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

　　我这些年的中篇小说大都写同一类人的故事，主人公为一些基层官员。早一点的《钓鱼过程》写几个乡镇小官，被假冒台商用暗娼暗算然后惨遭敲诈。后来的《霸王阵》写一个在县城修建广场主持民俗活动的县长被“哈掉”，也就是生殖器给“夹住了”的故事。《秘书长》描绘一位老秘在机关中枢游刃。《亚健康》表现一位官员为处置一瓶烫手顶级洋酒的焦灼。2004年底以来，我写了《尼古丁》《林老板的枪》《金粉》等六个中篇，主人公一式为县政府头号大员，秉性和命运各异。我试图在这一类人的故事里写出他们的个性，触及时下社会面貌之一侧，表达自己的理解。由于题材范围比较特殊，一些朋友称我这些小说为“官场小说”，或“新官场小说”。我曾略有不服，自称所作为“官员小说”以示区别。有一位记者朋友把我这句话拿到报纸上用，文字略有变动，叫“官人小说”，我发觉自己因此有些宋代山东汉子的感觉，用的是《水浒》的语汇。我知道关键在于自己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如何穿衣戴帽是另一回事，瘦子穿得再多成不了胖子，很难参与各种减肥时尚活动。当然穿衣戴帽也很重要，只是我不擅长，我自觉我这样的作者概括和解说自己比解说笔下人物费劲，往往吃力而不讨好。

　　我写这类小说其实有些必然性。正着说叫作我比较熟悉这类人物，所以写他们。反着说则是我除了熟悉这类人物，其他人物不甚熟悉或不如别人熟悉，所以我只好写这类人物。所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可能得如此解释。

　　我觉得说自己比较熟悉这类人物，可能还没说到点上，更直接的不如说我自己本身就曾是这类人物，或者说是这类人物中的一个，这样可能更清楚一些。《钓鱼过程》里有个场景，小说中人到市里开会，中途溜出会场，时会场外走廊上聚集着大批当地中层官员，都是以撒尿抽烟为名，跑到会场外透气聊天交换信息的。这实在不是小说，是生活中常见场景，我曾经就混迹于这群人中，为该场景之一员，开会时总是留心占据听众席比较靠后且最靠边的位置，以便用最低的步行成本最不为人注意最方便地往会场外跑。我在该小说里写的故事本身就是在类似场合里遇到的，当时我参加市里一次会议，听领导讲话，中途有事出场，被一位老友拉住，这位老友在本地电视台当记者，参会采访。他问我是否知道有数位干部“进去了”，因为嫖娼并蒙受敲诈？我一听大惊，因为涉案诸人之一为老熟人，几天前还在一块喝过酒。于是就有了该小说。

　　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说起来时间不短，近三十年。与我老友青禾、海迪一样，我写小说起步于“伤痕”，因为我属于那辈人。我生于1953年，“文革”爆发时恰读初一，为所谓“老三届”中学生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