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一段有趣的插曲

　　今天已过冬至，楼身正在进行整体粉刷。一位乘吊篮上下粉刷楼体的工人，行至我居住的五层窗台，见我正在写字，便用山东腔对我说：“喂，听说您是个作家，您知道有个莫言吗？”

　　天气虽然很冷了，我还是停下正在填写的护照申请表格，拉开窗与那小伙子攀谈开了：“你问这干什么？”

　　他站在晃晃悠悠的高空的吊篮中，抹了抹脸上的灰浆点子，对我说：“俺是来北京打工的高密人，听楼里人说您也是个作家，几次过您窗口，看您在电脑上打字，不敢随便打搅您；今天您没开电脑，便乍着胆子问问您，认不认得俺的那位作家老乡。他在咱那地盘上，可是名气大着哩！”

　　高处不胜寒。更何况那天刮着大风，我体谅那位高空作业的高密小伙的辛苦，便递过去一包“红塔山”，并对他说：“我老祖宗的根，也在山东。你拿去抽吧！”

　　他把烟忙塞进窗子。连连说：“不行，我们老板定下纪律，不许……不许……”

　　我说：“天这么冷，他不知躲到哪儿幸福去了，咋会看见你在高空挨冻。快收下吧，只当是莫言送给你的好了。”

　　“这么说，您认识俺那老乡了？”

　　我点点头。吊篮开始上升，小伙子的身影消失了。

　　这本来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并没想到将其写进文章中间。未承想到的是，两天以后的一个中午，镇邦老弟打来了电话，点名让我给莫言用文字画像，他说在我们这代作家里，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我想了想，此话也算一矢中的。虽然这两天我正忙于办理去美国探望儿孙的繁琐手续，还是不得不暂停下各种表格的填写，忙里偷闲地涂抹上莫言这幅由表及里的文字画像。也好，刚才谈及的小小插曲，正好可以成为莫言肖像的第一笔，我将其写在篇首，以示我“爱屋及乌”的心绪……

　　文学之外的闲话之一

　　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神情。记得，在他还身穿橄榄绿军装的时候，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上不是那身军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没能撑起军装的一派英豪之气来；因而当我看到他按着导演的指点，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刻，我当真笑出了声，并对正在收拾屋子的妻子说道：“快来看莫言，你也当过兵，看看这个男兵，是不是有点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的内在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我和她争辩说：“我是说外形，又没有涉及他的五脏六腑。”

　　她说：“外皮仪表堂堂，一肚子草的男人多了。你们文坛里这号人，也可以装几车皮。莫言这几年写了多少东西？这是那些酒囊饭袋的冒牌作家根本无法相比的。”

　　我说的是外在。

　　她说的是灵肉。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第一个读者。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近两年内，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当时面对电视屏幕，我仍然忍不住对莫言的光辉形象窃笑不止。心想莫言的尊容真是有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形象。当然，他脱了军装，我也就把“绿色熊猫”的印象渐渐地淡忘了。

　　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细节被妻子记住了。1998年中国九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出访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从来具有的憨厚，当然啦，可能与他当兵也有点关系！”

　　到底孰是孰非，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他的自觉。因而，从访德归来做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这些看起来貌似平常的行为，正是身背娇骄二气的同行们最为匮乏的精神。不知是不是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访问德国和台湾地区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文学之外的闲话之二

　　该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的低迷时期。一场风暴过后，有的人提出来“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同时提出“要用笔绿化全国”的口号。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使文化人重新嗅到了某种气味。

　　这年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聚会，迎接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闹。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我说，“像只无言的醉猫！”

　　“在二十多位友人中，他显得最腼腆。”妻说。

　　“那是老虎装猫。”

　　妻说：“何以见得？”

　　“你看他的《红高粱》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吗？猫的柔顺不过是他的外壳罢了。”我说，“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

　　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立刻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我所能。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在莫言的躯体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他是个真正可以信任的朋友。事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的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虽已黯然失色，但在1991年的特殊时日，“华艺”能把这些属于“可以清理”的作家捆绑在一起，并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

　　记得，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

　　我说些什么今天已然记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在我的认知里，进入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如日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文学之外的莫言话题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尔通电话时，他常常劝我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褴褛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

　　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除了我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他的处女作集，是我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时，责令编辑迅速组稿并发稿的。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历经十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依然光束不灭的究竟还有几何？莫言不仅是长生的一个，而且作品越来越耐读。当然在其洋洋洒洒的笔锋下，偶然也分娩畸形胎儿；但在总体上是硬硬的干货。在良莠不齐、草苗争长的文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他的作品中，第一没有新新人类“宝贝”的无病呻吟，第二不离开中国土地的原色。这个在斑斑杂色的文学路上的长跑者，心中百无禁忌，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这是其一。其二，莫言的文风比起过去的野性，又多了许多幽默的色彩，这是他过去的文字里所没有的。

　　读他近期的作品，在暗自窃笑之际，不禁使我想起我们在台北图书馆，与台湾地区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的日子。当莫言走上讲坛，宣读他的讲稿时，有别于其他作家发言的是，他似乎不是在讲演，而是向在场的听众发出一连串的提问，加上他那张喜笑颜开的脸，使全场笑声不绝于耳。这个山东高密小子，不仅文字里多了幽默的润滑剂，连人也不是80年代的小莫了。他越来越像个非作家的平民百姓，既不做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源的作家分开的话，他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

　　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的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在内，都深深刻写下家乡田园对他的影响。尽管他对我说，这是他的伪家族史，其创意之源泉，也正孕育于其乡野的田垄之中。近时读报，见莫言的文学触角又伸向了话剧，说是要搞出莎士比亚《奥赛罗》式的《霸王别姬》来，我不知这只是宣言，还是要付诸行动，抑或是受他友人张艺谋的影响。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受自我的艺术局限，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天才，也无法挣脱自身艺术的制约。张艺谋《图兰朵》的艺术实践，尽管各种媒体给予极大的热情，我仍然认为它是无法与《红高粱》的精湛相媲美的，一个半生不熟的夹生货。莫言要尝试一下这种艺术表现，只能让我感到其勇气可喜可嘉，但不会有预期的收获。孰真孰假，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想勾勒一幅莫言肖像草图，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电脑告诉我已然超过四千字了，就此住笔。我最后的几句尾语是：莫言是个好人，绝不是随风摇摆的“狗尾巴草”；他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奇才，如果能在野虎出笼的狂奔中，加上一点自审自识，未来的年代必将有惊雷般的佳作撼动世界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