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所以要借《勇敢的约翰》校后记来说事，是缘于上世纪30年代初那场有名的“鸟言兽语”争论。1931年，当时湖南省的一位官员要求“改良学校课程”。因为“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而尚仲衣立刻撰文表达对此番“鸟言兽语”歪论的支持，文章名曰“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文章里谈到了两种标准，一是“消极标准”，二是“积极标准”。积极标准不多，只有三条，而消极标准则长达八条。而综观这八条，则条条都有反对童话之嫌，罪名还不轻。

　　例如，说什么“鸟兽本不能作人言，如读物中使鸟兽作人言，即是越乎自然”，这种违反自然现象的教育，定要拿教育者试问。而如果儿童在读物中看到猫、狗会讲人话，若是“读物给了儿童错误的社会观念，或让儿童曲解了人生价值”，那后果不堪设想，儿童怕是连修正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成为不治之症了。“许多儿童故事以大富、大贵、升官、发财、王子、公主，为人生的理想，奋斗的归宿”，这样曲解人生理想，儿童在幼年培养的这种欲望，对成年的行为必将有不利影响，诸如此类，等等。

　　此文一出，立刻引发了人们的一片口诛笔伐。吴研因在文章“应否用鸟言兽语的故事”中先提出疑问：“不合情理的神怪故事，足引起儿童恐怖、疑惑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