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川建国之初，安定成都和各地的社会秩序，成了大西政府的首要任务。张献忠下令，各地的宗室、官吏、乡绅等不准藏匿，必须向大西军自首，听候处理。对于这样一些人，一般都要罚缴大量的金银，充实府库。如果窖金不纳，奖励其家中奴仆告发，给以重赏。罪大恶极的地主、官吏和大部分朱姓宗室都要处以极刑，有逃匿不出，或收藏罪犯、宗室者要凌迟处死。例如成都大慈寺的和尚私匿蜀王宗室于寺中，被大西军查出，就受到了严厉的镇压。史书多载“搜求仕宦，尤为残酷”，这种对敌人的镇压是应当的和必要的。如果在建国初期不进行一次这样的镇压反革命的工作，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最起码的革命秩序。

　　在成都，张献忠采取了较多的措施来维持社会治安。居民中实行保甲制度，相互监督，有事应向政府报告，如果有事不报，出了问题，要受连坐的责任。出入成都城门要进行检查，进行登记，写明自己的身份、住址、出入事由、何时返回等，以备查验。在城内，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巡逻队在各处巡逻，发现紧急情况可以就地处置。夜间，实行宵禁。为了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禁止畜养马匹和储藏较多的金银。由于实行了这样一系列措施，成都的社会秩序基本上得到了安定。例如，宜宾的生员范瑜到成都赴考时，联络刘玉发等阴谋叛乱，事未发即被察觉，受到制裁，使这一反革命阴谋未能得逞。见光绪《叙州府志》卷三十三《人士》。

　　但是，从整个四川来看，情况就复杂多了。大西军所能控制的主要是川西地区，其他地方并不安定，各地的明军余部和地主武装并未肃清，他们不时起兵反抗大西军，所以战斗一直未能停息。

　　就在张献忠进军成都的同时，南京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就任命王应熊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总督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四省军务。又任命樊一蘅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四川、陕西两省军务，要他二人调动各方面力量对付张献忠。当时，四川只有遵义一地还在明军手中，他二人就到遵义设幕府，发檄文，缟素誓师。可是他二人都是光杆总督，自己没有军队，只能空喊一通。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各种旧关系(王应熊是四川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