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玲

　　人说如果常常沉溺于回忆，就是年老的标志。年过花甲，当然可归入老年。但我好像没有“沉”更没有“溺”——虽然因为写作，心屏常常闪烁记忆的火花，但我却不大能够真正幸福地沉溺于回忆之中。

　　是的，能够全身心放松地沉溺于回忆中，不管所回忆的往事是大痛苦或大欢乐，不啻是件幸福的事，就如窗前明月枕边书，总是一种心灵的休闲。我之所以说自己“不大能够”，是因为最近在长篇小说写作暂告一个段落的间歇中，忽然发觉自己这辈子活得很傻，有时候连这种起码的自我调节式的“歇闲”都不会，都不曾。六十余年的生活，抛开青年和中年为谋生存而劳碌不堪的状态自不必说，从进入专业写作开始，照理说能够清闲自在地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可是，“生就的性，钉成的秤”，在生命的进程中依然故我，仿佛身后老有一根鞭子在催赶着自己，三天不碰“笔”（如今是电脑），那心情，对了，就像老家一句生动的比喻：仿佛狗没有屎吃一样无滋味。

　　其实，这都是自己逼自己，我的生命状态，永远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挤压。

　　但近日，忽然有了放松的机会——兄长和老伴的校友，也是本人的老朋友,著名评论家何镇邦先生的一份稿约，给我创造了一种休闲的良机——按镇邦兄的编纂要求，这种可贤、可圣钩沉往事式的回忆，使我一下子就“沉溺”其中了。

　　这一“沉”，就沉入了回忆的汪洋大海，这一“溺”，更教我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天，我什么时候已经“花甲”了？六十年，六十年，那可是人生的大半辈子，往事并不如烟，血色更会留痕。余生也晚，虽然颇多坎坷，自是没有什么足可教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但是，虫蚁之辈亦有行迹，世事和阅历毕竟是一点一滴堆积的，即便是寻常人生，毕竟也有那么多往事涛起浪伏地冲击脑海，若要剥茧抽丝，真不知从哪里着手为好。

　　就手拿起了时代文艺出版社年前为我出的一部“人生笔记”：《六十年的原声带》。

　　《六十年的原声带》是我的第四十二本作品集——如果不把那八卷本文集包括在内的话。

　　四十二，是数字符号，但对于我，却与生年有关——1942年是马年，在这年暮秋出生的我，仿佛和马也有了一些命运的关联。

　　有史记载，1942的马年是个大灾荒年，但在我的故乡——鱼米丰饶的浙江玉环县，好像不曾有什么太大的动静。我对饥馑的亲历，是在青年时代，那时我在山头海角一座古庙改建的一所小学当教师。只影孤灯，食不果腹，就这般清汤寡水的清贫生活，却没教我觉得太多的困苦。因为那时文学托梦，书籍为伴，青年时期勤奋不倦的苦读，支撑并构建了我的精神世界。儿时的文学梦，从十三岁那年在县报上“将名字变成报上的铅字”起，已经愈渐美丽浓烈。自与文学结缘，哪怕命运屡屡向我展露的，是一张严峻的面孔和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却从未妨碍我对她坚韧不拔的挚爱和追求。

　　虽然在故乡见识的世界非常有限，但是，与她耳鬓厮磨了我的青少年时代，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感情的绿荫，创作的摇篮。二十岁时我远去河南，故乡更像母亲一样，成为我心头永远的思念和牵挂。正是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分，使我在中原大地重圆文学梦后，结集的第一本散文集，便以《梦里寻你千百度》为题，传递着对她的呼唤，而今整理几十年磨墨生涯的结晶，血肉相交的篇什中，全是亲情的沉淀。

　　人的一生经历，有一定的命运因素，但往往也有更多的性格使然。也许正是“马”的属性，使我注定了像马一样不驯顺于命运的摆布，大半生负重如枷，六十余年日子，“劳碌”是基本的概括。但我亦不以身累为“累”。当在几十年奋斗的路上依次经历过学生、教师、农民、工人、干部等职业，当渐渐见识着变幻无常的大千世界、吞咽过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当深深体味着世海沧桑安然于而今的荣辱不惊以后，我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多舛却可算丰富。从常情说，人过花甲之岁家庭安宁儿孙绕膝，也堪称晚年有福。可是，对幸福有别解、与“满足”二字永不沾边的我，却依然有点“不尽然”，总觉得此生仍有太多的欠缺和不足。

