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烧焦了巴北的春天。

　　市上不允许我们报道，不料全国各地来了很多记者。后来，市上统一口径：死19人，伤12人，同意本地媒体以此数据发新闻通稿，轻描淡写地报。

　　据说，死亡超过了20人，地方官员要被处分，所以他们就对数据做了所谓的变通处理。当然，这一切，市民都蒙在鼓里。

　　我憋得难受。谁料，竟把毛病憋出来了。

　　我头重脚轻，呕吐不止。同事们说，这就不仅仅是心病了。我心里明白，太累！毕竟是才创刊的报纸，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我作为记者部主任，不但负责管理，而且还有很重的写稿任务，尤其是重头稿件，往往亲自执笔。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台机器。

　　感冒了。

　　感冒，我一般是不吃药的，往往拖一两天就好。不吃药，一是为了保持身体的抵抗力，二是，干上记者这一行后，了解到医院太多的黑幕，不想对接医生们贪婪的目光和接触他们被铜臭熏黑的双手。

　　但这回没法了，拖了三四天，仍旧折磨我，不论是正采访政要，还是采访大款，鼻涕总不由分说地流出来。终于，在一位美丽的白领女土面前连续爆发三个喷嚏后，无地自容的我走进了医院。

　　门诊上瘦小的女专家没有多要我一分钱，仅开了一些去痛片。但这些药吃完，并未解决问题，脑袋似乎更沉重。我又去了另一家医院，还是专家开的药，这回是黄胺，吃完管事了，我对医生也有了新的认识。

　　感冒好了，但没过几天，新的毛病又出来了。我下身那最敏感的器官破皮了，流出了粘乎乎的液体，并且很快就和裤头粘在一起，脱裤子的时候，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感从那里弥漫到全身。我不能再穿内裤了，“挂着空档”，踮着脚，来到超市的女人用品区，贼眉鼠眼地选购适合我用的卫生巾。看见面熟的女人，我便远远地躲开，实在不行，就把头埋在货架里去。但还是撞见了两个认得我的女人。因为我已经忘记了她们，所以就没有回避，不料，她们认出了我。

　　乐主任，这么体贴女朋友啊？

　　哪里……哪里……

　　是谦虚，还是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

　　两个女人笑着闪开了。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我在脑海中努力搜索她们的资料，在哪里见过呢？可是，越想越迷茫。

　　我忍住痛，逃也似地跑出了超市，手上提着两大包卫生巾。

　　回到公寓，我迫不及待地用这种表面干爽的卫生巾包住我那破皮的器官，安抚我疼痛不已的灵魂。走路时，器官不再与裤子摩擦了，似乎不疼了，我恢复了常态。但问题并没缓解，器官破皮的面积越来越大了，露出来的红红的肉越来越多了。白天，我照常工作，没事一般。其实，不这样也不行，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法请假。但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我便努力地琢磨，这到底是怎么了？我没有乱玩女人，应该不会得性病。但谁又能保证不是性病呢？毕竟性病有很多传播渠道。那么，我会从哪些渠道染病呢？

　　我忍不住爬起来，打开电脑在网上查询。网上说，宾馆的马桶、公厕的门把手，甚至别人摸过的物品都会传播性病。从这几个渠道来看，每个渠道，我都不能幸免，起码，因为开会，我常常去宾馆。

　　看来，我应该是得了性病。再不喜欢医生，我也得去看医生了。但是，到底去哪里看这个病却很让我为难。首先，一般承包经营的性病门诊不能去，因为，他们常常把芝麻说成西瓜，或者把空气说成毒气。上个月，我才策划了一组稿子，给他们曝了光。其次，本市有名的泌尿专家那里也不方便去，因为关于这组稿子，才到他们那里咨询过，这么快，就因为性病去求医，太难为情。

　　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到有名的性病专家那里去了，一来，我相信他们不会到处传播一知名记者得了性病，二来，这病也不能再拖了，毕竟性病在早期容易根除。

　　我到了一性病专家那里，他似乎不认识我了，一个劲地赞赏我的登喜路手包漂亮。我哪有心思管这些啊，只是万般无奈地又给他递了一张名片。

　　他一下想起我来了，叫我快把裤子褪下。

　　专家认真地看了一会儿，问最近吃什么药没有。我说因为感冒，才吃过去痛片和黄胺。

　　你是得了药疹，专家肯定地说。

　　什么药疹？

　　就是药物过敏。

　　专家要我住院，我说这哪有可能啊，根本没法请假！最后，专家给我开了一些药片和两瓶药水，要我每隔几小时擦洗一次。因没法保证按时擦洗，我便又买了一些卫生巾，用药水浸湿了，像女人那样放在手包里，几小时换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