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翻译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诸多重要理论学派借助不同学科的最新发现，从不同视角、以不同路径，探讨翻译的问题，出现诸多流派。大致发展的路向是从语言学开始，70年代以后形成了德国功能主义和描写翻译研究（或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派、操控学派等）这两个影响最大的分支，中间贯穿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翻译伦理研究。其中描写研究发展最快也影响最大，从最初的“规范”延伸到“惯习”，拓宽了翻译的社会学研究，也为后来兴起的翻译语料库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研究翻译过程的心理学模式在翻译和口译研究中也有应用。

　　本书是翻译研究理论的研究，内容包括近三十年翻译研究各重要学派的成果。全书重点分析各种学派的重要基本概念、方法和发展前景，探讨各个学派的理论要旨以及翻译研究学科在教学科研领域的新发展。本书没有专题讨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成果，其原因是这两派的理论不属于“纯学术”研究，即在学术以外他们还追求各自的目的（见余静文章），但主要原因还是这两派理论没有太多难解的概念。

　　本书按照学派分类编排，虽然各派同时发展，大多难以分出先后次序，但一些概念之间仍有派生或承继关系，看似不相关的理论体系也有它们内在的联系。所以建议读者按照章节顺序阅读，以便把握各派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脉络。

　　翻译研究成为一个学科，语言学的贡献最早，如加拿大学者维内（J.P.Vinay）和达伯尔内（J.Darblenet）、卡特福德（J.C.Catford）以及奈达（Eugene Nida）、纽马克（Peter Newmark）、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等学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基本概念，有的还提出了描写模式。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对等”（equivalence），一切从对等开始，翻译以追求对等为目的。谢桂霞的文章《对等在翻译研究中的历程》追溯了“翻译对等”自20世纪中期被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历史，回顾“翻译对等”在翻译研究中所经历的初始阶段、多元阶段、反思阶段，对比这一概念在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内涵特点及来自各方的反应和批评，总结出对“翻译对等”这一概念的研究经历了四种转向：从语言内部向语言外部转变，从绝对向相对转变，从客观向主观转变，从存在向不存在转变，提醒读者应时刻注意“翻译对等”在特定语境中的特殊含义。文章基本呈现“翻译对等”这一概念在翻译研究发展历程中的全貌。后来，随着研究的发展，“对等”概念开始受到学者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斯内尔-霍恩比。

　　20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功能主义和“翻译研究学派”。前者以语言学为基础，为翻译教学和实用翻译提供理论模式；后者强调文化操控，重点在文学翻译描写，两派好像互不相涉。为了调和这种局面，斯内尔-霍恩比提出所谓“综合法”（an integrated approach）。斯奈尔-霍恩比的理论基础是框架语义学。邓静的《翻译研究的框架语义学视角》回顾了框架语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以及近二十年来该理论在翻译研究上的应用，认为在翻译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如翻译关系、翻译标准和译者角色，框架理论提供了另一种审视思维，指出，框架视角在理论基础上具有两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是其整体意义观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全面观察问题的角度，二是其概念的灵活性可以表现任何概念范畴或任何语言层面。邓静同时指出框架理论的缺陷：框架概念定义模糊，视角概念和视角功能没有明确区分，框架概念的相关术语不一致。文章最后提出从框架的角度阐释翻译理论的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研究翻译概念、翻译标准、翻译单位、可译性、译者自由度等基本问题，二是研究与框架视角相关的理论问题。

