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学界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前的近百年划为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这无可非议。若从学术思想来考察，则很难确定一个时期的具体断限。例如龚自珍的思想应属于中国近代的，而他却于鸦片战争的第二年(1841)去世，那么他究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还是近代的第一位思想家呢?这是颇难以具体时间为限的，或者说他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者。所谓“近代词学”，时间的断限显然不能简单地与近代史分期相比附，而应根据词学发展过程所呈现的阶段来划分。

　　清代中叶常州词派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词学发展的面貌。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逝世于1802年，可以视他为近代词学的先驱者。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周济，其《词辨》著于1812年，《宋四家词选》编于1832年；他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39)去世。我们完全可以视他为近代词学家。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历史人物，其词学论著成于新文化运动后。他逝世于1929年，但按通常的习惯仍将他归属于近代。我们可以视他为近代词学的结束者。

　　近代词学继清代前期词学复兴之后臻至极盛的局面。近世词学家徐珂说：

　　浙派乾嘉间而益敝，张皋文(惠言)起而改革之，其弟翰风(琦)和之，振北宋名家之绪，阐意内言外之旨，而常州词派成。别裁伪体，上接风骚，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襟抱学问喷薄而出，以沈著醇厚为宗旨，而斯道始昌……自是以还，词学大昌，江浙人士以不能填词为耻。徐珂：《清代词学概论》第7~12页，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版。

　　陈乃乾所辑《清名家词》收一百家，自张惠言以下即有五十三家，而晚清词遗散的还不少。词学家叶恭绰说：

　　盖词学滥觞于唐，滋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朱(彝尊)、陈(维崧)导其流，沈(岸登)、厉(鹗)振其波，二张(张惠言、张琦)、周(济)谭(献)尊其体，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续其绪。二百八十年中，高才辈出，异曲同工，并轨扬芬，标新领异。迄于易代，犹绮余霞。今之作者，固强半在同、光、宣诸名家笼罩中，斯不可不谓极盛也已。叶恭绰：《清名家词序》，《清名家词》，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

　　此所谓词学极盛是指词的创作而言。近代词学的发展，同清代前期的“复兴”一样，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是同步前进的，而且常州词派里的许多词人又同是词学家。《词话丛编》收宋以来词话八十四种，其中清代以前的共十七种，清代前期的十八种；近代的四十九种，占全部词话的百分之七十。我们从词话的数量可以说明近代词学是词学史上的极盛时期。若再从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