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

　　他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曾经是青年团干部，曾经是青年作家，曾经是“右派”，曾经是大学教师，曾经是公社大队的副大队长，曾经是作协的副主席，曾经是部长，曾经是中央委员……当然他又是丈夫、父亲、祖父……可这一切“身份”都说明不了他是怎样一个人，他只能是黑格尔老人所说的独特的“这一个”。

　　我跟王蒙是同龄人。20世纪50年代读他的成名而又有争议的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就如同当年读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时一样，那种热血沸腾的感受，那种满怀激情的沉思，至今不忘。在我年轻的心中，我觉得王蒙就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娜斯佳同志”，就是有独立思考习惯而又对事业极端忠诚的“林震同志”。1957年，听说他被划成“右派”，简直接受不了，难道“娜斯佳”和“林震”是“右派”吗？此前还听说毛泽东主席讲“王蒙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等等，怎么突然之间王蒙就成“右派”了呢？是谁变了？是王蒙变了，还是别人变了？那时我还是大二学生，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我们班开始没有“右派”，我们一律被划为“中中”，只是到了“反右”快结束时，补划了一个。我觉得“大祸临头”，觉得昨天还是一起嬉笑的同学，怎么今天就变成“敌人”了呢？我不会批判“右派”，这时高年级一位有“批判经验”的同学“指导”我说:“这不简单吗？你只需要在‘右派’说的话上加上‘难道’两个字就行了。譬如‘右派’说，共产党组织有时不够民主，你就质问说，共产党组织难道是不民主的吗？”我“噢”了一声。那时我想到，王蒙一定是被人质问：“北京市难道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那样的官僚主义的组织部吗？”

　　20世纪70年代末王蒙又悄然在文坛上出现，他的小说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在差不多整整十年间，我如痴如醉地读他发表的每一篇小说，我特别喜欢的有《布礼》《蝴蝶》《风筝飘带》《说客盈门》《如歌的行板》《相见时难》和《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等。我欣赏《布礼》中所描写的似火般的场面和流露出的动人情调，我惊异于像《风筝飘带》那样一个几乎没有故事的小说，能够写得那么真切、有趣和诗意盎然……但同时他似乎不够“安分”，他的风格变来变去，也写出了像《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来劲》和《杂色》等一些让人看不太懂的引起争议的小说。我记得当时有一部分喜欢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种风格的读者，看着王蒙的文体这样变来变去，真为他惋惜，这不就不是原来的王蒙了吗？其实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一个作家按一条路子写下去，越写越老到，越写越定型，那

　　么你不就像赵树理那样成为“山药蛋派”的代表，不就像孙梨那样成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了吗？人生有限，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能成为一种风格的代表，那么他在文学史上不就占有一席之地了吗!其实这都是一些学究之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呢？优秀的艺术家总是按自己的审美个性来写作，有的人一生恪守一种风格，因为他的个性像山那样稳定；有的人则要不断地变化自己的文体，因为他的个性像水那样流动、腾跃，有时像平静的深潭，有时像激越的江滩，有时似潺潺的小溪，有时如无边的大海。王蒙显然是“水做的骨肉”(但并不是说王蒙不能欣赏山)。他的个性连同他的创作永远在变化。他希望自己笔下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开端、新的创造、新的艺术天地的新的一角。

　　感谢我的朋友何镇邦，他给我创造了一次不是仅从作品而是从近处来观察王蒙的机会。那是1991年的夏天，牡丹江市邀请北京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参加那个地区的报告文学作品评奖活动。组织者是何镇邦，团长是王蒙，跟着他同行的我记得有汪曾祺、林斤澜、韩静霆、谢永旺、缪俊杰、何镇邦，还有他和韩静霆的夫人，我也跟随在这一帮人里。在牡丹江市活动期间，当地的人们，不论是市长还是普通市民，都称王蒙为“王部长”，这可能是由于王蒙刚从文化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缘故吧!每次人家这样叫他，我都为他感到难堪，觉得这些人也太不识时务。可转头看王蒙，不论人们怎样称呼他，他照样从容自若、谈笑风生。有一次，我直截了当问他:你已卸了职，人家还是张口闭口叫你部长，你有何感想？我这个问题对王蒙来说也是个难堪的问题，可他笑嘻嘻地回答说:“这不是故意讽刺我吗？”然后话一转，说开别的笑话了。我明白了，在创作上他随自己似水般的个性变化着，在生活中，他也能适应职务上的变动。用套话说是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用心理学的话语说则是他能迅速作出“心理调整”，用文学性比喻来说，他永远像一滴水，流到大海他就是海浪，流到小溪他就是浅滩上溅起的水花，流到深潭他就是那看似平静的旋涡……一切都随遇而安。按我对生活的理解，“随遇而安”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人生的极境。庄子的妻子死了，他竟然鼓盆而歌，还有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没米下锅，就去向人乞讨，客人来访，他说没有鞋，那客人就让家丁脱下鞋给他，他便伸脚去穿，就这样他照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人都是随遇而安的代表。