　　这最大的欠缺和不足，便是生有涯知无涯的“知”和“识”。

　　书到用时方恨少。虽然自学不倦，却遗憾连书海的小小一角都未游遍；虽然也到过海内外的不少地方，却都不过是蜻蜓点水；虽然常常痴思长绳系日，总归精力有限；虽然亲人无数，却难长年团聚；虽然挚友不乏，也非早晚得晤说见就见；自己也许生活尚可，可是你的周遭、你的亲朋故友、你的邻居熟人，却有种种不幸和困顿……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我们的精神“常态”。当无尽的思念充溢心头，当时时陷入无以言诉的惆怅，当面对丰富多彩而又广袤多变的大千世界，你无法不叹息世事古难全，人生太有限！

　　有了种种叹息，便有我们的文字；有着种种感喟，便有我们的呼吁和呐喊。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完成了长篇小说《无梦谷》。我曾在题记中写道：命运之神安排了生活中的一切，却偏偏不给人们剩下一个“假如”！

　　现在，我想说的是：假如生活能够从头开始，我仍然不懊悔的，是我所走过的路，我不怨懑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假如生活从头开始，我愿意仍然做我自己，重新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所有的不幸和苦难。

　　这种无怨无悔，就是实践了文学之梦带来的自信，这种自信之源，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于是，回顾人生，小结六十余年的劳碌日子，我依然认为：此生最大的幸福，是能与文学为伴。

　　所以，哪怕再历艰难，只要能与文学同在，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希冀。

　　所以，哪怕再过十年八年，我也依然希冀自己起码还是一匹“渴饮一斗水，饥食一束刍”的驽马，是一匹扬镳奔驰不厌远的老马，是一匹“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好马！

　　写作是我们的宿命，一本本书稿便伴随终身。但是，作家们都有一本无尽头的书，那就是录刻在他心头的人生笔记。

　　几年前有出版社约稿时，我觉得为时尚早。因为人生未到尽头，现在就来审视那些脚印，所用的规尺是否得当？真正想诉诸人世的话语是否合了时宜？众所周知，作品不管大小，都有一定喻世或警世的作用，我对一些板正了面孔充当教师爷的作品总是不敢苟同。君不见如今的读者大多是青年，如今的青年才俊聪敏活跃见多识广，如今有兴致读书的青年，更是一些身生绝域“自矜无匹俦”的骐骥。现在的世上很多事，特别是洋洋文学世界，青年们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哪里还能让上了年纪的我们一味的自以为是，充当令人讨厌的“谆谆教导”者的角色呢！

　　最怕的就是写成那样一本人生笔记。

　　人生笔记虽然不等同于个人自传，毕竟是事事亲历件件是实的“写真”，完成这么一部“写真笔记”，用心更可能用血泪。写这样的人生笔记，等于教自己重度了人生。而回忆，如上所说，是我们这个年纪该有的常情；思念，更是最能牵引感情的一瓣心香。

　　如是一想后，我终于从“暂且放下”的念头中解脱出来，一打开往事的心屏，记忆的金沙顿时如泉涌集。如是一想后，好像不费思索，故乡的山风海月，物产习俗；亲人的音容笑貌，悲欢苦乐；老师的教诲之恩；朋友的相挽之谊，全都化成了最简朴的“原形”，活生生地在我心头翩然而现，用不着捕捉，用不着编织，一切的一切，全然本本真真地来在眼前。而当我不无感戴地回首一个个的“他”和“她”；当我搬出那上百本影集，检视这几十年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凝视那些已然“作古”而音容宛在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时，我无法不心头滚烫而又热泪潸然！哦，此生最可宝贵的日子在刹那间融会，此生最值珍视的人与情，都在这本书里齐集，此生有关小说和散文甚至是风花雪月的“说道”，也在这里袒露无遗！于是，我终于不无感慨地明悟：这一切，就是我的一生，正是这一切，组成并丰富了我的人生。

