勤学来勉励或鞭策，务令其认识到懈怠的严重性，重新整顿精神，以免一曝十寒。

　　另外，各突发事件所预示的灾异也可能与经筵联系起来，作为对皇帝劝勉的方式之一。成化时，南京午门正楼遭到雷雨袭击，时工部给事中黄甄等便上疏宪宗，希望其能坚持“三日一御经筵讲学”，惟其如此，则“聪明日广、君德日修、圣治日弘、不惟灾异可弭，而所以感召和气、巩固基图者，举在是矣”。

　　然而，尽管经筵得到如此高的关注，仍有不少帝王通过各项借口罢免，嘉靖之前的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