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苏联(含白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回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是东方的主要战场，苏联是欧洲的主要战场，中苏两国人民为战胜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联牺牲了2700万人以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伤亡；中国伤亡了3500多万人，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中国歼灭日军150多万人。中苏两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中国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一、中国抗战迫使日本放弃“北进”方针

　　19世纪末，日本就谋划吞并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然后北进战胜苏联、南进战胜美国，最后实现取得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屯驻重兵，在与苏联的边界线上修筑了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要塞群，矛头直指苏联。1938年和1939年，日本关东军在与苏联交界地区制造“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两次挑起大规模军事冲突。尽管日军进攻被挫败，但苏联明显感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主力部队驻守远东防备日本。

　　日军占据中国东北后，先后遇到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的大规模抵抗和顽强斗争。中国人民率先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关东军不得不分出相当多的兵力来对付中国的抵抗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进一步遇到了中国全民族的抵抗，被中国军民开展的持久战死死拖住，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日本也就不敢把关东军投入到对苏作战的战场。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看得很清楚，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所以，以暂不介入(苏德战争)为宜”。

　　得到这一情报后，苏联终于消除了两线作战的顾虑，把数十万防备日本的军队从东线调往西线，集中力量对德作战，从而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在打败德国后转兵东进，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对中国在东方战场牵制、打击日军，使日本不敢进攻苏联，苏联人民十分感念。苏联元帅崔可夫说过：“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辩驳的事实。”

　　俄罗斯《独立报》在几天前即8月26日发表了题为“远东不为人知的战争——中国是苏联的第二战线”，作者是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教授，他在文中指出：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有约210万人，其中约140万人在中国战场，40万人在太平洋战场。中国抵抗的日军人数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抗日军人数的3倍。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二战太平洋战区最终成型。此时约三分之二的日本陆军被牵制在中国。”由于中国的牵制，日军“原定于1941年8月29日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计划也没有实施”，“如果苏联两面受敌，战争过程将变成什么样，光是想想就可怕。之所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战场。”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教授的分析，客观地说明了中国军队对苏德战场的援助，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中国抗战阻滞了日本“南进”扩张

　　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闪击西欧取得成功后，气焰嚣张，咄咄逼人，英法美等国不得不将战略重点转向欧洲，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于是成为防御的薄弱环节。这为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良机，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活跃起来。

　　但是，要想“南进”扩张，日本必须尽快结束与中国的战争。然而，正面战场的历次会战依然激烈，八路军也在敌后发起了凌厉的百团大战。大量日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根本无法在持久战的泥潭中拔出脚来，征服中国希望渺茫。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中日战争已经5年了，“仅仅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强”，如果“现又两面作战，情况将会越来越困难”。日本近卫首相认为：4年多的中日战争使日本国力消耗，在中国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南进是难以忍受的。他作为南进方针的主要决策者，主张应该先解决中国问题，否则前景堪忧。因此，在日本政府决定对美国开战之前，他提出辞职。

　　由此可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场打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使日本迟迟不敢发动太平洋战争，使得美英军队能够在太平洋战场集中兵力，稳住阵脚，进而转入反攻。

　　三、中国战区有力地配合了太平洋战场

　　日本袭击珍珠港得手后，战线扩大到太平洋。日本南进的初战虽然取得胜利，但继续扩大战果的目标难以达到，还是因为中国战场牵制、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单独抵抗日寇的中国在得到同盟军援助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国际义务。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盟国成立联合作战的战区，中国战区便是其中之一。中国战区辖整个中国、中南半岛及泰国，面对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是实力强大的战略集团，包括第6方面军、华北方面军以及两个独立野战集团军和一个空军集团军，总人数达100万。而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保持70万左右，随时可以过来增援。这一格局凸显了中国抗战在太平洋战场乃至东西方两个战场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中国战区的顽强抵抗，日本陆军能够投入太平洋战场的只有10个师团，不及中国战场的1/3。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尽管投入海军的主要力量，但由于缺少陆军配合无法取得优势，在瓜岛争夺战中，日军一败涂地，阵亡24万余人，是美军的15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陆军主力予以补充。

　　当时，中国一方面自身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考虑，派出远征军协助同盟国作战，尤其是两次滇缅作战，中国军队以牺牲13万人的巨大代价，延缓了印缅战局恶化，有力地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的盟军。

　　由于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加速了战局向战略反攻方向的转化。中国的持久战不但为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而且为保证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军队有力地支援了美、英与日本作战，最终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东西对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过：“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塌了”，局面难以想象。