　　当我终于将这些可贵的金沙一颗颗地装入记忆的小舟时，我欣然觉得：那真是一艘思念的诗船，它使我将六十年的人生“原声带”，真实地奉献在读者面前。

　　书写（回忆）至此，忽然又想起了另一部也在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生爱》。我同样地感慨万端。

　　在北京召开《三生爱》的讨论会时，众多朋友冒着寒风来为我的《三生爱》把脉，对于这番深情厚谊，我想，只道一声感谢，当然是太轻太轻了。

　　但是，也只有这声最起码的感谢，多少能表达这一为我铭记的厚谊深情。

　　对于文学，对于几十年来矢志不倦的写作，在面对非常熟知我的创作状况的师友面前，在大家为之如此苦口婆心地论说以后，我想，无论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浅显甚或是言不及义的。时间如此仓促，那天，在将讨论会的时间一再延长、许多评论家朋友准备了发言稿却没有来得及说的情况下，我更无法细细报告在长达五年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的万般思绪，只能趁难得的机会向师友们叙述一种心情。在巴金先生倡导并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作品讨论会，这心情如果归结为四个字，那首先应该是：实话实说。

　　我曾屡屡说过：书是我的第一情人。自与文学结缘，我就“命定”了要与它拥抱终生。哪怕这条命运之途永远荆棘丛生，也不会妨碍我对她海枯石烂至死不变的一往情深。

　　这段话，是我几十年坚持文学创作的“老底”，也是为什么五年前我刚放下完稿的《常书鸿》，本来想休整一下，却又一次“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三生爱》的创作的根本缘由。

　　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笔下的人物，很多时候是我们心灵的影子，我们的外部世界有着太多的嘈杂，我们的内心世界，却常常孤独无比。对于真正有定力、能够坚定地守望自己精神家园的作家来说，孤独是无形无痕的精神状态，孤独也许正是作家特有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孤独促使其更沉静地思考。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说法：每一次写作，都是作家自己与笔下人物的邂逅和交谈。在沉淀了无数孤独而不无痛苦的思考后，终于又一次打开了心的一角闸门，任思想的洪流倾泻而出，在倾诉中再次咀嚼感悟并宣告人生的意义，这便是我们的职责和良心所在。

　　我的许多小说就是这样的产物。《三生爱》也无例外。2003年春，我第二次出访美国。当我在“9·11”的废墟前沉重而忧伤地徘徊时，面对那抹阴霾的暮色，我突然感悟了眼前的有霄壤之别的两重世界，也感悟了人生幸福的真正要义。这种前所未有如醍醐灌顶的感悟，不光注定了本书主人公无可逃遁的命运结局，更使我郑重地省悟了人类的共同而至高无上的目标：和平。

　　和平是人类幸福的根基。

　　在这个大目标下，其他的一切欲望和追求都相形见小而微不足道。虽然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有许多惨痛的血流成河的付出，但是我相信人类最终也是最大多数的根性是趋善趋和的，必然要为这个目标的实现而生生不息地一代又一代地奋斗。

　　所以，哪怕再历艰难，只要能与文学同在，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希冀。多年前我亦曾以一篇小文表达过：百年了悟唯一字，这个字，就是“爱”。人类之所以绵延世界，爱是支撑一切的根基。为了和平，为了爱，我们更要鞭挞邪恶，珍爱亲情，珍惜生活。

　　这部小说的原名叫《无桅船》，船与桅的关系，为什么会“无桅”？书中已说得很透彻。之所以改成《三生爱》，是因为社长出于“卖点”的考虑，说服了我——小说书名最好不要太典雅，最好有一个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有寓意的。我同意了他的建议。这当然是外在因由，内里的因由，就是源出于我在写作过程中所深切感悟的“爱”。

　　三生爱，既是三生之爱，也是三代人的爱；三生爱，是爱的盟誓，更是爱的苦斗，爱的礼赞。能寻觅到真爱，能享受到挚爱的人，是多么幸福！可是，世上许许多多欲寻欲得的人，就像一位评论家深刻指出的：更多的时候，只是心灵的呼唤，只是一种“独语式的精神访问”。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有文学，而文学的本义，文学的宗旨，就源出于这个神圣而又艰难的字：爱。

