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张献忠下一阶段的斗争之前，有必要先介绍张献忠农民军的军队编制和作战方法，了解张献忠农民军行军作战的特点，以便更好地了解今后十多年中激烈的战斗。

　　和明末农民起义军其他各部一样，张献忠农民军较之过去的农民起义军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军队组织、行军、作战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制度，而且基本上能够得到贯彻。其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明末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吸取了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并将优长之处加以发展和充实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由于农民军中不少人曾在明朝军队中生活过(包括张献忠本人在内)，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因此，他们能够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而又适合于长期流动作战特点的战术原则，并在实践中取得了重重胜利，使明末农民大起义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在指挥艺术和作战技能上都达到了我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关于张献忠农民军的编制，由于记载不多，目前还不很清楚。大体上，全军分为若干营(入川建国后，共一百二十营)，每营兵力不一，多的可达数万人，无论行军、作战，都以营为单位。在营以下，再分为队、哨等更小的单位。每一营中，除了作战的主力队伍，还有配合作战部队的打粮队、打马草队、裁缝队等。由于广大农民参加起义军时，有些是全家参军，所以农民军中还有不少妇女和老弱，他们有的参加到后勤队伍中，有的就和病残将士一起编为老营，由作战部队保护，随军前进。

　　由于张献忠农民军的战略方针是长期的流动作战，所以特别重视部队的行军，特别重视骑兵。在农民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副，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由于战马是他们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因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在训练中，张献忠亦特别重视骑兵，多由优秀的步兵选拔充任，“故骑卒多精锐”。在这方面，明军则远远不是张献忠的对手，用明军自己的话说，是“贼介马驰，一日夜数百里，我步兵多，骑少，行数十里辄疲乏，以故多畏贼”《明史·左良玉传》。。

　　大部队在敌人包围之中行军，绝不能是简单的骑马疾驰而已，还有不少必要的措施。行军时，“不许多携辎重……恐压牲口且不轻便也”。骑兵都有备用牲口，“骑兵决战，一兵必二三马更番驰骤而不疲惫……(平日)所乘止骡，其马不轻骑，留为战用”彭孙贻：《平寇志》卷六。。为了保证行军安全和能够对付各种紧急情况，行军时以营为单位，“每营数万，更番迭进”。而一个营又是“老弱居中，精骑居外”《绥寇纪略》卷二；《烈皇小识》卷四。。这样，就使数十万队伍在行进中不致混乱，相互照应，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经常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如果是在战斗中转移，或周围有敌人，那就必须更加小心，“献忠……行则发哨远探，止则息马抄粮。官兵遥尾贼后，莫敢截击。”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所有这些措施执行的结果，行军就能够顺利前进，保持坚强的战斗力。前哨的侦察工作使张献忠对周围的形势十分了解，不会受到意外的袭击。行军一停，后勤工作又马上展开，保证着军队的供应。所以，张献忠在十几年的流动作战中能够取得不断的胜利，很少见到他在行军中受到明军侧击或军入埋伏而遭败绩的(比较突出的一次例外，是崇祯十三年误入玛瑙山而败于左良玉)。

　　当然，在长期战斗中，不可能每次行军都是一帆风顺，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具体困难。对于这些，张献忠是采取不同的果断措施加以解决的。例如，行军途中，决不能全走阳关大道，经常会遇到高山大河。对于山林，农民军大多是在穷苦山区中长大的，一般来说都可适应。无论是“川险林深”的荆襄山区，还是“鸟道羊肠”的川东地方，都不会成为农民军的障碍。如果遇到没有渡船和桥梁的河流，在有树林之处，就临时扎成大量木筏渡河，如崇祯八年(1635)九月渡淮河；如果没有树林，就填土而过，如次年十一月渡汉水；如果情况十分紧急，除了长江、黄河之外，无论“淮、泗、泾、渭，人皆翘足踞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前。马蹄所壅阏，水为不行。下流浅不盈尺，步兵褰裳径涉”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这是一种勇敢、坚决、迅速而又实用的渡河方法。