　　在牡丹江市，主人把我们带到大家都神往的镜泊湖。镜泊湖的风光着实迷人。扫兴的是那里刚下过大雨，湖水浑浊，且天气阴晦，不便于游泳。我们在湖边的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早起，明艳的太阳出来了，湖水在晨光中似金子般闪耀，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中午我们情不自禁地跳进还有些浑浊的湖水里游起泳来。下湖的记得有谢永旺、王蒙和我，是不是还有别的人我就不记得了。我清楚记得的是，老谢的泳姿好、速度快，就像经过专业训练的一样棒。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蒙的泳姿。他的仰泳姿势并不规范，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本来仰泳双手的动作要一先一后扬起并在入水后划水，腿则要像自由泳那样伸直并上下打动，可他却同时张开两只手掌向身下划水，同时提起两只脚向后蹬水，有点像翻过来的“狗刨式”，但又不全是。你们就想象他独特的泳姿吧。我因游速不快，总是跟在他的后面，所以一抬头就看到他的手和脚，我觉得他的手和脚特别大，大得像小船扬起的船桨，而且由于他的每一个手脚的动作都特别有力的缘故，我用自由式也赶不上他。有趣的是因他的头永远露出水面，所以能不断地说着笑话——他不喜欢与别人雷同，连游泳也别具一格。

　　我自己游得不太好，却喜欢游。中午与王蒙、谢水旺游了一回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下午又约老谢游了一次，这次游得比较远，游回来时不禁筋疲力尽，身上有些发紧。晚上回牡丹江市时，竟然发起烧来了。我躺在床上直哼哼。王蒙来看我，用一种“过来人”的口气说:“太过了!凡事都不可太过。”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我游泳太过了。后一句就是“人情练达”之语了。在人们的印象中王蒙是一个“先锋”派(对了，他还和我的学生一起编《今日先锋》杂志，他出任主编)，文学上的“新潮”代表，似乎有点走极端。在其后我们的多次接触中，我觉得他的思想不是咄咄逼人的先锋，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守旧，他更多时候是“中庸”，一种独特思考者的“中庸”。

　　1994年王蒙发表了《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国内舆论界一片哗然，怎么，王蒙反起“人文”精神来了，连理想也不要了？其实，王蒙反对的只是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王蒙说:“对于人的关注本来是包括了对于改善了人的物质条件的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总不应该以叫人们长期勒紧裤带喝西北风，并制造美化这种状态的理论来弘扬人文精神。”王蒙不反对真的人文精神，他反对的是那种嘴里叫着关注人而行为上从不把人放在眼里的“伪人文”精神。他希望人们要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选择一条“中道”，即吃得饱穿得暖玩得好但又讲文明讲道德讲理想。记得人文精神的讨论热火朝天地展开后不久，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把首届“爱文文学奖”授予作家张承志，并在新疆驻京办事处的一个小礼堂举行授奖仪式，王蒙和强烈主张“清洁精神”的张承志都到了。我们先讲话的几个人只是一般性地说几句祝贺性的话，最后讲话的是王蒙，他字斟句酌地说:我从来不反对理想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是最早提倡理想主义的一个，这是有案可查的。他论证了理想主义如何如何重要。说着他把话锋一转，说，也不能把理想主义强调到极端。如果连人的起码的物质生活都没有保证，一味讲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舍生忘死，把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那就走到了极端。走极端是不可取的。这里只记下他讲的大意，实际上他讲的比这要深刻得多。然而他取的还是“中道”，一种很实际的很有现实感的“中道”。吃饭的时候，王蒙右边坐的是张承志，左边坐的是我。他不停地扭过头去跟张谈话，当然也不忘美味佳肴。当服务员端上一大盘新疆羊油炒饭时，他和张的关于理想主义的谈话停下来了，他扭过头来向我介绍这种炒饭如何美妙，可口，并劝我拿起勺子伸向那看起来五颜六色的新疆炒饭，当然他自己率先拿起勺子……今天的王蒙可能在理想与务实之间更倾向务实，因为他认为务实的精神是推动历史前进更重要的力量，但绝不是不要理想。王蒙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付出了代价我们仍然欢呼历史的前进。我们尝够了人为地保持昨天的理想主义和斗争气氛的苦头，我们已经积累了经验。”历史进步，要!道德理想，也要!还有其他的，只要有益的，统统都要。要在多样的世界中取得某种平衡，也许就是王蒙所要选择的“中道”。王蒙在他六十岁生日时，总结了十一条人生经验，其中第二条是“不要相信极端主义和独断论”。他认为：“世界上绝对不是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善恶两种品德，正谬两种主张，资无两个阶级。要善于面对大量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无序状态与自相矛盾状态、可调控状态、可塑状态……在没有绝对把握的大量问题上，中道选择是可取的，是经得住考验的。”最近的一次接触是，我们北师大主持第三届全国文艺心理学研讨会，邀请他参加并请他讲话。他当然知道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与认识论的研究所走的不是一条道。在这次讲话中，他显然是强调文艺心理学在研究作家创作心理上的“优势”。他说，文艺心理学研究比较迫近作家的实际，它不是隔着三条街骂人，它站到你的院子里，甚至站到你的屋子里床头边来了。他这样强调文艺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研究作家时的效用。但是，王蒙绝不因此就抹杀其他方法的重要。他讲话一开头就说，认识论、反映论作为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是重要的，文学可以是一种认识、一种反映，因此认识的确可以解决文学创作理论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他甚至强调认识论在某些时候对研究文学的正确性、必要性和主导性。在这次讲话中，他再一次选择了“中道”。

