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鼎臣作为嘉靖时期的阁臣，但其政治生涯却橫跨孝宗、武宗、世宗三朝，最终得到世宗皇帝的信任，屡经言官弹劾而始终荣宠不衰。在其六十八年的生涯中，既在庙堂上以精彩的经筵讲授博得世宗的赏识，也因为家乡昆山修筑城垣获得百姓的称赞；曾上疏世宗皇帝要求进行土地清丈，也支持过欧阳铎、王仪等人在江南进行赋役制度改革。此外，顾鼎臣的宗族思想亦是顾氏宗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顾鼎臣相关研究

　　在寻找相关研究著作时，笔者首先关注的是有关顾鼎臣的专题研究论文与专著，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仍相当的单薄。以顾鼎臣为主要内容的专著至今未见，以其为主题的研究性的论文同样罕见。

　　关于顾鼎臣个人的文章，大体以介绍顾鼎臣为主，如杨瑞庆《清官顾鼎臣》，介绍了顾鼎臣生平，顾氏祠堂的现状，并从减免税赋、筑城抗寇、仗义公断三个方面介绍了顾鼎臣对昆山百姓的贡献，因为顾氏祠堂中所立曹端《官箴》中“公生明廉生威”的两块碑石，将顾鼎臣认定为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但事实上，在顾鼎臣生平事迹中，关于廉洁的历史记载并不多，在其文章也没有叙述详细。同时，其用苏州评弹《顾鼎臣》故事来讲述顾鼎臣的贡献，缺乏确实的史实依据，这并不可取。

　　石雨《状元宰相顾鼎臣》从顾鼎臣所撰《状元图考》收录至明万历四十一年，认为作者应该为多人，而现代突出顾鼎臣则是因为其名气较大。同时，也介绍了顾鼎臣在民间文学中的形象，和正史中的形象，并简述了顾鼎臣江南赋税改革及筑城事迹，认为明史“素柔媚，充位而已”的评论有失公允，是一篇较为严谨的介绍性文字。

　　佚名的《出身低微的状元宰相——顾鼎臣》是一篇较为详细的介绍顾鼎臣的文章，其包括了顾鼎臣的生平、正史评价、少时故事、考场故事、青词结主、功绩等，从丈量田亩、裁减江南赋税、请求纾民解困、修筑城池四个方面对顾鼎臣进行评价，认为其是一位能关心百姓困苦、关心朝政大事的好官吏，同样较为严谨。

　　星华的《被戏剧化了的顾鼎臣》介绍了有关顾鼎臣身世的传说，认为是其具有传奇性、戏剧性的经历，成就了顾鼎臣能在市井文化中广为流传，但其所依据的仍是市井传说，正史中无载，真伪不可辨。

　　在研究中有部分涉及顾鼎臣的著作则较为分散，涉及经筵研究、青词研究、苏州文人文学研究、明清望族研究、及以顾鼎臣为作者的作品研究等方面。

　　顾鼎臣是世宗初期著名的经筵讲官之一，他往往在对明代经筵进行研究的论著中被提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为朱鸿林先生的《嘉靖皇帝与其经筵讲官的互动》，将顾鼎臣专门提出一节《成功的经筵讲师——顾鼎臣》进行论述。在此节中，朱鸿林先生对顾鼎臣讲筵过程进行梳理，指出了作为经筵讲师，顾鼎臣具有灵活的头脑和自信而谦虚的态度，既不盲目追随传统的评注，敢于大胆创新，同时又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在讲筵中，他往往能运用各种技巧，给世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的讲筵内容，又往往和平中正，对世宗既有所劝诫，又有所启发。所以，世宗对顾鼎臣的讲筵大加赞赏，并对其信任和宠爱。

　　朱鸿林先生详细提出了顾鼎臣在进讲《尚书·洪范》时对蔡传的质疑，及由此引发的后续事件。世宗因为对顾鼎臣质疑经典的行为感到不安，进而向杨一清和桂萼求证。朱鸿林先生认为，尽管杨一清和桂萼都表达了对经典的支持，但顾鼎臣敢于挑战经典的行为和在此事件中表现出的谦虚态度，显然让世宗对他产生了勤学好思的印象，进而对顾鼎臣格外的信任。朱鸿林先生的论证严谨而丰富，给予笔者很大的启发。

　　而史载顾鼎臣得宠的主要原因青词研究方面，则有南炳文的《嘉靖青词》，长虹的《青词琐谈》，张泽洪的《道教斋醮史上的青词》等论文，但其中，大多延续明史顾鼎臣以青词结主的结论，对其多有批判。

