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基础学科，又是一门充满活力、永远没有句号、常讲常新的学科。它是人类经历的记录，成长与进步的记录，也是知识和智慧的记录。史学因其鉴往知来、资政育人的功能，历来是人们的必修课，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我党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历史，倡导学史用史，认为这对于认识国情、指导革命和建设、提高干部素质乃至全党全民族素质，都有重要作用。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更不能忽视史学的作用。最近，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时的讲话中，又一次号召学习历史，把学习历史同学习理论、学习现代经济知识、学习科学知识相提并论。他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总书记这样强调学史，远不止一次。1996年6月21日，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着重谈过学史的问题。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人民日报》1996年6月24日第1版。此前10年，即1986年10月，当江泽民同志尚在上海工作时，他就很重视以史为鉴。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为了适应今天联系广泛的现代大生产的复杂局面，希望各级领导干部结合工作实际，借鉴古今中外一些好的领导实例，深入地研究领导科学，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

　　《现代领导》1995年第1期，第4页。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既讲了学史的重要性，又讲了学史的理由。认真领会他的讲话的精神，有利于提高各级干部乃至全党全社会的认识，增强学习历史的自觉性，造成学习历史的浓厚氛围。

　　我们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并且素有尊史、学史和治史的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中，史学最发达；在世界的史学中，又数中国的史学最发达。中国史书之丰富、记事之系统、体例之完备、史学家之众多，是举世无双的。皇皇二十六史，加上其他史书，浩如烟海。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史学在我国之所以如此发达，在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了史学具有资政育人的功能。

　　史学的资政功能，从史学产生以来，就为历代政治家所重视。《诗经》中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诗句。西周初年，周公叮嘱周成王说：“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意思就是说，你要治理好国家，不可不借鉴夏、殷两代的教训。由于周初王公重视以史为鉴，一度创造了奴隶制盛世“成康之治”。汉高祖刘邦，原本读书不多，文化不高，“马上得天下”以后，开始重视历史学习。他令文臣陆贾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每写完一篇就念给他听，听到妙处，拍案叫好。他还经常亲自召集文臣武将讨论历史，发表深刻的见解。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重视历史的借鉴。他为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敕命魏徵等大臣鸿儒悉心修史，仅用30年时间就修成了八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北史》和《南史》，占了后来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贞观时期以史议政之风遍及当朝，乃至后宫，大到治国方略，小至日常生活，君臣无不谈古论今，以史为鉴，以求致治，这对“贞观之治”盛世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李世民深有体会地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到了宋代，当司马光试图“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时，得到了宋英宗的积极支持。宋神宗因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欣然赐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后来历代帝王将相、官吏子民的极大重视。人们评论它的作用：“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就是平时“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一定会“求胜而败，图利而害”的。（《新注资治通鉴》序)由此可见，我们的先哲将历史的借鉴作用提到了必不可少的地步。

　　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也必须研究历史。清人龚自珍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两句话深刻揭示了“史”与“道”、“为史”与“为道”的辩证关系。意思是说，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索社会发展的途径；要真正掌握社会发展的“大道”，就必须先研究蕴含社会发展“大道”的历史。鲁迅在谈到自己治史的体会时说：“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至于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历史，更是人所共知。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他们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那里开始，“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页。。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继承了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研究了整个历史，因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全党要学习历史，他曾经讲过，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1996年6月24日第1版。毛泽东本人就是善于运用历史借鉴的大师。他一生实践中的成功决策，无不借鉴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井冈山革命时期，他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是总结了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犯流寇主义错误的教训。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适值甲申年李自成失败300年。毛泽东很重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把它作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以避免重犯“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错误。1949年上半年，蒋介石集团为挽救垮台的命运，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此时国际上兄弟党里也有领导人建议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毛泽东断然拒绝，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并告诫全党“不可沽名学霸王”，避免了使革命半途而废的历史悲剧。在进京前夕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号召全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好，决不能退回来，决不当李自成。由于借鉴了历史的教训，从而头脑清醒，措施得力，避免了重蹈李自成“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的覆辙。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历史也是重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下放到江西四年的日子里，潜心研究了二十四史，汲取历史智慧。复出后，他几次提到学历史。他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358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了应该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从教条出发，其生机就会窒息，是很危险的。这是在对历史经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以后提出的至理名言。邓小平还根据国际共运的最新经验，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他还提出用“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等。这些无不凝聚了历史的智慧。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历史学对提高干部素质的作用，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努力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力争跳出历史的“周期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江泽民同志多次号召干部学史，明确指出：“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今天，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职责。我们必须熟悉国情，不但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该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方能制定出正确的纲领、方针、政策。认识了历史和现状，方能明白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改革和建设。有的干部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你就还应该研究、熟悉你这个部门的历史；有的干部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你就还应该研究、熟悉你这个地区的历史，如此方才有可能进入角色，成为内行领导者。我们的知识不够，而历史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教科书。通过学习历史，可以认识我国的历史文化博大而多彩。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从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等文学艺术遗产，以四大发明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大禹治水以来中华民族改造和利用自然、建设家园的历程，各族人民在长期生存和发展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等等。历史还会告诉我们，我们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怎样形成的，台湾、西藏、西沙群岛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祖国统一和自身解放而艰苦奋斗的历史，尤其感人心魄，给人以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还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是与非、善与恶、崇高与卑下、光荣与耻辱。它可以为后人提供前人的经验教训，给后人以启迪，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使一代更比一代强。

　　今天，我们既要进行国内改革，又要对外开放。而要搞好改革、开放，就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这种世界的眼光，不仅应具有现实的广度，而且应具有历史的深度。只有从历史方面更好地了解了外部世界，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把改革开放的工作做得更好。因此，江总书记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外国的历史知识也要学”，还要懂得一点世界史，懂得越多越好。

　　史学不仅具有资政的功能，还具有很强的育人的功能。首先可以培养人的爱国思想。著名学者章太炎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他还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中的精华部分能够培养人们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追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革新思想；“自强不息”的意志；“厚德载物”的襟怀；等等。由这些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应该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学习历史，培养历史的眼光，还有利于领导干部个人正确对待各种困难，对待挫折或逆境，能上能下，始终保持信心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司马迁写《史记》期间蒙受奇耻大辱的宫刑，他一度想自杀。但他回顾历史，看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忿》；诗三百篇，大抵古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于是他振作起来，忍辱负重，继续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业，终于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史记》。传说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就拟了这样一副对联激励自己：“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许多志士仁人都善于以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为榜样，砥砺品性，陶冶情操，奋起拼搏，百折不回，终于干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实现了理想和人生价值。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其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陈。我们学习历史，务必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那种良莠不分、囫囵吞枣、以偏概全，或者钻牛角尖，在历史迷宫里兜圈子的做法则是有害的，应当注意避免。

　　（原载《新视野》1999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11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