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无所不有,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

　　不久前,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法国在整个20世纪中有“两大执着”,一是法德关系,二是对自身的国际地位的关注。2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自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只有一件事情特别执着:即如何以平等成员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尽管人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及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但中国人对以平等身份融入国际社会的执着无疑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国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执着影响到中国对自身、世界、中外关系和国家认同的理解。

　　我们还可以认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诸多革命和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密切相关,还受到这一愿望的推动(我称此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此种意义上讲,也可将其视为伏尔泰的“革命世纪”3的自然延伸。1925年3月11日,一向被共产党人誉为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留下一份简明而影响深远的政治遗嘱,这份遗嘱既是对孙中山一生政治生涯的总结,也是对国民党人的垂训。遗嘱说:1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继续努力。4

　　在孙中山看来,革命不只是要推翻清王朝或实行三民主义;更基本的是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关联。孙中山的许多政敌可能并不赞同他的革命理论,然而他们大都认同孙逸仙努力通过革命帮助中国获得国际承认的信念。因此,如果我们把20世纪称为“中国的革命世纪”,那么中国的历史剧变就像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样——两者都聚焦于国内政治和对世界输出革命经验——不仅进行国内政治角力,而且还旨在将中国以新国家的面貌推向世界,加入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阵营。

　　今天，在许多貌似孤立且非政治性的事上,我们都能理解到中国人对中国国际声誉、民族自豪以及历史上的挫折的执着。几年前北京申奥成功引发的举国震动就是例证。对中国人而言,奥运会不只是一次体育盛会,还有深远的内涵。中国人将承办奥运视为中华民族获得国际承认的漫长征途上的里程碑,是中国“一雪百年耻辱”，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象征。由于这种强烈的情感投入,在1993年北京初次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败给悉尼时,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感觉西方还是把中国视为三流国家,并使用阴谋阻挠中国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2故而,当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候,举国将其视为中国获得国际承认的重要一步。2001年7月13日晚上(投票公布的当日)被次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13亿中国人民的不眠之夜”。据《纽约时报》报道,申奥成功次日,北京许多人唱着国歌来庆祝那一重大喜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5

　　中国人对举办奥运的热情,明显与中国人争取平等国际地位和为国争光的愿望有关。然而,这种鲜明而又根深蒂固的关注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这种热切的关注可否追溯到或牵连到某个能使它转化为行动的历史事件?尽管很少有学者关注上述问题,但是这对人们理解中国史和世界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在中国力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种爱国激情已经清楚表达出来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