　　四、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国际性战争，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胜利的保证。中国为此做了长期的努力。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全球范围时，中国主动加强与苏、美、英、法等同盟国的战略协调。中国除了为盟军修建机场、建立无线电通信网、提供大量的钨、锡、桐油等战略物资外，还做了大量其他工作。一是积极倡导和推动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加快了战争胜利进程。二是大力支持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大量朝鲜革命者和爱国志士在中国加入抗日武装。韩国流亡政府也在中国得到支持。得到支持的还有亚洲其他国家。三是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推动战后世界和平。中国提出的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民族自决等建议，被写入《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历史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系笔者在2015年9月4日中国与白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高层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近现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发展

　　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今已150年了。这150年前后，中国与外国(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闭关锁国、以天朝自居，视外国为蛮夷，奉行华夷政策；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与帝国列强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寻求独立富强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逐步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一、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日趋衰落，却自尊自大，要求富强的资本帝国臣服。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传统的华夷政策的彻底破产。

　　1.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闭关自守，向以“天朝”自居，视周边民族为岁岁向“天朝”进贡的“未开化的夷狄”。1644年清兵进关占领北京，经过康熙盛世，自尊自大思想愈益膨胀，狂妄地认为外国商人皆来自蛮夷小国，强令臣服于“高于万邦”的天朝。

　　清政府不愿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也有客观原因，就是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帝国，往往是海盗与商人一身二任，他们打着贸易的幌子，干着海盗式的暴力掠夺。为了维护天朝体统，防止海盗商人滋事，乾隆于1757年把康熙时开放的五个海关封了四个，只留下广州一关对外通商，并对外商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和场所以及活动范围和方式做了带有歧视性的、苛刻而烦琐的规定。

　　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英国产业革命后，生产发展更加迅速，其工业产品占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狂热地要求扩大殖民地，开拓新市场。而清王朝在乾隆末年已由盛转衰，江河日下，成了弱者。清王朝的闭关政策，当帝国侵略时有一定的抵御作用，但是消极的，不成功的。双方力量对比愈来愈悬殊，清王朝在经济、军事方面都无法与西方抗衡，大门又怎么关得住呢？用商品打不开，就用非经济手段——兵舰和大炮轰开。

　　2.鸦片战争是对中国国情和国力的一次大检查，传统的华夷政策彻底破产。

　　19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不能用商品打开中国的大门，悍然发动了可耻的侵略战争。自命天朝上国的清统治者，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仍沿袭封建社会对待周边不肯臣服的弱小民族那样，实行恩威并济、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最初的反应则是愤怒的围剿。两江总督裕谦的奏折很有代表性。他说：“从来外夷，非畏威不知怀德，故驭夷必先剿而后抚。”“我朝二百年来，声威远震，四夷臣服，旷古未有，况英夷不过奸商，其所纠合，不过贩烟之匪类。”在这种盲目自大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对英军的实力也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清军的围剿也好，反攻也好，都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清政府与英帝国作了几番较量后，剿抚双双失利，检验了中国的国情与国力，也暴露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和弱点。

　　3.战争失败，天朝观念开始动摇，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清政府对外交往中丧失了平等地位，堕落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赔偿巨款和割让香港等。此时清统治者的天朝观念有所动摇，但未破灭，幻想“以夏变夷”，“以德使之怀”。从历史上看，中国多次发生过这种情况，外族侵入，到头来反被中原同化。鸦片战争后，武的方面败了，少数人梦想决战于“文”。这种盲目自信最终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过去周边民族经济文化落后，单凭武力只能称雄一时，逐渐被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同化。然而19世纪清帝国以落后的封建经济和文化，怎敌得过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主要指科技教育等)?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只开了一条缝，帝王和官僚们又回到皇宫、官府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广大农民仍被禁锢在自然经济的田园里，无力购买资本帝国的工业品。历史是无情的。资本帝国趁中国内部危机进行更大的讹诈，要求中国打开更多的大门，享受更多的特权，于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经济被掠夺、政治被控制，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悲惨境地，帝国主义者划出的大片租界成了“国中之国”，中国在这里连形式上的主权也丧失了。自此之后，清统治者的天朝观念彻底崩溃，不但不再敢以傲慢姿态对待“蛮夷”，而且连平等地位也没有了，自尊变成自卑。

　　二、中华民族反对帝国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力争夺回失去的平等地位，在新的基础上与外国重建外交关系。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中国人的震惊和思索。爱国的志士仁人开始探索富强之路，历程坎坷，途满荆棘，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9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屈辱的109年，是探索的109年，也是反侵略、争独立、一步步走向胜利的109年。