　　现在，当我将这缕缕思绪归结成这篇真实而零乱的文字时，却想不出一个很好的题目。眼睛再次扫向书架，看见了兄长叶鹏前些年赠我的一本书：《灵台叩问录》。

　　熟知我经历的人都知道：我的兄长叶鹏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于他，特别是青少年时代，在许多时候，我都是“言听计从”的。众所周知，灵台，周台名。灵台即心灵之府，叩问灵台，即是心灵的审问，人心的探究，是真伪美丑与善恶的辨析。

　　鹏兄在序言中引了皮日休的话：“慎杖我心，俾平如砥。”就是讲的自我克制、自我鞭策和自我砥砺。这也是文学的一种责任。

　　多年前，我曾对鹏兄说，你是校长又是教授，教绩卓越，平常教惯了学生，谆谆循循；但写散文，不可总有这种理长情肃的“教师”味，否则人家不爱看。鹏兄在随后赠书的扉页中这样题写：是你教会了我写散文。我们兄妹间常有这样的友爱和调侃。但他这本以《红楼梦》人物说事的随笔，言简情浓，颇有真知灼见，更有信手拈来悉成话题的大况味，这个书名，令我佩服。于是，我也“信手拈来”，权且借用。自己老哥，不会与我打笔墨官司。

　　而更重要的是，我想，我们与文学，一言透底，就是要无日无休地叩问灵台。

　　千里闻铃音

　　叶鹏

　　三十年前，在那些个用辘轳把摇落红日的黄昏，我不止一次涌起这样的渴念：假如文玲这会儿来看我，她会和我一起摇这辘轳，深深的井底将映着她的两条毛茸茸的发辫，空旷的四野会飘散着她天真的笑声……然而陪伴我的寂寥的，却始终只有这大坟丘一般的邯山，这块渗透着我青春热汗的黄土地。

　　我爱文玲。她不但是我的众多弟妹中最教我喜爱的一个，更因为命运的独特牵连——我没想到，当我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有罪枷锁时，罪枷的阴影首先笼罩的是她。

　　一

　　那时她才十五岁!

　　那时她奋发自强考上了省内的重点中学——黄岩一高，她在给我的信中叽叽呱呱地叙说着她的憧憬。她说：“大哥，再过半月，我就要去报到了，我真快活！现在，我常常有滋有味地想象着过了三年后再去报考大学的情景，我一定考中文系，我要考北京大学，北大不是比复旦还有名气吗？我一定要上北大！”

　　妹妹的这封信犹如报春的小鸟，每一句每一声都是快乐的鸣啭。可是，彼时我尽管为之庆幸，却无法提笔回信，挨了半个月后，我才硬着头皮告诉她：“得到你录取的消息，我很高兴，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在这次‘反右’运动中，我竟成了可耻的右派……”

　　写这封信时，正是我离开复旦的前夕。当我被驱使着在一份什么“材料”上签上名字时，连日来纠结于心的愤懑、鄙夷、委屈等，在这一刹那，一起化为麻木。我一面心如木石，一面却怀着一种异样的摆脱感，悄然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来到豫西这个叫海资的小村子后，我忍受着心灵被磨成齑粉的痛苦，唯一的慰藉是给文玲写信和盼望收到她的回信。因为，在我上大学的四年中，家信总是由她执笔，她的信写得总是那样喜气洋洋。在复旦的四年中，她的每封快乐小鸟似的回信，不光令我，也令与我同宿舍的三名伙伴开怀不已。

　　终于，她的回信来了。

　　“……大哥，我被退学回家了。前天是周末，我突然被叫到教导处……我们同宿舍的五名学生，有三人同此命运。我被‘退’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你……

　　“大哥，我现在心老像被什么啃着似的疼。回家已有一周，每天夜里都失眠，每天清晨我都心惊肉跳，最怕听见学校的钟声……我再也不能上学了，大哥，我多想多想读书啊!我难过得真想自杀……”

　　我的心沉下去了，眼前一阵发黑。我分明感觉到，那日宣布划为“右派”时，我都没有这么沉重过。

　　二

　　并非我过分杞忧，在这样的时候，如此严酷的失落和剥夺，对一个如嫩苞初绽的女孩子，将意味着什么?

