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还在巴颜喀拉山下的色达草原工作。那年，县上要我写一篇小说，说州里下达了这方面的任务。当时我从未写过小说，但草原牧民生活的动人场景，却时时触动着我的心弦，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草原的早晨》的短篇小说。那时，作者写东西不能署个人名字，县上就以“中共色达县委创作组”的名字，报到州里去了，同时也给《四川日报》寄了一份。没想到，这篇作品不久就在《四川日报》发表了，占了整整一个版面。也许就是因为这篇作品，从此使我与文学有了缘。

　　1974年，我到成都参加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经人介绍，我找到了新巷子刚刚复刊不久的《四川文学》（当时叫《四川文艺》），来到办公室，我见到的第一位编辑就是陈之光。没有想到我刚说出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之光先生就高兴地拉我坐下了。他说两年前省文联还没有恢复工作，他当时在《四川日报》编辑过一段时间的副刊，我写的那篇小说《草原的早晨》就是他亲手编发的。我非常惊讶，正是因为这篇作品的发表，使我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我很感激他，但之光先生十分客气地说：“我们还应该感谢你呢，你是现在我省走出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呀！”之光先生还告诉我，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过康定，而且还到过我家。见我不相信的样子，他笑道：“那时候，你还小，不会记得我了。我当时是去采风的，到过你家里，听你的阿妈讲了许多藏族民间故事，还听她唱了好多藏族的民歌。”他还说，藏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几千年来藏族创造出了灿烂丰富的文化，为共同缔造中华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希望我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繁荣藏族当代文学作出自己的努力。

　　我是在1979年底经之光先生介绍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的。1982年初，我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毕业不久，就收到中国作协关于批准我为中国作协会员的通知。当时，我很高兴，就给之光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他就回信了，他说我加入中国作协不是他们推荐的，是中国作协直接发展的，希望我不必看重会员之类的事情，他还告诉我巴金老人说过，作家是靠作品活在世上的，鼓励我一定要扎实生活，多读好书，勤奋创作，多写好作品。

　　从1980年起，作协让我担负起了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为了繁荣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之光、大同和高缨先生的帮助下，我积极争取省民委的支持，力争每年开展一次全省的民族文学活动。当时，我还在甘孜州工作，为了不影响我所在单位的处境，之光先生多次与甘孜州方面协商。来成都时，我习惯住在南郊一个小旅馆里，怕我生活不习惯，之光先生有时还打电话来，叫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当看到每年都有少数民族作者加入四川作协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四川的少数民族作家不断地在全国和全省获奖的时候，之光先生都显得十分高兴，他时常对我说：“你现在虽然是累了点，但为了四川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自己作出点牺牲也是值得的。历史是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同时他也告诫我，一定不要放松了自己的创作。

　　1983年，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大雁落脚的地方》出版了，当之光先生知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藏族作家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后，他很快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来，在向我表示祝贺的同时，他再一次告诫我，一定要在雪山草原上多走多跑，一个作家在他年轻时多吃点苦头，多积累些对生活的体验，这对他一生都是有好处的。在同年他主持召开的全省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他特别安排了我们几个青年作家在大会上发言，并让我们重点谈谈自己深入生活的体会。在我们大会发言那天，之光先生和作协的几位领导都坐到台下去了，他们把主席台的位子全让给了我们发言的几个青年作家。当时的场面让我们和与会的全体青年人都十分感动。会后，他还特意安排作协的几位老师分别来帮我们整理发言稿，并发表在了作协的报纸上。

　　记得是1985年，我有两篇作品在全国获奖。那年秋天，我从北京领奖回到成都，很想见到之光先生，但他当时外出开会去了。在作协创联部，钟庆成高兴地对我说之光老师有一幅书法作品送给我，我忙打开来看，见上面写着：

　　马蹄溅朝露

　　之光先生的书法艺术是很有名的，能得到他的书法作品，我感到非常珍贵。同时从他的书法作品中，我也知道有他对我的一片期望。

　　第二年，我调到作协当了专业作家。当时，之光先生和作协的领导们慎重研究，让我把工作关系办到成都，但叫我暂时不要把家搬出来，并鼓励我安心在基层生活和创作。每次我来成都开会或筹办完民族文学工作后，之光先生都叫我早点回到高原上去。有一次，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每次回机关来，我都赶快叫你回去，我是怕机关上的一些烦恼事情让你分心影响你的创作呀。”

　　以后，我一直在高原上生活和创作。直到1993年底，因为房改和女儿读书的因素，我才下决心举家搬到了成都。

　　2004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