　　作为苏州众多状元中的一员，在对苏州文人文学的研究中，顾鼎臣或多或少都被涉及。较为详细的主要有复旦大学博士朱焱炜的《明清苏州状元文学研究》，其中将顾鼎臣任性情而必以规矩的为人之道，印证他的为文之道。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注意到顾鼎臣为明朝苏州状元中唯一写过散曲并流传下来者，但其文仅就文学角度分析，仍过于简略。苏州大学博士王文荣的《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研究》通过史料，提及顾鼎臣创立文社名邑社，其友方鹏等同样在内，但没有对嘉靖初年，顾鼎臣回乡丁忧时，其思想转变与文社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

　　顾氏作为明代昆山望族，在明清望族研究中，常有涉及，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吴仁安的《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该书史料丰富，内容详尽，对顾鼎臣家族做了系统而简要的梳理，惜乎顾鼎臣并非作者关注重点，因此，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意。

　　相关论文中有范金民的《明清江南望族的谱系——读〈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对吴仁安先生论著进行评述，并将顾鼎臣家族定义为江南向上层流动的家族。

　　王广成的《望族与昆山县域社会的变迁（1368-1911）》，将顾鼎臣家族定义为由农民、小商人等平民家庭上升为科举家族。同时对顾氏家族的藏书进行了归纳。

　　以顾鼎臣为作者的相关研究论文则有赵钱的《明代内府刻本〈赐号太和先生相赞〉》，此文对这部中国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所传至今的最大的一部雕版画册进行介绍，同时对润笔的顾鼎臣进行介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顾鼎臣进行研究，或者在著录将顾鼎臣作为一部分的研究数量不多且较为零散。同时，大部分研究都仅本于史料对顾鼎臣的评价，在涉及自身论著内容时顺带提及，内容简略。尽管有部分研究能突破史料的负面评价，也失在考证不详，严谨度不够。可以说，顾鼎臣研究仍属一个新鲜的领域，而鲜有人涉及。

　　同时，由于本书的目的是以人物揭示历史变迁，涉及内容包括制度史、思想史、经济史、城防等各部分内容，因此，以顾鼎臣经历为线索，笔者又将重点放在搜集对其经历中所涉及各领域，如经筵、嘉靖初年的赋役改革，以及宗族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二）顾鼎臣与经筵的相关研究

　　顾鼎臣出身科举，后任翰林院侍读编修侍讲，最后进入内阁。从其三十三岁进入翰林院至六十八岁去世，顾鼎臣的政治生涯与翰林院的工作密切相关。通过对翰林院的研究的回顾，可以了解顾鼎臣所处的翰林院及其社会与政治功能。其中，关文发、颜广文的《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一书，将明代的翰林制度的源源、结构、职权、任选及翰林与内阁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对嘉靖六年（1527），由汪佃事件引起的翰林院整顿也有详细的记载。孙力楠的《论明代翰林院》也同样对明代翰林制度进行梳理。华中师范大学的吴琦、唐金英师徒二人则考察翰林院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其在《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中，认为翰林院对高层政治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也有其消极面，如翰林的经历使其在入阁时，已久染官场习气，常结成朋党卷入酷烈的党争之中。这些都使笔者得以系统、清晰地形成与明代翰林院相关的背景知识，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便利。

　　入阁作为顾鼎臣晚期政治地位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明代的内阁制相关论著，同样丰富了作者的知识背景。在这方面有林延清的《嘉靖帝对内阁的强化、完善与控制》，认为嘉靖帝即位后，为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大力整顿和强化内阁；提高其地位和权限，使明代内阁制度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期，对明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田澍的《嘉靖前期内阁改革述论》，认为内阁是明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宗即位之初，随社会政治的渐进，内阁制度也发生了巨变。

　　尽管在经筵研究中直接涉及顾鼎臣的论著较少，但通过对明代整个经筵制度的研究，对了解顾鼎臣进讲经筵有所帮助。杨业进的《明代经筵制度与内阁》，对经筵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它和明代内阁之间的关系等作了一些初步探索。张英聘的《试论明代的经筵制度》，对帝王的学习教育——经筵制度的形成、基本情况，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作了初步探讨。对于经筵的个案研究，则有朱子彦的《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论述了万历年间经筵制度的仪式、讲官人选、待遇和地位、经筵与内阁的关系，认为经筵是否认真执行与明代的治乱兴衰是息息相关的。朱鸿林的《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则通过对高拱经筵的个案考察，指出穆宗之荒于经筵，是因经筵所讲的内容不切实际，讲官的学术和知识能量不足以胜任等方面。高拱主张需要先有好的讲官，才能改变经筵日久失效的情形。