　　文玲并非诞生在文学之巢的孩子。算上异母所生，我们这个大家庭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个。文玲在七姐妹中排行老六。从哪方面讲，都不会在家中最受宠。偏因她幼时聪颖活泼，连我那平素对孩子甚为严厉的父亲也很喜爱她，姐姐和我们几个大孩子出门，也最愿意带着她。童年嬉戏的笑声和梦幻，一一沉落在后院的花荫鱼池下。多少年后，文玲以《摇出一叶荷露》为题，记叙了童年时的稚趣。的确，文玲首先深深印在我脑子中的形象，便是一个扎着双丫角活泼调皮的女孩，她常常像只小猫似的，爬过窗台，溜到我的房中看我所写的诗和日记，在她混沌初开的时日里，这是最能进入她心扉的事。

　　正因为与文学的亲缘，我们最相爱。如今，一切甜美的迷恋和向往，都被生活这沉重的一击粉碎了，从此，浓重的阴影将伴随着文玲的芳年，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不过，我不相信文玲会从此一蹶不振。我一向认定，她比我更多文学天赋，她幼时的痴迷书籍，上小学便显露的作文才气，以及上中学后，她不断给我寄来的一篇篇习作，特别是她十三岁那年在县报上接连发表的小小说，都使我加强了这种“认定”。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气质，她那秉承母亲遗传基因的那颗敏感而极富同情的心。

　　我在如火的焦灼中给她写回信，一封又一封，勉励、劝慰，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谈诗说词，我知道无法帮她找到司天的巨杖叩开文学的大门，但我想首先要燃起她心灵的火焰，鼓起她生活的勇气。所幸的是，那时我尚有通信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我能够把全部的爱心都煎成浓浓的汁液，倾倒在给文玲的长信中。

　　文玲终于振作起来，她愈来愈在感情上依附我，她给我回的信也是长长的，一封又一封，倾诉着一个十五岁少女的忧喜苦乐。终于，她告诉我心情已渐渐轻松，现在和生产队的乡亲们一起下田劳动，很累也很充实，实际上乡亲们无需她做什么重活，最愉快最派得上用场的是晚上让她给大家记工分……“我很可自慰了，哥哥，不消多久，我就会成为一个内行的种田人呢！”

　　终于，又有了一个“特大喜讯”——1958年6月，她在《东海》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和雪梅》。

　　我忘了收到信那时是中午还是黄昏，只记得读信的当儿，眼中一片湿润，窗外的土坡黄得耀眼，而我那眼窑洞外唯一的一棵枣树，强烈地飘散着枣花的芬芳。在风风雨雨黄黄绿绿的年华代谢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能使我感到新的生机和春的消息。

　　三

　　我是深夜三点回到故里的。

　　汽车行到离家乡五十多里的小站时抛锚了，司机声言明天再走。我不想等了，从大学二年级后，我就没回过家，现在，已经过去五年半了，再也不能等了。这是1960年。1960年的这场“摘了帽子”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提着那个用破被单扎成的包袱，一口气走完了五十里崎岖山道。快到老家楚门时，我的脚步却放慢了，“近乡情更怯”，没有人比我更深地体会到这句诗的意味了。

　　我的敲门声使母亲怆怀不已，母亲的喜泪冲去了我一路风尘。当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她给我做的两大碗米饭时，我才发现妹妹不在家。但我随即记起：文玲在农场，她为响应“大办农业”的号召，到海边的荒滩干江农场劳动已经半年多了。这些年，她在创作上出现了晨曦，生活却一无转机，青春而柔软的额头，接二连三地碰壁。

　　不知为什么，我是那么急于想见到文玲，这些年，频频的通信似乎远远没有倾吐完我想对她说的一切。在邙山的这几年，我仿佛已经度完了人生的全部岁月，我还想告诉她我所体验、感受的一切……母亲自然知道我的心情，天没亮，就让弟弟去三十里外的干江报信了。

　　她回来了，啊，文玲!

