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明思宗崇祯(1628—1644)初年。但从明神宗万历(1573—1620)以来，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就已是危机四伏，早已处在摇摇欲坠的危楼上了。

　　明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元末农民大起义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巨大打击，由农民起义领袖而变成封建帝王的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吸取教训，对封建的生产关系进行一定的调整，对农民采取一定的让步措施。同时，也由于元代蒙、汉地主野蛮统治对社会生产力的摧残，致使明初曾经出现一度的荒芜状态。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保证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保证有相对稳定的劳动人手，所以明初的统治者也不得不实行一定的休养生息的政策，用较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如实行屯田、招诱流民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役、移民至宽乡、限制豪强、解放奴婢、安定社会秩序、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以清理户口与田土，等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农业生产的时间和人手有了基本保证，满足了农民对土地和生活的一些要求，给农业生产的恢复提供了较好的条件。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明初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一定的繁荣，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度的兴旺景象。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人口超过六千万，耕种土地八百五十多万顷，政府全年田赋收入的粮食达三千二百余万石。这种情况不但大大超过了元代，就是在整个明代，也是最高水平。参见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三期。

　　同任何封建王朝一样，这种繁荣是短暂的。贪得无厌、荒淫腐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本性。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大大地刺激了寄生虫们的胃口。他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剥削人民，聚敛财富，以供他们的奢侈享受。而当时明朝的封建国家还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这也给他们的残酷剥削提供了一些条件。于是，自明英宗正统(1436—1449)以后，社会危机日趋尖锐。这表现在：大量的土地兼并、赋役日益繁重、人民流亡、经济衰颓、政治上宦官专政、对外战争节节失利。在这种黑暗统治之下，广大贫苦农民实在难以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不断起来反抗统治者的暴政，形成了明中叶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如明英宗正统时期浙、闽地区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1444—1450)，明宪宗成化时期荆、襄地区以刘通、李原为首的流民起义(1464—1471)，明武宗正德时期冀、鲁、豫地区的刘六、刘七起义(1510—1512)等。在这一连串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统治阶级的暴政不得不有一些收敛。明世宗嘉靖(1522—1566)时，采取过某些改良措施。接着，张居正更在明穆宗隆庆时期和明神宗万历初期，即公元1567—1582年期间，进行了著名的政治改革，诸如推行一条鞭法、整治黄河、巩固边防，等等。但是，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要想挽救明朝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和社会危机的日益尖锐是不可能的。正如替快要倒塌的房屋钉上几根大钉一样，统治阶级内部少数几个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物的努力，绝不可能改变整个统治阶级的腐败。封建地主阶级的本性就是残酷地剥削农民，尽一切可能增加财富，满足私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弄得全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使政治一天天腐败，经济一天天残破，阶级矛盾一天天尖锐，最后必然导致农民阶级的大反抗。万历(1573—1620)以来的几十年间，明朝的社会危机就是这样一天天地发展着。“瓦解土崩，民流政散”，直到明王朝的崩溃。

　　政治腐败是明末社会的显著特点之一，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明王朝的皇帝，就是荒淫腐朽的总代表。明神宗朱翊钧(1573—1620年在位)从张居正去世之后，一直不问政事，三十多年才上朝一次，和群臣见了一面，成天在后宫纵情声色，吸食鸦片。其平生所好就是钱财，“专志财利”，“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明史·田大益传》。。甚至在宫中拷掠宦官，逼令献宝。皇帝已是如此，各级官吏大多照法效尤。当时，官僚集团越来越庞大，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解学龙上疏言：“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矣，今不知又增几倍。”《明史·解学龙传》。这个官僚集团虽是如此庞大，却腐朽透顶，为官不治政事，唯知尽力搜刮，“进人不必忠良，誉人必张朋党，政以贿成，爵以贿贸……至于保社稷、策权宜、备祸变，诸臣无一有也”。钱：《甲申传信录》卷三。当官的除了参加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党争以谋更高的职位之外，全部精力都放在搜刮钱财上面，甚至连中央政府的户部、刑部等重要部门也经常无人理事。崇祯(1628—1644)时的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语破的：“今之世面，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谈迁：《国榷》卷八十九。做官即如经商，既然用钱买得一个官职，就必须在这个官职上榨取若干倍的利润。正如万历(1573—1620)时东林党首领周顺昌所说：“最恨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卷二《与朱德升孝廉书》。

　　除了贪婪成风、政事腐败之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丑恶的表现之一的宦官专政，在明末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黑暗的时期。万历(1573—1620)时，宦官已公开参与政事。而天启(1621—1627)时更以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直接掌握中央一切大权，把持朝政，并从中央到地方，到处派出太监担任要职，搜刮钱财。各级官吏中的无耻之徒皆拜于魏忠贤门下，称魏为“九千岁”“九千九百岁”。他们结成一个盘根错节的阉党，其中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各色走狗。明代历史上有名的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也全被宦官掌握，发挥了它镇压人民、诛灭异己的最大功能，不少正直之士和穷苦人民惨遭毒手，乃至于“民间偶语，或触忠贤，即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加之酷刑。所杀不可数记，道路以目”。《明通鉴》卷八十。在以阉党为核心的整个贪污腐化的官僚地主集团的统治下，明代末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空前黑暗的时期。

　　崇祯皇帝对自己的臣僚给了一个评语：“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将怕死又爱钱。”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六。的确，当时的军事和政治一样的腐败，武将和文官一样的无能。面对着东北边境新兴的满洲军队的进攻无力抵御，形成了严重的边患。

　　自明中叶以后，在明朝国势日衰、实力大减的同时，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部族的力量逐渐发展。在明万历(1573—1620)年间，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汗国，施行各种改革措施，国力日益强盛，并展开对明朝边境的进攻。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次年三月，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山(今抚顺东南)，七月攻占铁岭，冲入明朝边墙。此后就不断进行军事骚扰，明军亦就节节败退。天启元年(1621)，金攻陷明边防重镇沈阳中卫和辽东都司(今辽阳)。崇祯八年(1635)，金征服今内蒙各部。次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族号为满洲，进一步推行一系列改革，攻明的决心更为明显(按封建社会中十分流行的五行学说，“满”和“清”字都有“水”，而“朱”和“明”字都含“火”，水能尅火。去掉“金”字，亦可免火尅金之嫌)。清军不断向明军进攻，经常长驱直入，到达今山东、河北、山西地区，甚至南渡黄河，烧杀抢掠，为所欲为。不仅人民的身家难保，就是明王朝的京畿重地亦危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边防又是如何呢?

　　在当时，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重要的因素在于有得力的将帅和充足的粮草。可是，明朝军政由阉党所把持，任用无才的私党为边防重臣，一味苟安。而有能力的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将领反被排挤、陷害。明军高级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相继降清，当了汉奸，因而边防一片混乱，不能御敌。在供给方面，本来明朝一直实行军屯以解决边防卫军的粮食问题，军屯是边防的生命线。可是明中叶以后军屯逐渐破坏，“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明史·食货志》。军屯田被侵为私产之后，边防兵士被强迫给私家服役，受尽种种苛虐，亦相率逃亡。因而到了明末，“屯之存者，十无一二”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二。。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实力。明朝统治者虽然尽力搜刮民脂民膏供作军费，但由于层层贪污克扣，远远不能保证军需。因而明王朝根本无力挽回军事上的败局，只得苟延残喘，束手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