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省雅属地区，天全、芦山、宝兴这些地方，山峦起伏，沟深林密。自古以来，当地民风强悍，因为穷，因为犯了事，因为种种原由动不动就啸聚山林，拦路掠财，打家劫舍，占山为王。

　　刘文辉主政西康时期，雅属的天、芦、宝等地方，山林中的绿林好汉聚集的场所比比皆是，被称为“棚子”的地方不下百十处，每处“棚子”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当地豪强利用袍哥组织，拉帮派，立山头，或明或暗把各地大小“棚子”自己招收麾下，划定了各自的地盘，事实上形成了武装割剧的局面。

　　西康建省后，由于种植、贩运鸦片烟，成为了解决刘文辉军队给养的一大来源，就对民国政府的“禁烟令”阳奉阴违。从云南贩运过来的鸦片烟，虽说是鸦片烟中的上乘好烟，称为“云土”，但贩运得有武装保护，成本高昂。在四川及西康境内本地出产的鸦片烟，称为“本土”，虽然次于“云土”，但免去了长途花费，获利依然颇丰。因而，刘文辉对在本地种烟、贩烟一贯采取的作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早就是一个人人都晓得的秘密。

　　西康省雅属地方的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因为气候、土地原因极适宜鸦片的生长，因而更是遍地种植鸦片烟。当地的豪强也从中牟取暴利，为了保护鸦片烟的种植和贩运，豪强们便大肆购买枪支弹药，不断壮大武装组织，渐渐成为一股谁也不敢小视的力量。

　　而这些地方武装力量中，又以天全李元亨，宝兴李观春，荥经朱世正、芦山程志武等最为出名。其中芦山程志武手下所掌握的人数最多，常常以群雄老大的姿态发号司令。

　　1945年至1946年间，“西康旅渝同乡会”、“西康旅京同乡会”在南京政府中反对刘文辉的力量支持下，先后在重庆、南京两地掀起了“倒刘”风潮，其中指责刘文辉公然违抗南京政府禁种严令，对种植鸦片烟采取明禁暗放呼声最为激烈。声讨刘文辉公开收取烟金，四处贩运毒品，收刮百姓，祸国殃民。

　　面对来自南京政权、尤其是面对来自民间、舆论的压力，刘文辉不得不采取措施，高调宣称要在西康省坚决禁烟。这时，鸦片烟还不到收割时节，就先就在西康省主要是雅属地区展开“铲烟”行动。刘文辉派出武装，强行在顺路、过往人一眼就能看到的一些乡村开展了“铲烟”活动，把即将成熟的鸦片烟连根拔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真把这些地方的鸦片烟禁绝，比挖了那些拥有武装力量的“舵把子”们的祖坟还让他们伤心。而对于“烟农”来说，该种粮食时种了鸦片烟，把即将成熟的鸦片烟拔出来扔掉容易，种植粮食的节令早已过去，则意味着今年内将无任何收成，

　　地方上的豪强们眼看采取的拖、骗、收买各种手段都不起作用，便利用“烟农”们的愤怒，决计铤而走险。天全、芦山、宝兴等地豪强，推选出芦山程志武为总指挥，纠集号称人数上万的武装力量，几天之内先后攻占了天全、芦山等县城，齐聚距离雅安咫尺之遥的飞仙关，声称要占领雅安，把刘文辉驱逐出西康地面。

　　此时，南京、成都等地拥蒋反刘的报纸更是推波助澜，说，刘文辉在西康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民变”，南京政府内也传出要刘文辉下台的声音。一时间，似乎刘文辉及其西康省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在一夜间就会土崩瓦解，销声匿迹。

　　刘文辉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他迅速调集二十四军一个精锐营，在飞仙关一交火，就打得那支乌合之众的土匪武装鸡飞狗跳，四散奔逃，又指挥后续部队快速跟进，分兵三路，一阵穷追猛打，总指挥程志武丢开大队人马，躲藏进了深山老林。

　　因为“禁烟”而带出的所谓“民变”武装暴动，遇到了铁腕的刘文辉，喧嚣一时，到头终归平静。

　　但是，这些名曰“民团”实为土匪性质的地方武装组织成了刘文辉的一块心病。在他和邓锡候、潘文华发出通电起义的半年前，他就对这些地方武装进行了安抚，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争取到了荥经朱世正与自己合作，又组织“新康会”，把各个地方武装组织头面人物笼络在一起，试图将这些武装纳入自己的指挥之下。

　　为配合起义行动，中共川西边临时工委，民盟、民革在西康的组织，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先后多次派人到这些地方武装组织中做争取人心的工作。蒋介石叫喊“川西决战”之时，四川省长王陵基，利用这一带地方武装与刘文辉的长期不和，封官许愿，给枪弹，给金钱，也在争取这些力量为即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卖命。

　　刘文辉等三将领发出通电起义后，经过中共地下党及民革、民盟人员的努力工作，在芦山、天全、宝兴及荥经等地的各色地方武装也宣布响应，于12月13日成立了“川康解放纵队”，推举程志武任纵队司令员。程志武以为解放军马上就会到来，有了这个“纵队司令”的头衔护身，过去的一切罪行也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邛崃，胡宗南一部溃逃到洪雅。

　　鼠目寸光的程志武得报却是大惊失色，认为劝他拥护起义通电的人们欺骗了他，说：明明是国军打到了洪雅，你们还说解放军解放了邛崃。不由分说，便动手把打入他的武装组织的一些身份已经暴露的中共、民盟、民革的人员抓了起来。

