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语言“神性”素质的贫瘠与培育

　　一

　　众所周知，新诗曾被称作白话诗。“白话”问题是新诗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一部新诗理论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关于白话这种语言形式的讨论史。大致说来，历次有关新诗语言的探讨，是为了发掘、提升白话的诗性资质。

　　最近一次有关新诗语言的大规模讨论，发生在1993—1996年，起因是郑敏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在郑敏看来，现代汉语出现了语言危机，而语言危机也就是文化危机；到了21世纪，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类似于1940年代在新诗中已见雏形的“文化语言”。在我看来，郑敏提出的新诗解困策略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充分的合理性，但问题是如何界定这种“文化语言”的具体内涵。首先，现代汉语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其次，这里所谓的“文化”，只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古今中外大碰撞中产生的现代文化。我们希望建成的文化语言，就是具有丰富的现代人文精神、现代思想内涵与情感特征的语言。

　　其实，正如郑敏所言，语言的危机也就是文化的危机。新诗语言的种种缺陷也意味着现代中国文化的种种缺陷。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先将新诗语言的缺陷问题，转换成现代中国文化的缺陷问题来进行探讨。

　　二

　　现代中国文化有一个缺陷就是无论是与西方还是与古代相比，现代中国文化都明显地缺乏“神性”素质。

　　其实，古代中国文化和1950年代之前的现代中国文化虽然宗教意识的强弱程度并不相同，但两者并非完全缺乏神性素质，只是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的现代中国文化（或称“当代中国文化”），才可谓是真正缺乏宗教意识，其直接后果就是神性因素几乎彻底丧失。

　　最近的30年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宗教信仰得以复苏，宗教文化开始重建，现代汉语中的神性素质又开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