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2月，我随成都航空机械学校在长沙招收的学生大队乘船入川，中途在宜昌停留了一个星期，一是为了等待该校在武汉、南昌招收的学生，二是为了等候民生公司入川的轮船。不久，人来了，船也来了，大家怀着奇异的想象，准备欣赏三峡神奇壮丽的风光。轮船逆流而上，不久就进入两岸高山夹峙的急流，只见“重岩叠嶂，遮天蔽日，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怪木萧森，离离蔚蔚，江湍迂回，峻岭扑面……”赞赏之余，不禁欣然提笔，写入我随身带来的《我和我们的学校》的日记本中。这时一位清秀英俊的同学惊讶地转身看我写些什么，得知我有每天坚持写日记的习惯，非常赞赏，恳谈终日，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我们成为生死之交，我一生最知心的朋友，他叫李国鼎，又名李华，现在是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土木工程和环境保护专家。

　　学生大队到达成都，先住在文庙前街的孔庙进行一个月的军事训练。每天跑步出操，学习军队条令。我们满怀航空救国理想，恨不得马上掌握制造飞机的技能，对于这种低级的、刻板的训练生活，索然寡味；何况教官不学无术，出言粗鲁，使我们大失所望。于是我仍沉醉于文学习作之中，利用微薄的津贴，到祠堂街生活书店和开明书店选购了不少救亡报刊和文学作品，如“青年自学丛书”中的《思想方法论》《文学与生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等等，如饥似渴地学习，李华也颇有兴趣，还有一些同学前来借阅，因此我倡议组织了一个“四月读书会”，大家把所有的进步图书报刊集中起来，互相传阅，以至这一个月的军训，变成我们阅读进步书刊的思想启蒙时期。

　　二

　　军训期满，我们迁往位于武侯祠北侧的上桑里，那儿才是成都航空机械学校的本部。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学校分为高级班(相当于研究生班)、中级班(相当于本科生班)、初级班(相当于中专班)和技工班。我们考取的九甲班，原来是培养维修、养护飞机的机械士。虽然学的是发动机学、飞机学、高等数学、金属材料学、材料力学以及俄语，但离设计制造飞机相去十万八千里。原来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根本就没有自造飞机的打算。这使我们大失所望。加以自从在重庆爬上朝天门的高坡，我就突患右足踝骨红肿病，以致影响到膝髋关节疼痛，长期住在医务所治病，无法上课，因此我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阅读进步书刊和从事文学写作上。

　　这个时期，正处于救亡高潮的激情年代。我除依然爱读鲁迅的散文外，又读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散文诗》，都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