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婷

　　父亲在文坛上初露头角，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听父亲说，虽然我的祖父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祖母是开封女子高中的语文教师，使他自幼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但他原来只是跟新闻有缘。1950年，他在开封高中读二年级的时候，就被河南著名的教育家、校长杜孟模先生推荐到《河南大众报》当了编辑。那时他还不满十六岁，大家都叫他“编辑娃”。接着又成了“记者娃”，后来又成了《河南日报》的青年记者。当我和妹妹成了报社大院里的孩子，排字房的老工人向我们讲过，父亲第一次到排字房改稿，被他们当成了恶作剧的顽童，揪着他的耳朵，把他逐出了车间。

　　195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小说处女作《金宝和银宝》。那时，父亲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还没有和母亲认识，我还没来得及出生。我没有看到过这本小说，只是听父亲说，那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父亲也没有因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表现过喜悦之情，只是表示惊讶说，我怎么敢于把那么幼稚的东西拿出去呢？

　　1959年，父亲是《河南日报》驻洛阳的记者，在洛阳的文学刊物《牡丹》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母亲》。主编著文称赞说，就其人物内心刻画的深刻性和生动性来说，它是本刊发表过的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篇。这时，父亲已经与美丽温柔的广州姑娘黄淑雯结婚，我也在洛阳呱呱坠地，还不知道分享父亲的喜悦。但在1959年那个多事的秋天，《母亲》又变成了“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遭到了口诛笔伐，据说仅发表在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就有二十八篇之多。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从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中挺过来的。但是我知道，《母亲》的遭遇把父亲的文学才华压抑了二十多年，也为他后来艰辛而绚丽的文学创作埋下了伏笔，蓄积了能量。

　　当我初谙世事、而《母亲》仍被认为是“大毒草”的日子里，我没有听到过父亲对那顶“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表示不满，只是听到他私下里用排比句表示不平说：“仅仅是一个几千字的短篇，仅仅是在艺术表现上吸收了西方小说内心刻画的一些手法，难道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挞伐，乃至于在省委机关报上点名批判，这不是用‘喀秋莎大炮’打麻雀吗？怎能这样‘派活儿’！”

　　我听不懂这些排比句里的含意。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似乎是忙碌而快乐的。“文革”前，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是在对周末一家人欢聚的期盼中，是在父母亲相跟相随的歌声中度过的。舞池中母亲优美的舞姿，球场上父亲矫健的身影，永远是我们小姐俩的骄傲。

　　20世纪70年代，两个弟弟相继在郑州出生。据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