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星儿

　　时而，我会隐隐地意识到一种使命：有一天，我总得写一写安忆，毕竟深深浅浅地交往十多年，又在一个城市生活，在一个单位工作。但是，一想到写安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会感到一丝奇怪的沉重，仿佛这自觉的使命，推卸不了，却也完成不好。但有一点我明白，这“奇怪的沉重”来自安忆的心。安忆的心有多敏感?安忆的心有多细致?安忆的心有多深的思考、多大的包容、多痛的记忆?还有，安忆的心有多么明了的直觉、多少鲜为人知的掩藏?

　　安忆的心，使安忆的小说变化无穷。

　　所以，写安忆，是个困难的差使，因为无法概括，就像读她的小说，你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明意思。我想，读安忆，也只能感觉。

　　开始整理对安忆的“感觉”。

　　我相信，安忆不会给任何人完整的感觉，不是她不愿意给。最记得，她丈夫李章曾透露说，有一夜，他为安忆看小说清样《叔叔的故事》，读着读着，他微微地惊异，这个正甜甜地睡在他身边，像长不大的小女孩总爱使点小性子的她，竟有这样深刻的思考，字里行间凝聚着如此厚重的历史感?他喜欢摄影，常常给安忆拍照，但在这样一个夜深人静的瞬间，我想象，他像打开了调不准焦距的相机，她在他的视线里是模糊的。

　　真的，极少碰到像安忆这样的朋友，让你不断“惊异”，和她交往，无论站在远处，近处，她都耐人琢磨。最初和安忆接触，感觉中，那个聪慧、文雅、纤细，与人与世有点格格不入的安忆和安忆的小说，《雨，沙沙沙》、《小院琐记》还比较吻合。渐渐地，她的小说多起来，一部接一部，而且，小说的题材和风格一部不同一部，好像在变戏法，让人目不暇接，我暗暗诧异：“安忆的生活积累到底有多大蕴量?”翻翻她的经历，似乎没有传奇，也没有遭遇灭顶的大灾大难，见她去农村转两天，写出《小鲍庄》;在白茅林劳改农场采访三天，写了《米尼》。“王安忆还有什么可写的?”不少人也都在揣度。安忆干脆哪儿也不去了，潜心地写，写《岗上的世纪》，写《三恋》，写《乌托邦记》，写《叔叔的故事》，写《姊妹们》，写《我爱比尔》，而穿插着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她还写大部头的长篇：《69届初中生》、《逝水流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等，简直像一口不断喷涌的井，显示着澎湃的创造力。可是，电话里听安忆的声音，依然是小女孩一样的细柔，见到安忆，她依然那样娴静、恬淡、谨慎。涉及敏感的话题，她依然羞涩、回避，而通话或见面，她关心的还是一些朋友的近况，她交谈比较多的，还是日常的、家务的琐事，似乎也很平实。但安忆的“平实”，像一只有“馅儿”的馍馍，明明有饱满的“馅儿”，却没做成打褶的、一眼能辨别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