　　张献忠行军并不一直都是大张旗鼓地大队人马行军，有时，为了完成秘密的转移，也常常采取隐蔽的方式(一般多转入山中)急行军，不让敌人发觉。如崇祯十三年(1640)玛瑙山战败之后，张献忠转入山中，明军左良玉以大军围攻。“张献忠自兴(安)、房(县)走白羊山，入巫山间。川兵摄之。益西入深谷中，掩旗息鼓，若无人。参将曹进功率兵入山侦贼，不见一人而归。”《烈皇小识》卷六。应当说，张献忠农民军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一套行军办法，是他们在长期流动作战中能够克敌制胜的基础。

　　除了行军之外，张献忠特别注意扎营。由于长期流动，农民军没有固定的营地，又经常活动在敌人的腹地之中，所以农民军扎营时，既要保证安全，又要有利于下一步的战斗。为了这个目的，张献忠扎营时总是将队伍集中，或几股队伍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临时的、坚固的阵地。“其兵连营数十里，止则布幕数千，庭庑堂室俱备。外植木为垣，以索系之，周以壕堑，马不得风逸。方圆数里，如城郭焉。”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例如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张献忠和高迎祥诸部“大会于龙门、白沙(均在今洛阳南)，连营六十余里”；次年年底，张献忠和罗汝才等在安庆“连营百里”，都是建立大营盘的典型例子。在整个大营中，又有一定的组织。如崇祯十五年(1642)张献忠在枞阳时，就分为四大营，中间是老营，是全军的指挥中心以及老弱病残人员的驻地，其他队伍又分为前营、中营和后营，“环护老营如鼎足”《明季北略》卷十六。。这种扎营方法既可以保持较强的兵力，使敌人不敢贸然袭击，又不致扰害百姓。张献忠农民军在长期战斗中很少入民房居住，晚上都在布质帐幕中安宿，虽在城市，也不住民房。《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

　　尽管是连营而居，又植木系绳，周以壕堑，但张献忠仍然特别注意宿营的安全。“安营，即发拨马四路侦探，一里一拨，直至二百里外，有警即知。”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不仅如此，如果宿营旷野，还要在营中点起无数火堆，以防敌军突至，便于转移，不致方向莫辨。那么，这样做不是给夜间的敌人指示了方位吗?不会的。因为他们在宿营地以外数十里，也点着一些类似的火堆，叫做“空火”，专门用来迷惑敌人，“官兵以为贼营在此，不知尚在数十里外”彭孙贻：《平寇志》卷六。。如果住在城郊或距敌人很近，上述办法不易奏效，就必须更加警惕。如崇祯八年(1635)，他们驻扎在桐城城外，紧靠着城上的明军，张献忠专门告诫将士说：“迩此少睡，但听城上声息。或偶寂，须急起作备。”《寄园寄所寄》卷九。在拔营上路之时，还“必于其营发烟火，使人不知所避”。这种严密的组织性和高度的警惕性，加上出色的侦察工作，保证了扎营的安全。十几年中，张献忠一直在敌人腹心中活动，可是从未受过敌军一次夜袭，这在古代是极为难得的。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出色的侦察工作，反而能够成功地粉碎敌人的夜袭。如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张献忠在四川，由泸州西进，抵成都城下。“(明军)副将某，统千余骑夜捣贼营。贼预取土像数百置帐中，四面悬灯而潜伏暗处。千骑望灯而趋，大呼直入，则所劫者，诸土像也，急退。而贼众四合，歼戮无孑遗。”《烈皇小识》卷六。

　　由于农民军长期流动，四周都是敌人，而自己又必须经常向新地区前进，所以张献忠特别重视侦察工作。在这方面，明末农民起义军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是独树一帜，最为出色的。他们经常派出侦察人员，进行广泛的侦察活动，“或携药囊蓍蔡为医卜，或谈青鸟姑布星家言，或缁流黄冠，或为乞丐戏术，分布江皖诸境，觇虚实。”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这种在广大人民支持和掩护下的侦察情报网，使农民军能够经常洞悉各方面情况，不致盲目行动，而能避实击虚，取得胜利。明军每次围剿计划几乎都是很早就被张献忠掌握，往往是明军的部署尚未完成，张献忠就已突破其包围圈或进行主动的进攻了。在每一次作战之前，侦察工作更为加强。“将攻袭郡邑，必前遣奸细，伪为僧道、游客、商贾入城，结纳奸徒为内应。”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所以，张献忠在作战时经常是里应外合，以计取胜。崇祯八年(1635)克凤阳，十四年(1641)克襄阳，十六年(1643)克武昌等大城市，都是如此。史书上常有在短期内连克十余州县的记载，这和侦察工作的开展当有很大关系。