　　德国功能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最初赖斯（Katharina Reiss）将布勒(Karl Bü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应用于翻译评估，后来纽马克也提出相似的观点。朱志瑜的两篇文章，《类型与策略：功能主义的翻译类型学》和《纽马克的翻译类型学》集中分析解读功能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指出赖斯对文本类型的描述对翻译实践理论研究突破性的贡献，其对非文学类型的翻译研究，特别是译员训练和翻译教学至今仍在世界各地通行。功能主义“自上而下”、从文本类型入手的翻译方法，基本解决了翻译的忠实问题，结束了翻译策略上直译、意译的争执。传统翻译观所谓的忠实是“对等”。当然“对等”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说应该语义对等，有人说句法对等，还有人(如奈达）说应该语用对等。功能主义的忠实观可以解释为“功能对等”（这里功能和奈达的功能不同）。忠实就是“文本功能的实现”。掌握功能主义最重要有两点：一是如何判断文本功能，二是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的关系。目前国内研究对这两点误解还很深。

　　以上各家的论述基本没有超出语言学的范畴。最近十来年系统功能语法在翻译研究上正在形成，粗具规模。王博的《从元功能看翻译中的选择》详细探讨了麦蒂森（Christian Matthiecsen)的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上的最新成果。与语言学相对的是文学研究或更广的文化研究视角。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翻译研究学派”经过霍姆斯（James Holmes）一代人的探索，到了90年代开始定型，形成了以图里（Gideon Toury）为首的文学翻译研究的“描写学派”。这一派追随者甚众，多集中在欧洲和以色列。本书选择了有关描写翻译研究的九篇文章。

　　王运鸿的《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以及 《描写翻译研究之后》两篇文章，是对图里所构建的描写翻译研究理论体系及其后翻译研究发展的较完整的勾勒。从描写翻译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回顾图里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及其后的补充与发展，呈现图里的翻译思想和核心理念，指出，图里确立了描写翻译研究的标杆地位，将目标语取向确定为描写翻译研究的立足点，通过“假定翻译”的概念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同时，图里的规范理论推动了社会学视角与翻译研究的融合，其关于翻译法则的探寻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描写翻译研究之后》探讨描写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达到其鼎盛时期后，理论的局限性逐渐显露，新的思想的注入成为必然，进入了革新和裂变阶段。在此阶段，描写翻译研究通过不断吸收和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引入崭新的理论视角并与其产生碰撞和融合，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研究对象范围大大拓宽，从单一的目标语取向到多维的社会学视角，从单纯关注外在的规范研究，转向内外结合的惯习与规范、个体与社会的双向研究。此外，描写翻译研究的研究工具越来越强大，大量对比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为实证客观地描写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保证。文章指出，翻译社会学和语料库翻译研究这两个学术分支发展迅速，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特征成为促进翻译研究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魏蘅的《图里描写翻译学的两个问题——翻译的充分性、可接受性和翻译法则的探讨》则聚焦图里理论的两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充分性翻译”和“可接受性翻译”，尤其是对图里论及的12项翻译法则进行了详细描述，指出，充分翻译与可接受翻译讨论问题的层面与传统的二元对立不同，前者属翻译规范概念，而后者是翻译策略和技巧概念；翻译法则相关性、盖然性的特征使其在学界较少被引用，甚至被批评。不过，作者认为图里的翻译法则是一个建设性的构想，是一个学科创建的初始，它需要不断的实证研究才能摸索出像元素周期表一样有说服力的规律。

　　杨焯的《图里与赫曼斯的规范观：现代VS.后现代》详细讨论了图里与此学派更具后现代意识的赫曼斯（Theo Hermans）基于各自立场的既同又异的规范观，指出就“规范”的基本定义，赫曼斯和图里意见相同，也都同意“规范”研究应以描写、数据统计和实证分析等现代科学方法为中心展开，体现了现代学科的特征；但在“对等关系”“权力关系”等方面，赫曼斯的后现代立场明显，强调认识的差异和沟通的不可能，否认现有关系的合理性，对图里的现代观提出公开的批评。图里则强调自身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不否定对方的可取之处。立足共性，接纳差异——也许这正是现代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态度。

