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品叫我立即到他办公室去，因为，在任务期限的最后一天，我未能交稿。

　　本来，我是想主动到他那里解释一下的，但想到，我的任何解释都无法与“军中无戏言”相对抗，就只好等待 “军法从事”。虽然，我希望他已经把布置任务的具体日期忘记了。

　　赵松品忘记任务期限的事并不是没有过。但是，在这件事上他记得特别清楚。晚上六点，他下班前给我来了电话。

　　我在赵松品桌前坐下来的第一句话便是：任务尚未完成，在下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特来负荆请罪！

　　“老规矩，罚款200元！”赵松品一点也没客气。

　　“如果发了稿子，可得多少奖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能客气了。否则，东扣西扣，我一个月就没有饭钱了。

　　“视看点而定，如果仅是业内人士自揭内幕一类的间接曝光，只能给你增加一点采访津贴。如果逮到了医药代表与医生交接红包的现场，并且有视觉冲击力强的图片，至少可以奖5000元！”

　　于是，我立即扳起指头算，“五千减两百，等于，等于，等于”，我假装算不清楚，“赵总，把你的计算器用一下。”

　　“我还是把大脑借你用一下吧，已经帮你算清了，你还剩4800元。这个你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说说你准备怎样逮现场？”

　　“我准备化装成病人，在诊室外面蹲守，发现目标，立即冲进去拍摄。”

　　“如果人家钱还没出手，或者钱已揣进腰包了，你不被人家当成疯子打出来吗？”

　　“我可以想办法查看他们的提包，线索可靠，会发现红包的！”

　　“你有权力查看人家的包吗？”

　　“那就找卫生局的监察人员配合暗访。”

　　“也不妥，卫生局的监察人员就有权力检查腰包吗？再说，万一走漏风声怎么办？”

　　“这么多怎么办，那不等于没法办了吗？”

　　“这样吧，我在公安局经侦大队联系一个执法人员协助！”

　　“不用！”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控制局面，哪用得着这么复杂呢。

　　不过，我觉得一个人还是有点势单力薄，不方便布哨和掩护，便又叫上了张良正和凌云一男一女两名记者，扮成情侣。

　　本来，余丽邀请了司马虹陪她一同到医院，看看怎么打整医生。但是，司马虹说，这太残酷了，她不能目睹，她跟余丽已有了感情。

　　我想，司马虹如果跟我们里应外合，多方便啊。但是，无论怎样做工作，司马虹都坚决不从。

　　余丽给司马虹说的是上午到医院，但没说具体时间。司马虹分析，10点以后病人较多，医药代表不方便行事，一般都去得早，余丽应该在9点左右去医院。

　　我们哪里敢怠慢，一早就赶到医院，去门诊处挂了号，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木椅上侯诊。

　　八点半以后，走廊里，夹着包或文件袋的疑似医药代表渐渐多起来，他们在诊室门口窜来窜去，不时朝里面张望，个个神色焦急。但是，我们等待的目标还没出现。

　　我知道，这种情况下要随机应变，不一定在一棵树上吊死。便临时在走廊里的疑似医药代表中物色了一个年轻女子，叫张良正和凌去去对付，伺机行动。我一个人来对付不太狡猾的余丽。

　　九点二十分，一个三十岁左右，穿着白色职业套裙的丰满女人，背着一个大大的包出现在走廊上。这就是余丽，跟司马虹用手机拍回来的照片里的人物特征完全吻合。

　　余丽不像其他人那样，在那些诊室门口张望。她可能事前约好了，径直进了诊室，并且只是虚掩了门。我掐着时间，估摸她大概拉开拉链摸出红包时，便一个箭步冲进去。

　　一叠厚厚的信封掉到了地上！

　　余丽跟前，站着一个富态的戴眼镜的男大夫，头发花白，大概也是教授级的了。

　　大夫手里还歪歪扭扭地捏着两个信封。

　　余丽和大夫被突如其来的照相机吓呆了，僵在那里不敢动，使我顺利拍下了几张照片。然后，我又对散落在地上的那些信封来了一组特写镜头。那些信封上面的名字清晰可见。

　　“都这样了，包里的也没必要藏着了，还是都掏出来吧！”

　　余丽很听话，从包里又掏出了五个信封，比地上的要厚实一些。

　　“这些红包的厚度怎么和地上的不一样呢？”我单刀直入。

　　“地上那些信封是送给大夫的，包里这几个是送给院领导的。”

　　“地上这些信封怎么全拿到这个诊室呢，这里没这么多医生嘛！”

　　“给大夫的都放在这里转交，事先约好的。”

　　我不再说话，把一些信封展开来，露出里面粉红色的纸币，再照了一组照片。

　　张良正和凌云也大有斩获。不过，他们很担心，动作这样大，怕卫生局知道了，以影响医疗卫生行业形象为借口，通过宣传部打招呼枪毙这组稿子。

　　这倒是提醒了我，便立即给赵松品汇报战果。

　　赵松品连声说，干得好！干得漂亮！干得好！干得漂亮！然后，又商量似地跟我说，卫生局通过宣传部打招呼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我们曝光的是大医院，主管部门肯定想护一下。于是，他叫我马上弄个消息，先在《巴北都市报》电子版上捅出来，注明详细报道请看明天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