　　担负这种侦察工作重任的，是农民军中的精干。他们都有很高的本领，浑身是胆，常常深入虎穴，探取重要情况。《一虹笔记》中有这样一段描绘：“襄阳监司与某郡守城外募军……一人携一长竹，插于地，自下而升至顶，于竹上舞棍。观者方呼噪，竹忽折，其人飞身十数丈，舞棍不息。一人携一小伞、一大扇，平步到江岸，张其伞、扇，踹水面如实地。监司击节，皆与骑粮。郡守曰：‘良是。但欲先带回署，授以策略，然后用之。’监司许诺。郡守带署中，严刑拷掠，搜其身，得贼札付，果流贼谍也。”《寄园寄所寄》卷九。这种艺高而胆大的侦察人员遍布各地，必然对明军造成严重的威胁。有时，他们打入明军内部，可以取得传奇式的战果。例如崇祯九年(1636)正月，张献忠和高迎祥联军，大战明五省军务总督卢象升于滁州(今滁县)，“卢督兵剿贼，特招死士为冲锋陷阵之选。贼令奸细混入其中。对垒时，奸细内应，缚卢，将献贼矣。中军李某救之，得免。”《烈皇小识》卷五。堂堂的五省军务总督差点被农民军“奸细”从军阵上绑走，可见明军之无能，更可见农民军间谍工作人员的机智与勇敢。更为惊人的是在崇祯十三年(1640)，明内阁大学士、军务督师杨嗣昌在重庆玩弄卑鄙伎俩，妄图分裂当时正联军作战的张献忠与罗汝才，特地“下令赦汝才罪，降则授官。惟献忠不赦，禽斩者，赉万金，爵侯。翌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题：‘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嗣昌骇愕，疑左右皆贼，勒三日进兵。”《明史·杨嗣昌传》。这件事是张献忠对杨嗣昌有力的回击，也是对整个明军辛辣的嘲弄。但从此事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活动在敌人心脏的农民军间谍人员之敏捷、果敢和足智多谋。无疑地，这对张献忠的军事指挥有着极大的帮助。

　　在长期斗争中，无论是行军、扎营或是侦察，都是为作战服务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壮大自己，战胜敌人。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张献忠农民军是如何作战的。

　　张献忠农民军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特点和优点，在任何情况下总是避免死守一隅，而是不断地以自己速度上的优势向敌人主动进攻，大多时候都是攻无不克的。如果在进攻中不能速决或临阵不利，则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立即转移，再向敌人的弱点发动新的进攻。所以，张献忠的一生基本上不打防御战，他的战略原则就是高速度地流动作战，就是不停地发动进攻。但由于流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作战基本上是攻而不守的，永远在进攻，永远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今日攻占，明日弃之，以后又来重新攻占。关于这种致命的缺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论述。

　　在每次具体战斗中，张献忠也是充分发挥自己的速度优势，快速进攻，快速转移，“疾如风雨，出没不常，杀民冲兵皆是也。官兵每侦其老营而后击，不知老营已在数十里外疾走矣。”谈迁：《国榷》卷九十六。这样，总使明军处于被动地位。在战斗之前，一定要进行详细的侦察，熟悉敌情，然后击其不意。“多行金钱，布奸细，有信先知。官兵出，贼不意击之，必在四五十里外。”他们不打被动的阵地战，“遇官军，则令数骑诱之深入，大队两旁裹之”，以便更有效地歼灭敌人。战斗中，他们利用固体传声的道理，“伏路静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掌握敌军的移动情况，安排自己的力量。要向敌人发起进攻时，老弱、妇女都安置在一旁，专以精锐骑兵进行冲锋。“选一人当前，名曰领头子，其余鱼贯而进。头子不过五六，有进无退。若受伤，游骑飞报，重伤呼换，其人始退。次者序进，退步必斩。易三头子，必鸣金收兵，率众奔突。”除了担任正面冲锋的部队外，还有“前拨、倒拨、左翼、右翼以备策应”。作战的军士都穿着特制的棉甲，“其甲缝纩棉数十重，轻而韧，当箭炮不入”。加上农民军作战的勇敢和指挥的正确，因而就能做到“兵不多而战常胜”本段材料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平寇志》卷六。。

