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得雨

　　沂蒙山老家人说：“苗家庄有两个名儿起得最好，苗得雨和苗长水。”我是上抗日小学前自己起的，长水是他老奶奶起的。他老奶奶说：“孙子是八路军浇大的苗，重孙子就叫长水吧。”后来任省委书记、当年在我家乡任抗联主任的李子超同志说：“这老太太虽然没上过学，可是知识渊博。”有人说：“作家不遗传，你出了个作家儿子，你是怎么培养的？”我说儿子成为作家我一点没想到，我给多少个作者谈创作，但没给儿子谈过。他从上学到参军——一个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时光中，我正倒霉，倒霉时家人“沾光”首先是孩子中的老大，他不会忘了“教训”。我自己“栽”到文学上，怎会让儿子再“栽”？他是一颗自生果。要说有影响，可能是“无心插柳”，我、妻子，他老奶奶、奶奶，乡亲、伙伴和沂蒙山那片地方。他自己也不是“有意栽花”，他心中的一片深厚生活积淀，形成于自然。沂蒙山在他心中有不寻常的位置。他在一篇散文中讲童年在沂蒙山老家，想爸爸妈妈了，老奶奶哄他说：“你到家门外边去望着吧，看见有个要饭的小媳妇，坐在坡里用土坷垃洗澡，那就是你娘来了……”末尾说，“我的感觉是，在你的一生中，在不知不觉间，总是有些种子种进你的心灵。它们一颗一颗被记忆的丰沃土壤埋藏下来，而后它们也会像种下时一样，在你不知不觉间，发出根芽；然后生出枝叶，越长越高……”

　　我从1963年到“文革”，连续受到错误批判，十余年间的磨难，使我已下决心“不再走那条路”。想不到一遇到“解放”，手又痒痒起来，这时候，儿子已经在“那条路上”学步了。由师报道组写稿——同我当年在解放区写新闻也写诗歌、散文，儿子给师宣传队写演出节目——也如我给农村剧团写剧本、曲艺。儿子调军区报社当编辑到创作室——也同我从新闻走向文艺。也巧，1975年10月号《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我重新在全国发稿的第一组诗作，那期上也有儿子的“处女作”。但真正引起读者注意的，还是十年后的那个中篇《季节桥》。当中发过也有影响的《净土》《有这样一条河》《间奏曲》等，也就是“间奏”。1984年他去军艺前和去军艺后，下力写了一组，有的得到系主任徐怀中的赞赏，同学尹卫星曾在介绍军艺的文章中说长水有一批作品叩响几个编辑部的大门，然而没有“响”出来。一闷近两年。这孩子有一个特点，凡没有发出的稿子，他从不再拿出来发。

　　1985年春，我们在一起看法国电影展，我在空余写了篇当年我家乡青年女性命运的散文《识字班大姐们》。他翻了草稿后说：“爸爸，你这篇文章先别发，我抠个细节，弄个中篇。”原来其中写村上第一对自由恋爱的胡儿与采妮私奔的故事，给了他什么触发。待他重新写出，就是这春天拆冬天修、时隐时现的“桥”了。这部小说第一次引起青年评论家的兴趣：“和以往小说相比，出现了似曾相识、貌似依稀但又前所未见、风韵别致的情景。”（李彤）这个中篇家乡的乡亲不一定能看到，但1997年电视台约我们父子回家乡拍专题片，有个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跟着，默默地帮着维持秩序，一问，原来他就是采妮和胡儿家的后代。

　　儿子真正打响和久久有响声的，是又憋了一年多，于1987年4月间憋出来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这个中篇，呈现出了异样的光彩。当时主持《小说选刊》的老作家李国文看到后即予重点推出并写了推荐文章，《新华文摘》《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等都作转载。此后一连串中篇《染坊之子》《非凡的大姨》《犁越芳冢》《战后记事》《南北之梦》等推出，让青年伙伴们说有“目不暇接”之感。不少评论家由衷地写了评论。如雷达的《传统与创化》、牛玉秋的《战争与人性美》、宋遂良的《长长流水、款款深情》、谭好哲的《人生因真情而美》等，有的文章我看到了，有的文章我看不到，儿子也不给我说。知道的还有部队的韩瑞亭、朱向前、黄国柱等评论家的文章。还有常给他当编辑的王瑛、李敬泽、杨德华等都在国内外一些报刊上写了不少介绍他的文章。雷达说：“苗长水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的尝试为文学拓宽了路子。”老友江晓天评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去信表示感谢时，他才知两苗原是一家。