　　李德超、邓静的《传统翻译观念的逾越：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是对彻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翻译规范理论的系统阐释，指出彻斯特曼吸收了图里、赫曼斯关于翻译规范的部分观点，糅合了哲学、社会学的某些概念和研究方法，研究范围涵盖整个翻译过程所涉及的社会、道德和技术规范，把翻译规范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天地之中。彻斯特曼用了“文化基因”（meme）这个术语来总结翻译发展史，解释翻译中的研究对象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强调了翻译作为一种现象所具有的历史性和继承性。

　　朱志瑜的《求同与存异》是对谢芙娜（Christina Schffner）编的《翻译与规范》（Translation and Norms）一书的导读。文章分析了翻译研究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演进和“规范”概念产生的背景，解释它从何而来，会将翻译研究领向何处，指出“规范”概念是翻译研究发展中出现的现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要课题之一，它标志着翻译研究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大家对“规范”的认识并不统一，但对“规范”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和贡献，意见基本一致，即规范理论把翻译研究从原文取向导入译文取向，从语言中心导入文化中心，从“求同”导向“存异”。

　　图里的描写研究以社会学概念“规范”为中心，重点在译者所遵循的制约。把这种理念推到极致就会得出译者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外在条件限制的结论。这一点并不错，但会直接引向庸俗决定论。因此学者开始从社会学的另一概念寻求解决方案。这就是和“规范”相对的“惯习”。此后出现了比较完整的翻译社会学。

　　王悦晨的《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首先讨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学的三个中心术语，“场域”“资本”和“惯习”。根据布迪厄的论述，场域有三个特点：场域中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场域相对独立，及权力场域的支配地位；惯习概念则强调个体在社会化中培养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是让人做出某些行为的潜在机制，是一种“社会化的主体性”；而资本除了包括可以相互转化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外，非物质的象征资本也值得研究；然后讨论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考察翻译场域、其中的规则、与其他相关场域的关系和互动，译者惯习的形成、与规范的相互关系以及翻译场域的资本、译者可以拥有的资本，指出，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作为一个分析工具，能使我们更全面地考察某段时间某个文化中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特点和其背后的原因。

　　邢杰的《译者“惯习”——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从“惯习”概念入手，考察其理论渊源、存在方式及其对描述翻译学的充实与完善。文章总结了“惯习”的特点：体现“认知”与“社会”视角的二维融合，兼具“被结构化”与“结构化”两种特征，具备适应环境、与环境互动、反复构建的能力，并探讨了惯习与场域、规范的关系：场域与惯习在其相互结合的二维空间中赋予人类实践行为合理的解释，而译者惯习促成了翻译规范的形成，翻译规范又反过来帮助塑造翻译场域中的译者惯习。译者惯习的研究把以往翻译规范引导下的社会翻译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更加关注翻译场域中的行为者——译者，推动我们从认知视角关注译者形成过程以及翻译行为的动因。

　　描写研究另一个分支是计算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上的应用。贝克（Mona Baker）最先使用语料库，试图证明图里提出的翻译法则（law）。黄立波的《语料库翻译学二十年（1993—2013）》回顾了语料库翻译学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认为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的探索表现出一些新趋势，具体包括：1关注点从翻译本身转向翻译外部，从翻译文本转向制约翻译文本生成的各类因素，以及翻译带来的语言互动与变化。2打破了从前单语类比或单语类比加双语平行的综合研究模式，转变为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建立的多重复合对比模式，并由对比模式向过程和因果模式过渡。3独立、系统、连贯的语料库口译研究方法论亟待建立，大规模多模态口译语料库的构建成为今后语料库口译研究的必然趋势。4技术层面的革新依然是语料库翻译学的一大课题。文章同时指出，语料库纯形式的统计对翻译研究的意义不是很大，某些软件统计数据也不足以区分译者风格，但语料库研究对于翻译学科的贡献有三方面：它所创造的“翻译共性”“译者风格”等基本概念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多种类型语料库综合使用的多重复合对比模式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实证研究中的描写和解释过程拉近了翻译学科与其它相关学科的距离，跨学科的特点会进一步推动语料库翻译学向前发展。从目前发展来看，语料库研究很可能像“机器翻译”演变成“机器辅助人工翻译”那样，发展成“语料库辅助”翻译研究。

