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即从“孔颜乐处”开始谈起，穷究其“所乐何事”。孔子就是这样来描述颜回之“乐”的，在《论语》的《雍也》《述而》篇中，他说过：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就是孔子所认为的“人生的幸福”。

　　这种幸福的选择，是孔门儒生的个体选择，并不是民众的共同选择。中国人的幸福观念，似乎可以追溯到“福”的观念，所谓“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是儒家《尚书 ·洪范》里面的记载，那是“诗云时代”的共同取向，但到了“子曰时代”，却有了不同的个体化的抉择。

　　一箪食，一瓢饮，说的是饮食之少；饭疏食饮水，说的是饮食之贫；在陋巷，说的是住居之困；曲肱而枕之，说的是住居之穷。其实，说的都是，物质生活质量是低下的，都是处于“富且贵”的反面，尽管如此，颜回也“不改其乐”，仍“乐在其中”。

　　有趣的是，在孔子赞美颜回为“贤者”时，还说了其“人不堪其忧”。这就崭露出中国古典思想的“忧乐圆融”的架构，也就是“通天下之忧乐”的儒家架构。

　　儒家思想的生发，是出于生活的“忧患意识”，不过儒家是发于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所忧患的是天下国家，关注的生发点仍是人的生活价值。在终极所求上，儒家经由“乐”所求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皆指向了“乐志乐神”的极境，这也接近于现代儒生冯友兰所论的“天地境界”。

　　按照冯友兰的阐释，有了“天地境界”的人，对于宇宙人生就已有了完全的了解，因为“知天”乃“事天”的前提，而且，这种了解才是对宇宙人生的最终觉解。因此，“天地境界”使得人生获得最大的意义，使得人生获取了最高的价值，这也是乐道者所能获得的最佳的酬答。

　　然而，仅仅将孔颜乐处视为“天人之乐”，还是不够的。这是由于，“天人之乐”是作为孔颜乐处的顶层设计而存在的，但它并不能走向那种一尘不染的超感性生活。以“七情之正”为标准的世俗之乐，恰恰构成了孔颜乐处的基础部分，但并不会走向那种为欲所驱的非理性生活，而诸如提出“童心说”的李贽那样的狂儒，恰恰是为了反驳天理人欲而提出的。

　　心学祖师王阳明在答门人欲求“孔颜真趣”时说得好：“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 a更有甚者，直接将这种乐处当做了“即体即用”的快活：“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也。岂快乐之外复有所谓乐哉？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

　　孔颜乐处，既不是超感性的生命，也不是非理性的生活，它将理性与感性融汇起来，它不离生活又趋向生命，它既以德为“基”又以美为“顶”。

　　后世的儒生们，都在追求这种“孔颜乐处”。以北宋儒生邵雍做个例证吧，《宋史》里面就记载了他的风度与风神：

　　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

　　a王明阳：《答陆原静书》，《王阳明全集》卷 2，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第 70页。 b黄宗羲：《明儒学案》卷 34，中华书局 2008年版，第 791页。

　　孔子、颜回、曾参三圣像（明）

　　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 a

　　这种孔颜乐处，显示出，儒家的知与行乃构成了一门独特的“生活美学”，曾点之乐也是如此。在孔门儒家那里，孔颜乐处与曾点之乐往往被视为一体，所谓“鼓瑟鸣琴，一回一点。气蕴春风之和，心游太古

　　a《宋史》卷 427，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2727页。

　　之面”。 a早在 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里，有句可谓一语中的之语：

　　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

　　这就像《论语》开篇即言“悦”“乐”，以感性化为始，直到“孔颜乐处”为穷究之处，又以感性化为终。孔子的整个“生活大美学”，可以说，皆为从审美开始，以审美终结，而且都与“成人”的理想相关。

　　从审美开始，其实乃是“兴于诗”；以审美终结，实际就是“成于乐”；中间担当起来两端的，则为“立于礼”。所以说，孔子才为后人排出如此的逻辑顺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成于乐”，透出孔子一生对于古礼乐的追求。《史记 . 孔子世家》曾记，孔子学鼓琴于师襄的故事，记述了孔子在学鼓琴时境界的层层提升，亦即从“习其曲”“习其数”“习其志”直达“得其为人”的高境。与此同时，孔子更乐于倾听古乐，在齐地听《韶》乐时竟“三月不知肉味”，赞《韶》“尽善尽美”，并叹之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在孔子的知行合一那里，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深情践仁”的生命过程，《论语 . 为政》将这种生命历程记载了下来：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a陈献章：《赋 .湖山雅趣赋》，《陈献章集》卷 4，第 275页。 b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世界》 1904年第 1期。

　　《乐书》插图（元）

　　孔子的确是从学礼乐开始的，随着年岁增长，生命逐层丰满与完善，直至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

　　在《论语集释》里面，论述到这一生命的历程的时候，曾引明儒顾宪成的《讲义》说：“这章书，是夫子一生年谱，亦是千古作圣妙诀！”该阐释认定，孔子自十五志于学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顺至七十从心，是“证境”。

　　唯有到了“证境”的最高处，才能“顺心而为”，才能“自然合法”“动念不离乎道”，这岂不是一种建于德境之上的“审美至境”乎！

　　这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生命境界，就是“儒家之美”的极致！圣人之境，凡人是难以企及的，但是在审美高境那里，或许才有了“人人皆可成圣人”的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