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镇邦

　　我同朱增泉将军迟至2004年10月下旬在武汉举行的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的颁奖大会上才得以谋面。他是作为特等奖的获奖者应邀与会领奖的，我则是作为评委的代表出席颁奖会颁奖的。在此之前，当然知道朱将军的诗名和文名，只是无缘见面。在颁奖会之前的座谈会上，我大约谈了对朱将军一些散文作品的读后感，尤其是当时正在《人民文学》与《美文》两家杂志开辟专栏发表的“观战笔记”的一些看法。这似乎引起《美文》副主编穆涛与朱将军的注意。于是在会下有些交谈，发现朱将军虽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虽从戎数十年，却满身儒雅之气，便自然交谈甚欢。记得会后，他邀请一些与会的文友到武汉周边走走，自然也邀请了我，由于急着赶回北京参加另一项文学活动，未能成行。但由于穆涛请我为《美文》写一篇关于“观战笔记”的长文，于是回京后同朱将军便有了交往，并成了朋友。

　　增泉此时也已从总装备部副政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了一位退役的中将。于是，我们从2004年秋天开始的交往，便成了文友之间的布衣之交。这不仅是身份变换使然，更重要的是增泉那种遇事低调、平等待人的处世态度使然。

　　我们之间往来的第一桩事是反复磋商他关于伊拉克战争那组“观战笔记”的评论写作。这一组文章，共十五篇，其中《看懂新一代战争》《巴格达的陷落》《伊军之败》《信息攻心战》《美国鹰派与战争》等五篇发于《人民文学》2003年７月号至12月号；而《萨达姆的雄心和悲剧》《悲情萨哈夫》《美英“情报门”》《伊拉克游击战解读》《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