　　文玲提着小包，倚着门框，红扑扑的脸颊挂着一串亮晶晶的热汗，她望着我，惊喜而羞赧地笑着，那完全是一个成熟而沉静的姑娘的笑容。

　　我几乎立刻垂下了双臂，呆呆地望着这个十八岁的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妹妹，哦，是的，从此以后，我不好意思再抱她，她也不会再小鸟似的像以前一样扑到我怀里来了。一刹那间，伴随着异常的欢喜，一丝莫名的惋惜和惆怅也涌上心头。

　　但我并没有长久地惋惜和惆怅——文玲交给我两大本厚厚的日记：“除了我给你写的信外，大哥，这几年，我所做所想的一切，全在里边了……”她说，眼里分明闪着晶莹的泪花，“我记下这一切，好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给你看……”

　　我心头怦然，眼眶不由得也热辣辣起来，因为我看到那第一本日记，原是我在复旦参加“科学时论会”得的奖品，扉页上还有我当时的题签：“送给文玲妹妹——六一的礼物。”第二页上，是文玲上中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我当年的中学老师为她画的一株蜡梅。

　　“我现在才明白了老师画这蜡梅的寓意，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哥，你说是吗？”

　　读完这两本娓娓述来的日记，就如自己的灵魂也受了一番涓涓清流的淘洗。我没有了半点惆怅，而且还非常欣慰——文玲长大了，成熟了。从她日记中所显露的才情，所透示的对生活的沉思，我又一次加强了这种认定：是的，毋庸忧虑，毋庸急躁，她早晚会驾驶生活之舟，驶向文学的广阔海洋的。

　　我并没有虚盼妄想。她在日记中所记载、所描述的生活，二十年后，一一被她写在了长长短短的作品中。从这个角度看，苦难，正是人生的老师；不幸，正是一所最好的学校。

　　四

　　值得庆幸的是，噩梦般的日子终成过去。

　　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文玲自1977年后陆续写的十五本书，加上在各地报刊发表的，共计二百多万字。从1977年她再度恢复创作至今，不过十年。

　　我的眼前再次涌现出那些年的情景:

　　背着孩子，她骑车几十里去工厂上班。十年中风雨来去，我记得她说过的一个数字，“大哥，我在这条路上摔过不下二十次跤……”

　　背着孩子，五口之家，她付出了加倍的辛劳。背着孩子，她照样读书写作，她1982年以前的十万字的作品，就是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烟熏火燎的间隙，趴在缝纫机上写下的。也许正由于这一切，她才有了《藤椅》《卧铺》《篱下》和《第六个成员》，有了这这那那的作品，有了这这那那的吟诵和感慨，在用自己血汗浇灌的领地中，她精心着意地描摹她的《长塘镇风情》，唱出了一首首“独特的歌”。

　　她在条件极差的生活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可贵的热情。多年的超负荷运转，使她的肌体大伤，病痛频频袭击。但是，即便如此，她也不想把已经升起的生命帆篷轻易降落。我总觉得，我的这个妹妹，既同于又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作家，她是真正从底层，靠自己的无畏和奋勇，靠不屈的意志和毅力拼搏出来的。正因为是顶着石头生长的小草，她才有更多的冲力，这种冲力伴随着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而今，我好像再难有那种心情，从头道及她自从1962年来到河南以后的经历。对此，文玲在自叙、小传中写过不少。的确，如果不是我这做哥哥的牵线作伐，文玲也不可能与中原大地相亲二十余年。实在说，我当时的动机，除了想报答我的诚挚的朋友同班同学王克起外，也不能排除文中开头忆及的感情。血缘使我们兄妹相亲，而磨难更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事业的不倦追求，正是我对文玲不是作为妹妹而是作为作家的钦佩之处。这十年，她奔波各地，硝烟刚熄的前线，路途遥远的边陲，深山孤村，海角小岛……足迹所至，步步留痕。1981年和1987年出访菲律宾和联邦德国，她都以众多的散文篇章记叙了所见所闻。这些年，她像一只自由的鸟儿四处飞翔，婉转啼唱，报刊上每隔不多时，总会出现她的名字。