　　此外，本书将经筵研究放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以当时的大事件——“大礼议”作为线索，深入探讨顾鼎臣讲筵的目的、意义。因此，“大礼议”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也同样是笔者关注的焦点。在此方面有田澍的《大礼议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认为在大礼议期间，杨廷和与世宗暂时的对抗不是阁权的扩张，恰恰是其阁权的脆弱和不足。明代阁权的扩张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可能在与皇帝的对抗中完成，也不可能在政治混乱中侥幸成功。陈超的《明代“大礼议”前后内阁体势变化》，认为明代内阁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吉勋的《“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从汪佃的学识和交游圈入手，以翔实的资料，分析了汪佃个人与汪佃事件，指出汪佃事件并非讲读失误那么简单，这使笔者有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上述关于翰林制度、内阁制度和经筵制度的研究论文与著作，对于顾鼎臣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政治关系的了解有相当帮助，有助于加深嘉靖初年顾鼎臣经筵方面的研究。本书则侧重于以顾鼎臣在嘉靖年间两次重要经筵为重心，以嘉靖初年的政治斗争为背景，突出顾鼎臣在此一时期的政治立场与主张。

　　（三）明代赋役改革的相关研究

　　顾鼎臣在赋役改革中的表现，已经引起关注。在唐文基先生的《明代赋役制度史》中，有欧阳铎、王仪赋役制度改革的专门章节。在其中，唐先生列举了顾鼎臣在改革前多次的上疏，对顾鼎臣对于赋役制度所做的努力给予肯定。唐先生认为，王仪在苏州进行的改革，是秉承其恩师顾鼎臣此前在奏疏中所提到的“履亩检踏丈量”之意。在改革开始后，顾鼎臣也通过上疏等方式，对王仪表示支持。同时，唐先生还指出，顾鼎臣对于改革的认识，仅在于清理隐田隐粮方面，而对于用什么原则征收田赋，则未有主张。而最终采取的是“计亩均输”的方法，则主要归功于欧阳铎。

　　唐先生从史料出发，再现了当时的史实，对于顾鼎臣也有详细而公正的叙述。然而，由于他的重点为赋役制度，顾鼎臣仅仅作为制度中的一小部分，因而只能在大略上对顾鼎臣进行粗线条的勾勒，而没能对顾鼎臣所作所为进行全面的分析，并结合时代考察顾鼎臣言行的用意和效果。但唐先生的研究仍给笔者指出了方向，也为深入研究留出空间。

　　明代江南赋税之重，已经成为一致共识，但关于重赋的原因，则远未达成共识，关于其中的研究，主要有范金民的《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其指出江南重赋的原因在于明初由于籍没和打击江南富豪方面，在江南地区出现了大量官田，而官田则是产生重赋的根源所在。樊树志的《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指出江南重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并非导致民困的理由。这两种观点代表了江南重赋原因的主要研究方向，相比较而言，笔者则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

　　研究顾鼎臣关于江南土地弊病，还必须建立在了解赋役制度改革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明代赋役制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者就已发表许多论文，主要有梁方仲对一条鞭法等方面的研究，后被收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近年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也在相关章节谈到赋役制度改革问题，并将“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与明代中期的赋役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指出张璁、桂萼是主张赋役改革的重要政治力量。

　　以上著作虽然对顾鼎臣的土地改革的主张和赋役制度改革进行了讨论，但是对于赋役制度的具体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才能对于顾鼎臣进行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有清晰的认识。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伍丹戈的《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所谓均田、均粮运动的开始和周忱的平米法》，认为明代的均田、均粮和均役运动，是当时土地制度和服役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变化和改革的清楚表现。唐文基在《论欧阳铎的赋役制度改革》中，论证了欧阳铎改革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清理税源，确立“计亩均输”的原则；其二，整顿地方财政，建立“八事定税粮”的田赋收支原则。周志斌的《明代周忱苏松赋役改革述略》则认为，周忱在江南进行的赋役改革，并没有减少江南的赋役征收水平，只是对局部赋税不平衡的情况进行了调整，从而缓解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并认为这样的改革是在唐代两税法后，清代摊丁入亩前，因而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近年来，对于赋役制度改革的研究又有新进展，万明的《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中认为，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黄阿明的《明代赋税征银中的负面问题》中对赋税的白银货币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赋税征银存在着诸多负面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本上与明代国家的货币制度、赋税制度等国家制度自身存在缺陷有关，而并不是白银成为制度性货币自身的问题。上述研究既有于赋役制度改革的整体研究，也有具体的专案研究，非常有助于理解顾鼎臣土地清丈的主张。