　　1.爱国的仁人志士疾呼“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向国际社会迈出第一步。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爱国志士迫切要求了解西方以“解惑”，疾呼“睁眼看世界”。在林则徐命人编辑《四州志》出版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梁廷相的《夷氛闻记》、萧令裕的《英吉利记》相继问世。但这时魏源等人只看到西方帝国列强的一些表面现象，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还没有来得及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深入探寻中国落后的根源。不过从鄙视蛮夷到承认外国有长处，必须向外国学习，这在当时却是一个质的变化，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起点。可惜的是，中国迈向国际社会的步伐，很艰难，很缓慢。魏源等人的呐喊没有唤醒睡狮，中国仍在昏睡之中。原因之一是，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昏庸腐败。正像费正清所说：清朝的“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清王朝签订《南京条约》后，雨过天晴，天朝依旧，魏源等人微弱的呼喊淹没在皇帝圣明的颂歌之中。其二，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低水平的“丰衣足食”，是闭关政策的经济基础，闭关政策反过来又强化了自然经济，遏制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封住中国人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压得广大群众麻木不仁，不思变革，抵制变革。其三，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片面强调“以礼治国”、“蕴利生孽”，鄙视经商营利，不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甚至认为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向西方学习是“异端邪说”。其四，封建的科举制度，重内轻外，不讲“海外事势夷情”，重文轻技，不讲科学技术和经营之道，使青少年整天埋在故纸堆中，顶礼膜拜两千多年前的“四书”“五经”，或成为封建帝制的牺牲品，或成为封建帝制的卫道士，魏源等人的改革呼声应者寥寥。其五，帝国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巨大灾难，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少数人向西方学习的理性要求被绝大多数人的仇恨情感所压抑。在现实生活中，这五个因素交织在一起，长期拖着中国前进的脚步，制约着中国走向世界，难以成为世界富强国家的平等一员。

　　2.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变法维新，把爱国与学习西方统一起来，把自身改革放在首位，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创造条件。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并于1853年3月19日攻下南京。清王朝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则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换取帝国列强的援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使得清统治者更加看清洋枪洋炮的厉害。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此后，李鸿章、张之洞等办洋务，开军工厂，兴洋学堂，造船造炮，是中国向近代化走出的实际一步。但是他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套，只是在衰朽的封建老人手上多了几支洋枪洋炮，改变不了它虚弱的本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特别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洋务派辛苦经营几十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证明此路不通。

　　这时清政府正处于帝国列强瓜分中国和劳动人民造反的两重危机中，一些接受过资本主义西学的人认识到，只有洋枪洋炮，中国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改革腐败的官僚制度，才能从危机中走出来，与列强处于平等地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批评洋务派造船炮、修铁路、炼铁、织布，只抓了“枝叶”，“非其根本”，根本的是改变清朝的官制，学习西方的“法度政令”。在康梁的劝说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但寿命只有短短的103天，就被掌握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镇压下去。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也走不通。

　　百日维新虽失败，变法图强的思想却已深入人心。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中国人在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对比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认识中国的落后，燃烧起爱国、救国的革命热情，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准备。

　　3.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国，结束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胜利果实又落入封建军阀手中，中国仍被帝国列强所控制。

　　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维新思想却得到了传播。到20世纪初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孙中山1905年组织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他们认为要使中国摆脱帝国列强的宰割，必须首先用暴力推翻腐败专制的清王朝，从而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同年10月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比康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迅速获得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

　　孙中山1911年12月29日当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曾幻想革命成功后埋头建设，登上富强之域，在就任大总统的誓词中表示今后将是“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南京临时政府两次呼吁帝国列强予以承认，但列强都置之不理，还拒绝给予财政援助。原来帝国列强支持的是甘当驯服工具的袁世凯，结果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这个窃国大盗所篡夺，孙中山只做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12年后他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指出，革命派与反革命专制阶级谋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虽然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没有实现建立一个能与帝国列强平等相处的独立富强国家的愿望，但在斗争中他认清了封建势力之顽固，唤醒广大中国人民群众与封建军阀做不妥协的斗争，则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

