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济戈回来了。不久，明月泉也回来了。齐齐欢姐妹也没能站稳脚跟，没精打彩地回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女人相互间的情绪感染。据说，住在一个寝室的女人，一段时间后，月经周期都会同步。

　　好的是，沙海贝还混得开，被老板提拔成了办公室文员。

　　不论女人们在外混得如何，上官油花都不感到惊讶，总是笑嘻嘻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乐五湖！众女人齐声接下句。

　　星期三的早上，司马虹忽然拿了一篇稿子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发表。原来，她以自己在酒楼经历的“戒指事件”为主，结合打工生活写成一篇散文《受辱的戒指》。由于是亲身感受，文章读来真切感人，语言也很有个性。虽然结构层次上有些毛病，但是经过编辑，这篇文章还是可以用的。她有这个心思，说明其生活态度比较积极。为了鼓励她，我把文章修改后，交生活副刊发了。没想到，这一下，她就一发不可收拾，又写了几篇出来。我选了两篇，进一步加工后，拿到报社又发表了。

　　当我把样报交到她手上的时候，问她为什么这样一个劲的写，她说，想像我一样当记者。我并不觉得这个回答离谱，一来，我给她们无数次讲过，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要敢想敢做，狂妄一点能增强自信。二来，从司马虹的语言文字基础来看，一般的文章，她能够驾驭，虽然思想性差一点，但这可以逐步提高。也许，给她一个记者岗位，她还真的干得下来。当然，她并不知道记者的辛苦和目前这种新闻环境下记者的风险。但不妨碍她保持这样一个奋斗目标。

　　于是，便把司马虹带到报社作了我的实习生。当然，她也就自然成了我的助手，在帮我买盒饭、整理乱七糟八的电脑桌等方面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尤其是在帮我校稿方面，功勋卓著。我们的编采管理比较严格，差错实行倒扣法，下一个环节纠上一个环节的差错。记者的稿子传给编辑，如果有错别字之类的差错，不管你是不是赶写的急稿，敲错一个字，处罚10元。如果把县处级干部的名字写错了，处罚100元，把省市级领导的名字写错或排序错了，处罚500至1000元。这种经济刺激相当有效，编辑纠错的积极性相当高，有的甚至钻进牛角尖不愿出来。有些黑心编辑连分号用成逗号也扣。像我这样，写得多的，自然错漏也相对多。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被扣1000多元。找编辑理论，他振振有词，因为，下一个环节的校对也要扣编辑的。

　　可是，自从司马虹来了之后，我就“翻身农奴把歌唱”了。稿子写好后，我先让司马虹帮我仔细校一遍再传给编辑中心稿库。为了防止可左可右的标点符号的用法因分歧较大而扣钱，在时间宽裕的时候，司马虹还跑到编辑办公室请教，直到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我的未见报差错的处罚金额就迅速下降，每月被扣的不到50元。当然，司马虹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学到了新闻常识和基本的写作规范。

　　很快，我发现司马虹还有更大的用处，那就是在一些必要的暗访中，她能客串学生、打工妹、办公室文员等各种角色。她具有演戏的天分，表演相当逼真。虽然，她也可以客串我的女朋友，但是，目前暂时还无合适的机会。虽然，我有着一种猎奇心理，想看看，她客串我的女朋友会是什么情形。

　　第一次成功的配合，是暗访江南人民医院的医生收红包。一个４０多岁的下岗男子动手术之前，大夫反复暗示要红包。这个下岗工人家里很困难，住院已是举债数万元，哪有红包送呢？大夫就说这个手术的主刀医生忙不过来，拖着迟迟不做手术。最后，下岗工人的妻子找到我。

　　找到我，当然意味着黑心大夫光辉前途的终结，因为，我自以为是巴北新闻界最强硬的记者。而且，很自以为是。此前，一位副市长和一位宣传部副部长跟我打招呼，不要对某房产商的工程质量问题和某中学乱收费的事曝光。但这根本没有影响这两篇批评报道按时见报。只是文章不是刊登在本报，而是登在省上一大报和若干新闻网站上的。

　　正因为如此，我上了一些单位的黑名单，他们有个口号：

　　防火！防盗！防乐五湖！

　　据说，有的单位还印发了我的照片，人手一份，严防乐贼窜入。

　　因此，进行正常的舆论监督，对我来说，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司马虹很快解了我的疑难。虽然，我不便于进入嘉南人民医院搞到第一手资料，但名不见经传的司马虹却很方便。

　　我详细培训了司马虹使用“掌中宝”摄像机的技巧后，让司马虹作为患者的侄女，与患者的妻子一起去给那几个大夫送红包。

　　勇敢的司马虹不辱使命，拍下了大夫们收钱的全过程。

　　曝光医生收红包这件事引起了极大反响，发行部说当天报纸的零售量上升了20%。这一来就引起了新闻部主任任定强的极大兴趣，跟我商量专门开一个曝光栏目——《阳光下的阴影》，每周推出两三篇有打击力的稿子。其实，我早就有这想法，只是考虑到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批评报道必须限制在一定比例内的规定，没有说出来。现在，既然大家都不怕，勇于尝试，我当然就不再有顾虑。尽管，目前老总们对这个栏目的态度还只是“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