　　1986年夏，文玲带着一腔蓦然翩飞的乡思，携家带小地回到了浙江。7月中旬，《河南日报》刊登了她给中原父老的告别信：《极目中原情丝长》。读着这封信，多年不曾汹涌过的热泪，潸然流过我的心田。是的，她是应该回去的，为了她所思念的那片绿土，她是应该回去的，她对得起那片绿土。这十年，对这片绿土的吟咏，几乎成了文玲创作的主旋律。

　　五

　　还在文玲的那本包括了十三个中短篇的《长塘镇风情》1983年结集出版时，我曾应出版社之约，写过一篇序言。我说过，表现生活和灵感的温情的摇篮，是每个作家终究要偿还的一笔相思债：岁月的筛子，不仅不能隔断童年记忆的阳光，反而使它化为诗意的彩蝶，翩跹入梦。的确如此，故乡，陶冶了文玲的艺术个性，也培育了她丰富的创作灵感。

　　当她痴迷执着握管如恒地倾诉着故乡的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普通人的不同命运时，作为她的哥哥，我自然比旁人更深刻地察知她的笔下人物和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比之当下许多创作气势磅礴的作家，她现在还显得柔弱，但她善于避己所短，悄悄地开掘着另一个广阔的世界——心灵的世界，默然而有韧性。从她1980年发表后获奖的作品《心香》中，我惊喜地发现了她在认真进行着那个“说出人的灵魂的真理”的实践。也是从《心香》开始，她渐渐坚定了艺术探索中的那项最艰苦也是最辉煌的掘进，对美的寻找和发现。

　　我清楚记得文玲写作《心香》的起始。那是1980年早春，我应邀去三门峡进行为期三天的讲课，正在洛阳采访的文玲也被同邀。于是，在我讲课完毕回到住处时，我发现了《心香》的最初文字，这是一个美被毁灭的故事。当时，我分明觉得家乡潺潺溪水也已注入了她的心田……从此，文玲紧紧地抓住了“美”这根进入人的心灵的引线。在《心香》以后，《井旁的柚子树》带着浓郁的芬芳，《青灯》闪着幽微而又烛照人心底处的光亮，《小溪九道弯》流淌着一河水上漂来的欢歌。这些一一呈现着我们那个明媚的江南小镇的风情画，就像一道道美丽的彩虹，组成了一种令人迷恋的意境，她总是在轻轻地深沉地奏出生活的诗情时，传递了自己的美学理想。她的大多数作品的人物、画面、语言、旋律都好像经水洗涤，清净明朗，一尘不染，在完成美的创造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痛苦也是美的，眼泪也是甜的……

　　说实在的，我对文玲作品的研读，远不如很多专门研究并评论过她的评论家。但有一点却是我比他们更知底蕴，那便是文玲笔下的人物的“来处”。许多时候，我为她笔下跳出了尼姑墨莲、卖菜舅公、担水佬新福、瞎子金涛和他的母亲、画家邬龙、教授古森等人物而惊异，因为他们生存活动时，她不过是个丁点儿大的小丫头。那种种故事，那种种画面，是如何印到她的心屏上去而后又触遇成形的呢?

　　看来，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她聪颖好学，刻苦勤奋。因为，“当手在挥笔疾书时，是心在熔化”(缪塞语)。对一个作家来讲，也许更重要的是天赋和气质。文玲的艺术气质是清净明朗的。有时候我更喜欢读她的散文。那些情真意切的散文和小说一样，总有一种清秀淳朴的抒情气氛，它们抒发着对美的欢欣的亲昵，对苦的温存的抚慰，对生活的不倦的热情。无怪她的一些感情真挚文采华美的篇章，曾被收入中学生的课本和“课外阅读”中，像《西行拾趣》《楚门杂咏》《溯水走黄龙》《洛阳诗韵》《道不尽的杭州》等，都能充分体现她的艺术才华。而她为我的两位或故去或健在的同学所写的两篇报告文学《美的探索者》《假如生活从头开始》，都可说是她作品的上乘。

　　文玲生肖属马，她特别喜欢马，她在许多文章中都抒发了自己爱马的感喟。河南文坛的诗翁苏金伞，是文玲的热心扶持者之一，苏老曾亲书咏马诗的条幅勉励文玲，诗曰：

　　嘶发月欲晓

　　蹄翻草色新

　　驰驱不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