　　几年后几部长篇推出，轻易无兴奋之语的儿子，说还较为满意。伙伴们也说能响一阵了，其中《等待》我读了两遍，都久久在一种情绪中走不出来。我说：“就写等待不来的‘等待’。那一句‘百分之百的美丽是没有的，但百分之两百的美丽却是有的’，可以和托翁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媲美。就凭这个发现，这部作品也会成功一半。”爸爸的感动可能不冷静。我为在评论家中没有得到多些的识者而惋惜。

　　儿子冷静了。两年、三年、五年，一冷至今。一直在“按兵不动”着。多家出版社约他编集子，包括外文翻译集子，他都不着急，多少地方约稿，除了非写不可的，差不多都没有应约。一部长篇已敲打了四五年，有说已写完了，有说写了一半的，我说：“你这个属小龙的，也成了‘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了。”老同学邓友梅在电话中说：“这孩子不浮躁，是块难得的材料！”

　　他是个很珍惜水准的作者。从来没有一篇作品是靠名气凑合的。他记忆好，写作有灵气，稿子都是一遍出，清清楚楚。字也写得一笔一画，读他的原稿，首先见了字就喜欢。他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但也从不锋芒毕露，很能和人相处。家中有些故事，都是不露声色，漫不经心地捡去的，什么时候在作品中“露”出来，我们才发现。

　　他的妻子工作忙，他想自己是“坐家”，劳动从小就锻炼，就多担家务事。哪怕电脑上正打出灵感，也不耽误时间去采购、做饭、照应孩子。有一次在《齐鲁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我家的吃饭问题》，说妻子宁愿忙这忙那也等着吃丈夫做的饭；儿子打馒头，玩着忘了，说人家伙房下班了。这一下把妻子、儿子都得罪了，妻子贤惠，不好意思说；儿子直截了当：“我爸爸写小说最不好了！”

　　现在儿子的儿子也成了部队的小上尉了，绘画很有天赋，字也写得出手不凡，长水却也没有着意让他走文学之路，由着他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发展。长水对人说：“作家的知识是可以自学出来的，但许多科学知识却需要按阶段学习，错过后就没有机会再学了。”这恐怕是他自己读书时节赶上“文革”，没有学习好文化知识；在想当排长、连长的时节，又是“文革”影响而没有如愿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现在我和老伴都已年届八十，到了“人生古来稀”的阶段。明年，既是我的八十岁寿辰，也是我和老伴“钻石婚”庆典。在我七十九岁生日的家庭聚会上，在香港和美国的大女儿和小女儿都打回电话祝贺，并说明年一定回来参加“大庆”。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及小孙子们，在宴席上跟我们商量明年怎么搞，老大长水说：“爸爸一到宴席上就先跟服务员要地瓜、芋头、红烧肉，吃完这个就说饱了……不如明年别到大酒店了，找个附近的沂蒙山饭馆，他一定吃得很满意！”老伴、儿子、媳妇们都笑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很幸福，也经过很多磨难，现在其乐融融非常团结和谐。但是正如我和孩子们在生活习惯上有不同，在创作上同样有不同观点。长水经常劝我不要再写了，写写毛笔字画点画保养好身体就行了。我也经常教导长水不要再写长篇了，毕竟他也快六十岁的人了，可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又写出一个长篇，而且还有出版社抢着出。看来文学这条路一旦走上了，谁都难放下。我知道孩子们最希望我和老伴长寿，也安慰他们说：“我和你妈肯定都能活到一百岁。从现在到一百岁，不就二十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