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顾鼎臣”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作为明代孝宗朝的状元、武宗朝的良臣、世宗朝的宠臣，可以说，历史给了顾鼎臣很大的机会来立身扬名，他却在历史的流逝中，渐渐被人忘却。

　　相较目前学术界对明朝经济及赋役改革问题和明世宗“大礼议”问题的关注，曾主张清理土地积弊，并在“大礼议”问题保持特有态度和行为的顾鼎臣却鲜见论及。究其原因，主要应有以下几点：

　　首先，《明实录》对顾鼎臣的考语是：“然其在政府充位而已。”清修《明史》则评价其“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甚至在笔记小说中，他也以“事业毫无闻”的形象出现。这些史书的记载，不能不为后世了解顾鼎臣留下先入为主的印象，而一个柔媚平庸的朝臣，显然不具备研究的价值。

　　其次，无论是赋役改革，还是修筑昆山城，顾鼎臣都作为幕后支持者的身份出现。限于礼部尚书的身份，顾鼎臣虽然得到世宗的信任与重用，却始终无法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世宗所赐“经纬首选”的银印，恰好表明其身份是经纬之臣，只能通过上疏和与各方面协调来推动政策施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身在幕后的参与者很容易被忽视，尽管做了大量努力，顾鼎臣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和意义仍容易被研究者忽视或者轻视。

　　最后，顾鼎臣曾于嘉靖十年（1531）上《步虚词》，因为世宗对道教斋醮的偏好，加之严嵩、夏言等佞臣都因青词得幸，所以《步虚词》使顾鼎臣被划归于严嵩之流，获得“青词邀宠”的名声。《明史》中有“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顾鼎臣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后人不公正的评价。基于以上原因，在后人眼里，顾鼎臣基本上就是一个谄媚无能的人物，历史长河将其湮灭，也无可厚非。

　　而在顾鼎臣的家乡苏州，顾鼎臣却得到当地人民永远的纪念。苏州沧浪亭《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称赞其“泽被东南，功存桑梓；救时良相，名炳青史”。在民间至今流传着有关顾鼎臣的众多故事、戏剧、评弹，苏州人往往从小听着顾鼎臣的故事长大，可谓耳熟能详。在这些故事中，顾鼎臣或者聪明睿智，或者带有神性光辉，甚至被认为是文曲星下凡，再或者被塑造成一个忠厚且智谋的长者。

　　顾鼎臣同时代的人，也不吝于将各种美誉加诸其身。如嘉靖朝大学士翟銮称他“嘉靖中兴相业者，当有所归”；蒋德景引孟子语赞曰“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而公鼎则认为其“导之中和，以成嘉靖平明之治”等，认为其“中正平和”，成“平明之治”，当嘉靖朝政争之时，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苏州向来是出产状元的地区，顾鼎臣在其中不算最有文采的，更不算最功名显赫的，但恰恰在自古以来如此之多的状元之中，偏顾鼎臣受到了百姓的认可与爱戴，这是无法以巧合而轻率下结论的。而正史与民间评价的截然不同，其关注点的大相径庭，则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顾鼎臣湮没于历史之中，难道“中正平和”恰是“庸碌无为”的同义词？

　　怀着对这些矛盾的思考，笔者踏上对顾鼎臣的研究之路，在顾鼎臣看似平庸的表象之下，挖掘出众多未被了解的历史史实。事实上，顾鼎臣在世宗“大礼议”之争后，仕途上一直平步青云，由翰林讲臣身份入阁；卒于任上之前，他一直荣宠不衰，身后也被世宗怀念；顾鼎臣深受世宗信任，以至于在世宗南巡期间，由他留守京师辅佐太子，被给予极大的权力；作为经筵讲师，他言辞犀利，不教条、不避讳，敢于向世宗提出劝诫，却又因此深受赏识；在事功上，他促成了欧阳铎江南赋役改革的实施，推动了昆山城的修筑加固，因此受到桑梓百姓的爱戴；在家族方面，他给顾氏家族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为顾氏的兴旺发展奠定基础，而他的宗族思想也影响了顾氏包括修谱、修祠、义田等宗族建设各方面的进行。

　　以上种种事实，都表明顾鼎臣并非碌碌无为、随波逐流之人，因而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希望通过客观扎实的史料梳理，将顾鼎臣置于原本的历史语境之中，尽力揭示每个历史细节所能指代的含义，从而能够考察其行为真实的历史作用与影响。通过对顾鼎臣的个案研究，试图对明代中期的政治与历史有更加客观、深入的认识。

　　在逐步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发现顾鼎臣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一种不计较个人名利的超脱，同时也交集着一种积极关心家族、桑梓乃至国家现实的使命感。而这两方面表现的融合统一，恰恰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精神思想的表现与实践。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明代世家大族衰落，科举繁盛，商品经济发展，传统士大夫的伦理观念在社会变革前开始出现动摇和衰落。顾鼎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仍旧坚持着士大夫的传统精神修养与抱负，在当时的政治与历史环境下显得尤为格格不入，根本得不到当时及今日历史研究者的同情与肯定。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顾鼎臣的研究则更加具有典型价值。顾鼎臣的家庭属于世家旁支，家族中仍保持着对传统价值的坚持，而其本人又属于新兴科举新贵，在传统家庭和科举进学两方面的教育背景下，顾鼎臣可谓具有双重身份。这两层身份将如何统一，如何指导其在朝中的言行，是贯穿顾鼎臣研究的整条线索。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是传统士大夫对于入世和出世的普遍看法。顾鼎臣的一生，也恰好十分巧合地经历了消极避世和积极用世的两个阶段。对这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又可以进一步认识在政治环境变化时，传统士大夫如何协调理想与现实、情操与事功、国家利益与个人声名之间的关系。

　　在顾鼎臣政治生涯中，在其平步青云的十余年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大礼议”。有关“大礼议”的历史解释，大体可以划分为典型两种：其一，为历史进步说，即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认为“大礼议”是新势力革新落后迂腐旧势力，给明朝带来了进一步繁盛；其二，为封建君主专制说，则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立场，对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历史进行批评。此观点将中国历代王朝视为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而对皇权的批判便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对于“大礼议”，此观点的秉持者对世宗的批评尤甚，认为世宗此举充分显示出君主专制的倾向，从而进一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当时“大礼议”的支持派，也被认为是居心叵测、欺下媚上的小人，同样受到了严厉的道德指责。

　　这两种观点，无一例外受到“五四”以来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它一方面以“修身”为最基本要求，强调士大夫所具有的道德性；而另一方面，又以政治事功为目的，强调最终的结果。换言之，即要求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这是判断士大夫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作为古代史的研究者，我们同样不可忽视这样的评判标准，才能更客观真实地看待历史事件，分析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