　　以上这些文章都属于图里的描写研究范围之内。如图里所说，任何研究如果缺乏描写成分，都是不完整的。而描写研究自身只关心研究的客观性，无法兼顾伦理问题。朱志瑜的《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伦理》可以看作是对翻译研究三十年来各流派发展、论争的总结。文章澄清规定、描写与伦理几个概念的关系，指出描写研究求真，伦理研究求善，两者互不相容。翻译研究仅仅有描写是不够的，必须面对伦理问题。文章回顾了翻译伦理研究，着重分析贝尔曼（Antoine Berman）、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皮姆（Anthony Pym）、彻斯特曼的伦理观点。

　　翻译过程（不是传统学者所谓的“理解”和“表达”，而是“转换”）研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研究译者到底是怎样把原文转换成译文的，要揭开大脑这个“黑匣子”之谜。这涉及很多心理学研究。李德超的《论TAPs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在回顾TAPs（thinkaloud protocols，有声思维）翻译研究二十年发展的基础上，指出它在小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却在操作层面和方法论层面上存在着一些漏洞和不足。操作层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未能将TAPs数据分类，忽视受试者数量和外部干扰因素可能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方法论层面的漏洞则主要表现在我们至今尚不明白TAPs能否真正反映翻译过程或思维过程，TAPs会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思维过程和TAPs翻译实验中两种不同的翻译模式是否会互相干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文章最后就TAPs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议，指出TAPs研究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许多实验的验证，甚至要求有新的理论突破。

　　描写是现代主义翻译研究的主要特点。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其中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它一方面借助翻译的特点解构二元对立、论证意义之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而解构主义本身并不为翻译实践提供任何方法模式。我们这里选的三篇文章主要讨论目前流行的解构主义在翻译研究上的著作：戴维斯（Kathleen Davis）的一本书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两篇文章。

　　徐敏慧的《解构与翻译关键概念解读》以戴维斯的著作为基础，分析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话语中的一组与翻译关系密切的概念，包括“差异”“延异”“印迹”“再制”“可译性”“重生”以及“意图”等，说明德里达在解构了传统翻译理论中二元对立的诸多关系的同时，也论证了翻译中这些相关概念亦此亦彼的逻辑关系，并阐明了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一核心思想。文章指出，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质疑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与思想，尤其是质疑权威的身份及其附带的拥有真理的特权，启迪我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我们视而不见、因耳熟能详而忽略的一系列观点与理念。就翻译研究而言，德里达完全打破了传统译论中诸如稳定性与非稳定性、单一性与普遍性、开放性与统一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等等概念的二元对立，论证了翻译中这些相关概念的亦此亦彼、共生共存的逻辑关系，解构了翻译研究领域的传统概念，特别是瓦解了原文预先有确定意义的理念。

　　王悦晨的《巴别塔的解构：德里达的翻译观》围绕德里达的《巴别塔》一文，探讨了意义和翻译的关系，指出，德里达在该文章中借用《圣经》巴别塔的典故，重新解读了巴别塔、上帝之名、人类语言的象征意义。德里达通过对“巴别”这一专名的解读指出，专名尽管旨在专指一物，但一旦它进入语言，便会变得多义，其意义并不稳定。文本的意义也是如此，它的意义依赖历史和文本语境而存在。这种观点对翻译研究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文章总结了德里达解读巴别塔典故的主要观点，并联系德里达的主要思想，探讨了德里达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启示。