　　王蒙的人生神往的是大海。大海的特点是它的变化无穷，它的宽广无际。变化无穷则多姿多彩，永不重复，让人百看百听而不厌；宽广无际则可容纳百川，让人心胸开阔开朗而不窄。王蒙为社会的种种问题而焦虑，但在这焦虑中他也游戏。王蒙景仰崇高，但也同情凡俗；王蒙喜欢单纯，但又知道事物的错综复杂；王蒙不主张“过”，但也认为“不及”是缺陷；他强调文学的社会性，但又认为文学的审美性是不可或缺的；他认可美声唱法的优美，但也认为流行唱法也不错，那如诉如说似歌似话自有韵味……在王蒙那里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诚如他自己所言:“戴上桂冠的也可能是狗屎，扣上屎盆子的也可能冤枉”，“任何人试图以真理裁判者、道德裁判者自居，以救世者自居，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要随便相信他”。跟王蒙在一起是愉快的、轻松的、有趣的、长见识的。有一次，大概是苏联解体不久之后，他站在我的书房里，对着他的朋友王燎和我说，哎，现在怎么没人再唱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那些让人心醉的苏联歌曲呢？随后他就哼起了《喀秋莎》。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被他的歌声填满了。

　　他的妙论会使一个严肃的会议变得轻松，在钟敬文先生的九十五岁的祝寿会上，前面的人过多的介绍和客套话给人以沉闷之感。这时候王蒙说话了，他说钟老是“仁者”，为仁者寿。他说钟老能长寿，且生活质量如此高，是因为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淡泊的人，不想整天整人的人。他说有的人整天想整人，就经常发怒，发怒会使人身上分泌出一种毒液，老发怒，老分泌毒液:毒液积累多了，肯定损害身体。钟老长寿是因为他的和气、厚道而导致身上毒液少……他的奇谈怪论引起了热烈的掌声。碰巧的是过了几天，《参考消息》登了一条与王蒙的“长寿理论”相似的医学消息。他的记忆是超人的，有一次几个人一起吃饭，不知怎么谈到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他竟然能把启功先生1978年六十六岁时所作的《自撰墓志铭》背出来:“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那滔滔不绝的样子，嬉皮笑脸的样子，笑容可掬的样子，像一个调皮的小学生。突然他的笑戛然而止，正经地议论说:一个能自嘲和幽默的人，是他有力量和有活力的表现，是不容易的。然后他又开始另一个新鲜有趣的话题，这时可能是一条令人焦虑的消息，或是一个令人捧腹的故事。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风趣随生，幽默常有，著作等身，作品照发，拿得起，放得下，放得开，收得拢，上得去，下得来，想得飘，务得实，当作家，做研究，发还黑，步仍健，子与孙，一大群，朋与友，常相聚，王蒙没有白过六十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