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镇邦

　　第一次同严歌苓见面，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个欢庆庆典上，时令是夏天，地点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远望楼宾馆。那时的严歌苓还很年轻，在文坛上也因“女兵三部曲”之一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出版而崭露头角。在我印象中的严歌苓，与其说是一位才华四溢处处想引起人们注目的青年女作家，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位还有几分羞涩的女兵。据介绍，她刚离开部队的文工团不久，在那里，她是一位不错的舞蹈演员，善于用形体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在那次聚会上，她的话不多，却颇为专注地听别人说话。记得最后还有一张合影，但我始终没有找到，不知放哪里去了。这次见面很偶然，也很短暂，但在我和严歌苓的记忆里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就一本本地读她的“女兵三部曲”，除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还有《绿血》《雌性的草地》，书中那种独特的女兵的叙述语调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开了眼界，知道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有这么一种新的写法。从此，严歌苓的创作进入了我的视野。

　　再次见到严歌苓是几年后的1989年的春天。那时，我已到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并于1988年下半年同北京师大研究生们共同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这个研究生班的预备班是1988年秋天开学的，严歌苓在一位老作家的鼎力推荐下进入这个研究生班，成了我的学生，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时也可以随便开开玩笑。从侧面了解到，她刚从澳大利亚回来不久，在那儿埋葬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她仍然在一个部队的创作室工作，走读，每天要从北京的西郊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鲁迅文学院上课，穿过整个北京，是比较辛苦的。然而，她是个很有韧劲的女性，看似娇小，却很能坚持，大半年的课上下来了，没有缺过课，这一点颇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到了1989年底，她却向我提出要中断研究生班的学业，到美国去，去开辟新的生活道路。对此，我只能以惜别的心情对她的打算表示支持，为她办好退学手续和到美国后报考新学校需要的各种必要的学历证明。到美国后的一年中，歌苓有时还来信介绍她考“托福”和报考大学的情况，当然还有打工、写作情况。可以想象，娇弱的她，只身赴美留学，苦头是不会少吃的。她在信中说，为了生存，白天必须出去打工；到了晚上回到住处，喝上一杯咖啡提提神又要为写作准备功课。每天要坐十几个小时，连坐骨神经都出了毛病。我真赞叹她的毅力和韧性。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