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双流的朋友说，要了解东山几个乡的历史，你翻资料不如找活档案。经推荐，认识了袁锡霖、李阳树两位老同志。

　　两位“活档案”都在镇档案室，参与县志办的编撰工作。

　　袁锡霖，年过七旬，精神饱满，银色的长寿眉很引人注目。他1955年5月参加农村工作，任村农会主席。历任乡团总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修建三合（三星—合江）公路时，任三合公路建设办公室主任，1992年退休。

　　李阳树，六十来岁，和颜悦色，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糯米老汉”。他1969年在村小学任代课教师，从事多年的教育工作，曾任小学校长。2006年退休。

　　看见他们，总想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句名言。

　　为了不忘前事，他们天天在反刍乡村史。

　　我们先从盛况空前的草莓节说起。

　　袁锡霖说：以前，总把农民当“瓜瓜”，自以为比农民高明，生产计划由干部填制计划表，在缺乏实际调查的情况下随便安排哪一块田种什么，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很多都是盲目乱安排下去的，根本不清楚一块田、一块地真正适合种什么。我们好心好意，累得要命，瞎指挥一阵，还落不了半个好字。土地下放之后，自主权交还给农民。种草莓、种枇杷，都是由市场引导。农民知道按市场规律办事。要是改革开放之前，即使有一套成熟的种草莓的经验教给人民公社，也干不成事。

　　李阳树说：我们整理资料，接触了许多老的乡村基层干部。他们都说：搞了一辈子农村工作，想的就是如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目标，让我们弯弯拐拐，走了二三十年，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才走对了路呵！

　　袁锡霖说：我是1955年参加工作的。农民那时刚分到土地，心气高得很。党号召组织起来，互助组一下子就组织起来了。互助组没搞两年，就又开始推行合作社，这时粮食实行分配制度，每个人每年能分四百来斤粮食。整个合作社把粮食收集起来之后，要先提留种子、饲料（这时集体已开始养猪），交公粮，完成统购任务，剩下的才进行分配。当时生产力很低，一亩土地产量才三百来斤，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低，想吃肉很难，农村里请匠人都要三天才打一次牙祭。给匠人散的烟也只有叶子烟，给匠人的工钱是一天一个大工两升米，一个小工一升米。当时我属于半脱产干部，在乡上的工资是每月17.16元，区里的干部工资也只有33元多一点点。

　　我们觉得这样干太慢了，离过上好日子的梦想越来越远。

　　大跃进的1958年来了，上级说，我们离共产主义天堂很近了，所以一搞公社化，乡村干部很听话地按中央的精神办事。那时，给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