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苏东坡——阿来

　　我曾长期在偏远地区工作生活，来成都晚。这座城市，生活气息浓厚，文化意韵悠长。古往今来的文化积累不谈，在我的经验中，深入成都以至于四川文化的纵深有个方便门径，那就是川剧。读典籍稽考这种文化的来龙去脉，是理性的进入，坐进剧场，看一场川剧，却是理解这种文化情感与独特表达的最好方式。所以，我来成都不久，就成了一个爱川剧的人，因此也有了好些川剧界的老师和朋友。

　　某年，田蔓莎请我看她的戏。这个戏叫做《死水微澜》。

　　《死水微澜》的原著作者是伟大的小说家李人。李先生的小说深受四川文化浸润，也受法国文学影响，表达上甚为自由。这样较为自由松散的小说结构，如何改编为环环相扣的舞台情节剧，在我看来，有巨大困难。但结果大家都知道，《死水微澜》已是当代川剧剧目中的一个经典。这时，我才知道，剧作家名叫徐，我还未出生时，她就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川剧这行当，执着于川剧剧本创作，笔耕不辍，从艺的岁月比我年龄还长。

　　后来，好些年中看川剧，除了传统剧目，论当代剧目，其实就是看徐和魏明伦两位剧作家的作品交替上演。作为一个小说家，在一些讨论四川文化的场合，我总是说大家不应该忽视川剧——因为这其中，四川人的语言特征、审美方式都有集中表现。也因此，我内心深处，对在川剧界努力深耕而得大成就者，保持着师长般的敬意。

　　再后来，陈巧茹带来消息，说徐老师要改编我的一部小说成川剧，由她主演。有了这个机缘，得以认识徐老师，领略到一位老艺术家如何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我得说，她改编的那个剧本，也足可以作为一部长度不受限制的小说如何转化成时空都非常局限的舞台剧的范例。虽然，这部川戏最后因为别的原因未能排演。

　　前些天，去如今在成都有大名的宽窄巷子吃饭，竟然路遇徐老师和陈巧茹。动问之下，知道她们是要去为成都某古镇的文化营造出谋划策，当下就为自己只是去喝酒买醉而惭愧。

　　也就是这时，徐老师说，她写了一部新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四川人最应该引以为傲的苏东坡。而古往今来的四川人中，苏东坡是我的最爱。这不独是因为他巨大的文化成就，更在于他对人生的态度。当时，徐老师就布置作业，要我给她这本书写几句话在前面。我不敢不答应。请她把大作发到我邮箱，待我慢慢拜读。不想，这期间，南下广州，又北上京城，每一次打开文档，都不能终卷。这时，徐老师又来信，说交稿日期已经近在眼前。只好仓促间把这些文字写在这里。

　　我是想说，之前看到戏剧家把小说改为紧凑的舞台剧，现在，看到擅写丝丝入扣的舞台剧的笔墨来写可以闲逸的小说，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真有很大的好奇。于是，开篇就读到这样的段落：

　　又一个春天来了。

　　河南的春天虽然比江南的春天来得晚，但燕子还是飞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

　　这的确就是闲散放逸的小说笔调了。这好比丝弦上拉出的第一缕声音，便定下了一个曲牌演唱时的旷放或婉转。小说一两句话的开头，开得好，便能给接下来的叙事文本定下调子，使其有了自己的节奏与音响。这样开篇的文字，已经让我感到了情感与思想呈现的节奏，听到了字词交集时产生的音韵。

　　苏东坡一生，与当时的政治格局交涉甚深，国家命运也与其一生沉浮互为映照。他是一代文化风气与思潮的建设者与引领者，所以，讨论他的话题与文字，早已汗牛充栋。但他的丰富性就在于，尽管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相继不绝的讨论与书写，但提起他的大名，在我们的感觉中，依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鲜的话题。有些名字，刚一提起，便已变旧，便已朽腐，而苏东坡这个名字，时时念起，依然灿若星斗。个中原因，徐老师这部大作，也努力做着深入的探究和通俗的解读。这部书对苏东坡生命中一些重要事件——比如“乌台诗案”的深入梳理，都有特殊的价值。特别是对于今天这个文化快餐时代，高扬种种文化符号，却又忽略这个符号背后所深具的思想内涵的浅陋，也是一次有力的拨反。

　　今天这个时代，苏东坡也很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他是一个美食家、一个文章家、一个诗人、一个词人、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入世甚深，却又隐逸旷达。特别入世这一面，浮沉宦海这一面，又给书写他的人带来了一些解释的困难。其中一段公案，就是他和王安石的关系。这个关系有两层意思。一层，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诗人；再一层，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者，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又与这一

　　段改革史互为关联。而以国人目前越来越简单的思维，对历史事实与人物处境，往往缺乏看历史人物所必需的“同情之理解”。于是，王安石的改革不是好便是坏，而在苏东坡，对这个改革不是拥护就是反对。可是，如果我们有耐心和徐老师一起重返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世事，与为人，在强大的现实裹挟之下，情形往往不是如此简单。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现实的丰富才是造成人物丰富的根本原因。正如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所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他始终卷在政治的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林语堂在他的书中，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分析中国一千年来为什么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崇

　　拜苏东坡”。

　　我想，现在徐老师这部大作其实也是这个文化命题的自然延续，着力点却在一个深入宦海的文臣与历任皇帝的关系之上。

　　皇帝们相继死去。苏东坡自己，死在归来之际。

　　死前，他曾写信给一位长老：“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者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这个用尘俗的标准看，苏东坡的一生相当坎坷，但他没有沉溺于这有根据的伤感，还是在这封书信中，又发出旷达的感叹，“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也”。

　　这等境界，苏东坡自己的诗中曾有描摹：“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徐老师这部新作，又会带我们进入此情此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