　　4.封建军阀割据，帝国列强加紧宰割，中国国际地位降至最低点，激发了五四运动，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袁世凯窃据总统宝座后，对内依靠封建势力，对外依附帝国列强，先是从英、法、德、日、俄五国借来奴役性的政治贷款，后又以“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由，接受日本独占中国的“二一条”，充分暴露出他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全国人民的讨袁浪潮，他的皇帝美梦也只延续83天，1916年6月5日忧郁而亡。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各路军阀后面分别站立着各自的帝国主子。正是帝国列强支持的军阀混战，使中国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难，同时激发起更加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也行不通，中国人民丢掉了对列强的幻想，开始走上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征程，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运动，又是新旧思想的大论战。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突破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樊篱，认识到不反对帝国主义，就不可能反对封建主义，从而把反封建斗争与反帝斗争结合在一起，揭开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专制政权，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赢得真正的独立，与西方国家处于平等地位。中国对外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1.经过109年的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赶出中国大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为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不久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是在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时刻，帝国列强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寻找新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蒋介石，他依附帝国主义篡夺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同时成了新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1931年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后，他竟实行“不抵抗主义”，奉送大好河山。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蹂躏大半个中国，也正是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联合上的这一课，更大地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打败了日本鬼子，又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打败了用美国坦克和大炮装备起来的800万蒋军，终于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全部赶出中国，一个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2.新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一切愿意平等待我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坚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封锁和武装挑衅做斗争，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主席就庄严宣告：“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这包括不承认过去卖国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等等，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利益。”同时毛泽东还坚定地表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又正式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都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果然，一些西方国家不愿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采取孤立、封锁的政策，甚至进行武装挑衅。我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西方国家做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礼尚往来，不亢不卑，耐心等待，对敢于向我挑衅的国家就坚定地予以回击，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12月31日明确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彻底抛弃自尊自大、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妥协投降这两种错误的路线。这样我国逐渐与世界139个国家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友谊，实现了中国人民10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

　　3.近10多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与外国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但是，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仍需继续，不可放松警惕。

　　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政策，只是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扰，我国在这方面又走了一段弯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纠正了极左路线，实行改革开放，使我国与外国的关系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总之，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十多年来，我国人民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和科学技术交流，吸引外资和外国的技术力量，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国力增强，国际地位随之提高。

　　当今世界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兴起，我国经过40年的建设也站稳了脚跟。但是由于过去109年间，我国被帝国列强榨取太多，枯瘦如柴，底子太薄，在经济方面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今后只要更加开放，在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西方国家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的同时，防止一切消极的东西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防止杜勒斯推行的“和平演变”，做好这两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上与西方国家平等相处。

　　四、几点结论

　　第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是与外国建立平等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非正义的，给中国人民造成奇耻大辱和深重灾难，是大坏事。但是，它又是一种挑战，只要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和迎接这种挑战，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关键在于内因。这150年的历史证明，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清王朝和袁世凯不是应战，而是屈膝投降；资产阶级改良派、民主派则寄希望于帝国列强的“协助”、“提携亲爱”，那是一种幻想，达不到独立富强的目的，坏事仍不能变成好事。义和团盲目排外，必然事与愿违。唯一正确的办法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不向帝国主义乞求，不抱任何幻想，主要的是“培养力量”，依靠被帝国主义野蛮罪行激怒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把人民组织起来与腐朽的封建势力和它背后的帝国主义做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千辛万苦，用几千万人的宝贵生命，换来了中国的独立。这样的独立有坚实的基础，是任何力量也打不垮的，是真正的独立，与外国的关系是真正平等的。

　　第二，政治上获得独立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力争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也处于平等地位，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政治上的独立。

　　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是因为我们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挨了打，还要赔偿巨款，任凭帝国列强的无情掠夺和残酷剥削，像一座大山压在身上，经济不能发展，使我们民愈贫，国愈弱。越贫弱，越挨打，形成恶性循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独立为发展经济提供了保证；经济繁荣了，又可以巩固和加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二者互为前提，互为保证。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经济是基础，我国外交工作最终的决定因素是国内的经济建设。弱国无外交可言。

　　第三，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国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是最佳的选择。

　　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特别是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世界各国的距离仿佛变小了，经济上各有优势，又互相依赖，互为补充，不积极参与国际大市场的合作与竞争，就不可能进行必要的交换，更不可能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仍会拉大差距，处于落后地位。因此，我们要发展经济，建成富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的政策，不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扰，既要防止在不利的情况下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又要反对在顺利情况下犯“全盘西化”的错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消极因素。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方针是正确的，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

　　第四，我们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与世界各国交往时，必须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建立国际新秩序。

　　一百多年来，我国深受强国欺凌弱国、富国剥削穷国之苦。我国获得独立后，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国家，深感当今世界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建立国际新秩序。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对此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国还先后提出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大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互相支持的方针，并多次宣告中国是一个大国，永远不称霸，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我们重视历史，更重视未来。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做好今天的工作，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重温这150年对外关系变化发展的历史，其目的正在于此。

　　(与李友滨合写，原载《湖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