　　王颖冲的《再论德里达的“relevant”translation》分析了德里达的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一文中以双（多）关语为例解说意义的不确定，尝试澄清中外学界对德里达的误解，指出德里达是让“relevant”一词自我解构。在德里达看来，可译和不可译是同一个问题，而不是一条轴线上的两端，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依然是翻译不可逾越的界限。本文的论证有助于正确解读德里达的“relevant translation”这一概念。有趣的是，德里达文章的韦努蒂的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译本正确地反映了德里达的观点，但译者本人却受他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曲解了德里达文章的一些含义。

　　翻译描写研究出现以来，一直受到后现代学者的挑战。所谓后现代，除了解构主义之外，这里主要指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旗舰学报Target从2000年开始，一连六期刊载一场长达三年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的辩论。余静的《翻译研究的现代学派与后现代学派之分歧》，讨论了描写翻译研究学派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学派之间的激烈辩论。文章以两派代表人物彻斯特曼与阿罗约（Rosemary Arrojo）联名起草的、旨在为翻译研究找到共同点的《翻译研究之共同基础》一文为蓝本，对辩论的30个议题逐条进行详细分析。指出这场辩论的三个议题：1翻译是什么？2为什么这种翻译是这样的？ 3翻译的结果是什么？文章着重考察其中涉及的翻译研究的主要课题，随后对彻斯特曼与阿罗约分别撰写的“结语”部分进行了解读，指出，描写翻译研究学派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学派之间无法达成共识的根本分歧：是否承认意义的稳定性，是否承认描写研究的客观性。本文的逐条分析为致力于描写翻译研究及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学生及学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详细解读。

　　下面几篇文章分别讨论翻译教学和口译研究近年来的发展。

　　桑仲刚的《翻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困境》对基于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篇章语言学或功能翻译观、语料库的教学理论作了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对目前翻译教学的理论研究现状作了探讨。作者指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送式翻译教学向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注重在真实翻译情境中译者职业能力的培养，但学术严谨性不足，不能对具体翻译问题做出解释。后现代主义翻译教学思想注重在批评性阅读、写作和翻译实践中译者自我观念和职业翻译中“显身”意识的培养，解构教学中的“正确标准”和“文本的权威”，突出对性别、兴趣、差异和多样性声音的关注，但未能提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教学模式。篇章语言学或功能翻译观注重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关系，提倡翻译教学研究应该是应用导向，从实践到理论然后再到实践，认为行动中研究是翻译教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专业翻译教学的术语语料构建、学生译文评价和基于语料的语篇对比分析等具体层面，还没有形成一个较系统的适用于翻译教学并能够指导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学业测评的方法论。文章最后指出，翻译教学方法需要基于一个解释翻译能力形成过程的学习理论和解释翻译策略选择过程的翻译理论，而作为翻译能力的核心部分，翻译策略能力及其习得、发展是目前翻译教学研究面临的课题，它是翻译课程设置、课程实施、翻译能力测评的理论前提。

　　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口译研究紧紧跟随。王斌华的《口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回顾与前瞻》梳理了吉尔（Daniel Gile）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发表的口译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口译研究的发展路径；口译特点及其研究的方法；口译研究两个关注重点（认知处理过程研究和口译教学研究），并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述评，总结西方口译研究的发展路径和研究方法，指出，西方口译研究呈现以下趋势：口译研究的总体发展路径向跨学科的方向拓展；口译研究方法由原来的主观推测和实践经验总结向如今的客观描写和实证分析转变；处于口译研究关注核心的是口译认知处理过程研究；口译研究与口译教学和口译实践三者互动。文章同时指出，中国的口译研究近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以主观推测和实践经验总结为主，研究方法不够科学，研究结果未经系统的理论推演或实证检验。希望西方的口译研究梳理能为中国的口译研究者提供启发。

　　李德超、唐芳的《道不同，亦相与谋——西方翻译研究范式与口译研究范式流变之比较》，从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范式入手，比较西方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二者之异同，分析异同背后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二者在策略、角色和规范等方面相互促进的可能性，指出两者之间在学科发展的早期曾有不少交集，但随着学科发展的深入，对各自学科特征的认识亦不断增强，如今双方之间的相互借鉴十分有限。然而，近年来两者不约而同与“社会学”的互动呼应着两者间不容忽视的交互启发性。文章最后指出，希望借此厘清口译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促进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良性互动。

