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入茂县、汶川、理县等地，到1935年6月与红一方面军在小金达维会师，再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合后向甘南进发，红军前后在藏区逗留近1年零4个月，经过藏区的总人数达10万人。如此庞大的队伍在前后1年多的时间内途经高海拔、人烟稀少、物产寡薄且文化背景迥异的藏族地区，其困难与窘迫之境况难以想象。从目前有关长征的诸多回忆来看，人们印象最深刻、最困难的就是过“雪山草地”，所谓“雪山草地”即指藏区。可以说，过“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严峻也是最伟大的历程。那么，红军怎样走出藏区这段艰难历程？他们与藏族百姓之间如何互动？又如何解决缺粮与生存问题？这无疑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历史遗产与精神财富。准确复原红军过藏区这段历史，对我们继承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发扬红军精神尤为重要。

　　对红军过藏区的史实，目前主要有三种史料来源：一是红军方面对当年过藏区的种种记述与回忆；二是藏区老百姓对红军的种种记忆与传闻；三是当时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报道与记载。就这三种史料而言，第一种史料是目前反映红军过藏区情况的主干性史料，数量也较为丰富，因多出自亲历者的记述与回忆，内容基本真实可信，史料价值最高。第二种史料十分珍贵，但当时保留或记录下来的却极为稀少，目前所能见到的这类史料大多出自1949年以后个别的采风和追记，或是当地党史办对民众的一些调查采访。第三种史料虽然数量庞大，但这类史料因大多受到当时国民党舆论及政治立场的影响和控制，其记述往往不客观，主观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极强，偏见甚多，问题最大，故其可利用价值十分有限，使用时需严加甄别。

　　很显然，就红军过藏区的史实而言，客观可信的主要是第一、二种史料，两者皆来自当事方，一方是过藏区的红军主体，另一方是藏区的老百姓。长期以来，我们对红军过藏区史实的构建目前主要是依凭于第一种史料即红军方面对当年过藏区的种种记述与回忆，而第二种史料即藏区老百姓对红军的种种记忆与传闻则严重匮乏。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原因在于，第二种史料虽广泛存在于藏区民间，但藏族民众因汉藏语言差异，多不擅长汉语、汉文表达，故这类史料往往需要有第三方即中介方去加以挖掘、收集和整理，这就更增加了其难度。所以，由于缺乏有意识的收集和整理，这类史料不但1949年以后难以觅见，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就更为稀缺。

　　但历史总给人以希望和惊喜，我们在任乃强撰于民国时期的著述中却发现了这样一个记叙红军过藏区的珍贵文本。该文本字数虽不多，却凝练而宏观，比较全面、客观地记叙了红军过藏区的情况。尤为可贵的是，该文本形成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