　　在海外学者中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其运用定量分析和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详细考察了明代财政制度的主要特点和各种杂税的征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以上研究，大都采用了大跨度的经济史研究的范式，对土地和赋役改革采取以时间为线索的专题式研究。这样虽然能够使人对明代经济史研究专题有系统性的了解，但具体到顾鼎臣个人，往往会因为专题设置，被切割在不同的研究专题中，从而缺少统一的论述。

　　（四）昆山城研究

　　修筑昆山城可谓顾鼎臣政治生涯中最为乡里百姓所称道的功绩。昆山城的修筑，既表现了顾鼎臣对于家乡经济及城防的关注，又涉及他与地方官员的互动，因此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现有对于昆山城本身的研究，多集中在昆山地区，但其中基本上以通俗的文本形式出现，而并非专门的学术研究。

　　吴奈夫的《明代苏州的城市建设及其管理》，对明代苏州地区的城市建设情况进行了梳理，也涉及苏州城城垣修筑问题，但描述较为简单，也没有细化至苏州各县的城垣修筑问题方面。黄敬斌的《利益与安全:明代江南的筑城与修城活动》分析了明代江南城池倾颓失修的原因，通过比较考察了嘉靖三十年后筑城小高潮中的修城经费来源，并对筑城后的士民在安全与繁荣、便利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其文资料翔实，分析精到，给予笔者以极大启发。

　　对昆山城在抗倭中的作用方面，冯贤亮的《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有较为系统的资料，他分析了明代江南城防疏漏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以及嘉靖倭乱过后给江南地区城防建设带来的影响；他的另一篇论文《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选取嘉善县为论述中心，对当时乡里社会抵御盗贼等变乱和控制地方的功能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了匪乱对城市的影响。作者系统化的视角同样给予笔者较大的帮助。

　　另外，由于修筑昆山城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成功抵御了倭寇的围城，笔者对于明代倭寇的相关论著也有所关注，相关研究有王日根的《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对明代官员应对海盗的措施进行了分析，论证嘉靖倭乱产生的根源；李金明的《试论嘉靖倭患的起因及性质》对倭寇的由来，嘉靖倭患起因、性质进行分析，指出倭患大炽是出于日本和嘉靖朝两方面因素。但由于此类论文的侧重点普遍在“倭寇”方面，所以仅作为背景材料参考。

　　（五）明代宗族建设相关的研究

　　顾氏是昆山望族，而顾鼎臣中状元无疑是其家族勃兴的重要标志。而学界对于顾鼎臣的宗法制的构想和其家族的宗族建设实践，却一直缺乏切实研究。因此，在嘉靖“大礼议”的背景下，对于顾鼎臣的宗族建设的思想及其主张进行研究，不仅进一步完善了顾鼎臣研究的成果，也有助于以其作为个案，丰富明代宗族建设研究的内容。与之相对，对顾鼎臣宗族思想及建设实践进行研究，也离不开明代宗族建设的历史背景。

　　对于明代宗族的考察，学界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宏观是指在理论上对于宗族问题进行分析，科大卫、刘志伟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认为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文章概括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宗族礼仪如何在地方社会推广，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研究。科大卫的《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围绕着珠江口沙田家族的族谱记录展开考察，着重于王朝史与家族成长的互动。常建华《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则对宋明以来宗族制度形成理论进行探讨，认为应当把宋以后宗族形成问题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关注宋明以来宗族的新与旧、南与北、官与民、国家与宗族、守旧与创新等问题。常建华的《明代宗族研究》，则依据大量的明代文集、族谱、方志等明史文献，从整体上综合性地把握宗族祠庙祭祖形态和演变，深入研究宗族制度与乡约推行的关系，着力论述士大夫重建宗族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

　　微观则是指具体个案分析，如之前提到的吴仁安在《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望族及其盛衰消长探微》等具体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利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望族谱牒，详细探讨了江南地区望族的源流和兴衰及对明清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望族的兴衰直接折射出明清时代社会变迁，从而反映了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总体概况。叶汉明的《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则讨论了家族文化对岭南地方社会的影响，指出明中叶家族文化在地方上的发展，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对基层社会渗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嘉靖年间在“大礼议”问题激起民间修祠祭祖之风的影响下，岭南庶民土著利用国家认可的伦理规范来确立血缘和地缘组织合法性的过程。常建华的《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则以明代余姚江南徐氏为个案，考察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迁，并深刻反映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从地方志以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号召人们移风易俗的记述中，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

　　明代宗族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顾鼎臣对于宗族建设的看法。顾鼎臣对于宗族的论述，应置于嘉靖初“大礼议”的历史背景中，其既包括了对时政的委婉批评，也同时包含了对于家族组织问题的讨论。从这一角度出发，在通过对顾鼎臣宗族问题主张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嘉靖初年政治的一个面向，同时也可以了解到顾鼎臣对于其宗族产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