　　李婧、李德超的《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指出， 过去十五年来，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影响日增，但直至今日，由于口译语料库的缺乏，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仍不多见。此文在评价当今较具代表性的国内外三个口译语料库的基础上，归纳口译语料库的特点和基本的建立方法，指出语料库口译研究开始显示出自身不同于笔译研究的特点，并指出基于语料库口译研究的前景及其需注意的问题。文章最后提出应形成语料库开放格局，并应提供给同行借鉴，以便共享和节约资源。

　　王斌华的《语料库口译研究——兼谈口译研究方法的困境和特殊性》则讨论了语料库方法对于口译研究可能具有的突破性意义，总结了世界范围内已创建的口译语料库和已有研究成果，梳理了可应用语料库方法的口译研究课题，并分析了口译语料库研究的特殊之处。

　　本书文章作者大都是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硕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员以及合作培养博士生。这里收录的论文，多是十几年来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理论”这门课的学期论文。它们既是每位作者个人的研究所得，同时对所涉猎的大部分理论问题的见解又都是研究中心集体研讨课上分析、研究、讨论、争辩的结果。翻译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也有几十年了，这些文章提到的问题，中国学者几乎都涉及过。但理论研究在中国一直是弱项，虽然文章发表很多，或一知半解，或故弄玄虚，很少深入问题实质。这里收录的文章力求条理清晰、文字浅白，希望对这些问题的阐释能够惠及翻译研究领域的广大学者与学生。

　　本书收集的文章大部分在学术期刊学报发表过，此次结集出版做了部分修改。有几篇是本书特约的。下面是作者现工作单位和文章发表的学报（未标明学报的尚未发表）:

　　谢桂霞（中山大学），《对等在翻译研究中的历程》，《华西语文学刊》

　　邓静（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翻译研究的框架语义学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

　　朱志瑜（香港理工大学），《类型与策略：功能主义的翻译类型学》，《中国翻译》

　　朱志瑜，《纽马克的翻译类型学》，《外国语》

　　王运鸿（香港理工大学），《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中国翻译》

　　王运鸿，《描写翻译研究之后》，《中国翻译》

　　魏蘅（中国政法大学），《图里描写翻译学的两个问题》

　　杨焯（华东政法大学），《图里与赫曼斯的规范观：现代Vs后现代》

　　李德超（香港理工大学）、邓静，《传统翻译观念的逾越：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外国语》

　　朱志瑜，《求同与存异》，《翻译与规范》导读

　　王悦晨（香港理工大学），《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中国翻译》

　　邢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译者“惯习”——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中国翻译》

　　黄立波（西安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翻译学二十年（1993-2013）》，《外语教学与研究》

　　朱志瑜，《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伦理》，《中国翻译》

　　李德超，《论TAPs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外语教学与研究》

　　徐敏慧（中国海洋大学），《解构与翻译关键概念解读》，《中国翻译》

　　王悦晨，《巴别塔的解构：德里达的翻译观》

　　王颖冲（北京外国语大学），《再论德里达的“relevant”translation》，《中国翻译》

　　余静（香港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翻译研究的现代学派与后现代学派之分歧》，《外国语》

　　桑仲刚（天水师范学院），《翻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困境》，《中国外语》

　　王斌华（香港理工大学），《口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回顾与前瞻》，《中国外语》

　　李德超、唐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道不同，亦相与谋——西方翻译研究范式与口译研究范式流变之比较》，《中国翻译》

　　李婧（香港理工大学）、李德超，《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翻译》

　　王斌华，《语料库口译研究——兼谈口译研究方法的困境和特殊性》，《中国外语》

　　王博（香港理工大学），《从元功能看翻译中的选择》

　　编者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