　　也有少数时候，明军来攻，自己处于守势时，则“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即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明军)追之，则步卒之健者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四合，(明军)无孑遗矣”《寄园寄所寄》卷九。。有时，也采取车轮战法，更番休战，使敌人疲惫之后再一鼓而歼之。《明史·左良玉传》。

　　张献忠农民军经常攻打城市。因为明军和大小官吏都躲在各城市中，统治阶级搜刮的财富也都集聚在城市中。所以，为了消灭敌人，取得给养，农民军的进攻矛头总是指向各地的城市。在长期斗争中，对于攻取城市，张献忠也积累了一套办法。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计取，二是力克。计取者多是先派人化装入城，里应外合，在长江中下游时，因为进攻方向不固定，所以张献忠多用此法。崇祯十五年(1642)攻庐州是典型的战例：“张献忠闻学使将按庐，遣贼作商贾，分伏城内。俄学使信牌至，献忠截取之。使壮士伪为书役迎学使，中途刺死。自乘高车，令诸将扶拥而入，后以精兵易衿服随之，一似诸生迎学使状。时庐州匝月贼无动静，防御稍疏。忽报学使入境，急启门出迎，肩舆已进城矣。从者数百人，皆青衣儒冠。及入，三炮甫毕，裹甲忽见，俱执短刀而起。时事在仓猝，咸惶遽失措，各鸟兽散。所伏之贼亦应时而发，大事毁杀。向之号为铁庐州者，不终朝失之矣。”《明季北略》卷十八。力克者多是先行包围，然后用“飞梯”“冲车”强攻。余瑞紫：《流贼陷庐州记》。攻不上就挖地道直通城下，埋入大量火药，在远处以火箭引爆或燃火绳引爆，炸开城墙。这种办法在后期攻取湘、赣和进军四川时用得较多。因为后期有了较明确的进军路线，敌军早有准备，故只能力克，如攻取重庆、成都，均用此法。也有少数时候，直接用巨炮轰开城墙而得城，如后来攻取广元。彭遵泗：《蜀碧》卷二；民国修《广元县志》卷二十《武备》。

　　张献忠作战是“兵不多而常胜”，但并不是说不败。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他们绝不作殊死的决战，而是迅速转移，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撤退时，先燃放烟火，掩护自己行动，使敌人不易发觉。谈迁：《国榷》卷九十六。同时，利用明军人人爱钱如命的特点来制服追兵。“献忠他遁，虑追兵蹑至，多以金帛遗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穷追。”《明季北略》卷十六。这样，张献忠就能安全转移。或者向敌人薄弱之区进攻；或者乘敌人不备杀一个回马枪；或者隐藏在山林之中休养生息，准备新的战斗。这类事例，我们在下面的论述中将多次见到。

　　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技能，张献忠十分注意军事训练。“平居无事，则练习士卒。如十骑兵，即使十步兵或棍手与之搏击。击杀马兵，即以所乘之马赏之，故骑卒多精锐。”《明季北略》卷十六。驻谷城时期，更抓紧时间学习孙、吴兵法，“造三眼枪、狼牙棒”，操练“埋伏、连弩、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绥寇纪略》卷六。张献忠本人就带头练兵，“营于城外，将几案叠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环不已，如教猱升木，无一息停。虽天性多动，亦借以自练，并以练士卒耳。”《明季北略》卷十五。农民军高超的军事技术，就是在张献忠率领之下，这样逐步练出来的。

　　综上所述，张献忠农民军(整个明末农民起义军情况大致相同)在指挥艺术和作战技能上，较之我国以往的农民起义军是有了明显的进步。他们将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提高，在军事组织和战术运用的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章法，并得到合理的运用。这样，就使得我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在军事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使明末农民战争成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战果也最大的农民战争，在长期的反明、抗清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