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班出来，傅启敏又被供销社清退了。他能做什么呢？当时的社会又能允许他做什么呢？不干活何以生存？父母都戴着地主帽子，收入仅够本人糊口；两个妹妹下乡当了知青，衣食维艰。人，在那个时代，死要勇气，活也要勇气。

　　傅启敏的启蒙老师张恕源在“四清”运动中，也被戴上了“漏划地主”的帽子，被开除公职，只身一人在苏码头河边捶石头。每次见到张老师，傅启敏只能点点头，心中却涌动着无尽的酸楚。

　　张老师年过半百，体弱多病，捶石头每月仅能挣三五元钱。有时，连定量米都买不回来。其儿子在1963年被单位开除后，盲流到新疆。当社会上的流言“张老师的儿子在偷越国境时被击毙了”传到张老师耳朵里时，她完全绝望了。在一个风狂雨骤、涨洪水的深夜，张老师悄无声息地投向了府河。

　　张老师之死震撼了傅启敏。他独自走到河边，望着浑黄的洪水，禁不住泪如雨下。张老师是那样有爱心、有耐心，她教学生要善良、要真诚、要勤劳。傅启敏像一头狂怒的狮子，向着滔滔的府河喊道：张老师，我宁可挨枪子，决不自杀，决不！决不！

　　傅启敏在政治歧视中，拖着残腿跛行。1972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幸好他父亲已将修理钟表的手艺传给了他，修理摊自然由傅启敏接手，于是，他开始了“精修小日月，拨动大乾坤”的钟表匠生涯。

　　再说，从1969年开始，他的左脚拇指又出现脱骨疽的症状，他发誓：宁可死，也决不再截肢。脱骨疽不因他的决心而停止进攻的步伐，于是，傅启敏再次重复右脚病变的历程，脚趾一根接一根被割掉，三年后，病灶蔓延上了脚背。这漫长的三年，正是林彪、“四人帮”向人民“全面专政”的三年。傅启敏在极“左”政治和病痛伤残的双重折磨下，幸运地在社会底层人群中得到了善意的、无须回报的帮助。

　　杜雄才、傅正康是当时永安公社最有知识的农民。这二人是华阳二中高59级的高材生，皆因“政审”不合格，高考落榜。之后得知新建的青海大学没招够学生，便结伴盲流到西宁，凭高中毕业证顺利进入青海大学。1961年，青海大学大精减，杜雄才、傅正康再次返乡当了农民。这二人是傅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