　　程志武与历来土匪头目都一样，翻脸不认人，杀个人如踩死只蚂蚁一样简单。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组织一面采取措施营救这些人员，一面通知其他人员赶紧撤离。就这样，早期就打入了程志武的武装组织的黄启勋和后来才到的李良瑜、陈宗严等人只得连夜撤离。他们三人奉命回到了康定城。

　　“新联”的组织领导者在康定聚齐以后，根据中共川西边临时工委的指示，加快了对“新联”成员的重新登记工作步伐。1月11日这天，“新联”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对“新联”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宣布经过登记的“新联”成员转为“新协”成员。1月13日，“新联”在《边疆时报》上刊登声明，宣告即日起，“新联”组织解散，“新协”正式成立。

　　这时的起义的西康省政府里面，其实已经无公可办，一些不是康定籍的人们都在思考要不要离开康定。从1949年上半年开始，西康省政府里有家眷的人差不多都疏散去了雅安。此时在康定的几乎都是说走就能动身的单身汉。

　　康定的街头近一段日子来显得十分平静，公开在街头的各种谣传不太多，但是私下里，真真假假的各种消息还是多。比如传来的消息说，解放军大部队还在川北、川南一带追歼国民党部队，达到川西的部队也还在成都附近清剿王陵基布置的各种名目的反共武装，而雅安一带土匪十分猖獗，康定去雅安的路上极不安全。这让想离开康定的人们，想走又不敢走。

　　又比如，说解放军到康定说不定要半年以后去了，不要说街道上老百姓的心里听到这话，心里突然感到了失落。就连起义的西康省政府里的张为炯这些人也有了一些焦急。

　　自从宣布起义，每天，张为炯都要定时在电台上与刘文辉主席通话，及时汇报康定情况，听取刘文辉主席有关指令。谈到人民解放军何时才能到达康定的问题时，刘文辉说，解放军到达康定的时间肯定不会是在半年以后，但是在最近一、两个月，解放军不大可能就到得了康定，清剿王陵基残部、胡宗南残部尚需时日，再说，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以来，一直没有得到休整的机会。但，国民党在川、康两地的败局已定，早就没有回天之力了。刘文辉一再告诫张为炯，把人心稳住，不能出乱子，这是起义的西康省政府当前的头等大事。

　　春节一天天临近，能让人们过上一个平安的春节，这似乎也与刘文辉主席强调的把人心稳住有些关联。关键是，省政府无论如何得把人们过节的钱发到人们手上，不然，稳住人心谈何容易。刘文辉保证，只要张为炯他们能筹借到公教人员一月、二月的薪金，赶快发到人们手里去，过了这段时间，他会设法把现大洋如数带到康定来。

　　同所有的老百姓一样，“新协”、“民革”、“民盟”的成员们，日子过得是有些艰难。年底了，生活所必须的东西贵得离谱，而且关键是没有钱用。但是对于解放的向往、对于新社会的向往，让这些热血青年们对艰苦的生活坦然面对，甚至浑然不觉。

　　咸菜、稀饭，清茶、糌粑对付着肚皮，嘴里却整天都哼“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着“山的那边有好地方”，刚成立的“新协”带领其成员，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结合面临的实际，有条不紊、信心十足地把一项又一项工作提上了工作日程。

　　还留在康定的省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里，有好多人不是“民革”的成员，就是“民盟”的成员，或者就是“新协”的成员。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基础，在几个进步组织公认的“联合办事处”协调下，省府各部的档案整理出来后，都布置了专人暗中保护，以防有人转移和进行破坏。

　　“新协”在前期以“新联”的名义，已经在康定、泸定的乡村里组织农民，成立了一些组织，现在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在康定城中发动工人建立了“康定工人联合会”，发动各学校教职工成立了“省会教职工联谊会”。

　　“新协”指示泸定的席珍，组织了一支由农民、城镇市民组成的“护桥队”，对泸定铁索桥进行保护。这座大渡河上的铁索桥进入康定的必经之道，如果遭到破坏，势必影响解放军的进军。

　　在省会康定，“康定工人联合会”也成立了一支保卫水电厂的队伍，不分昼夜巡逻，防止敌特破坏，为的是水电厂能正常动转，不影响康定人的正常生活。“新协”和其他进步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不仅起到了稳定人心和康定局势的作用，也起到了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帮助人们分辩是非的作用。而且，也为起义的西康省政府分担了压力。

　　李先春奉了张为炯的命令，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彻查了在康定的几个银行现金。好不容易筹措到了一笔资金。起义的西康省政府决定，在春节到来前，对留在康定的公教人员，含军、警人员在内，不分级别，每人发两块大洋，再加上藏洋、铜元凑够五元整数，用来解决人们无钱过春节的燃眉之急。

　　临近过节，康定城中零零星星响起了小孩子们放的鞭炮声，在康定，人们把放鞭炮称之为“放火炮”，这是过年时节，小孩们最乐意做的一件事。又过了几天，城中的几座“藏传佛教”寺院，陆续在寺庙里举行了为百姓祈福的法会，庙宇里传出的诵经声、鼓声、钹声、蟒号声悠长而飘渺，更让人对这个春节充满了期待。

　　春节，终于如约而至。今年为了迎接春节，人们的行为却与往年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今年，康定城中的大人小孩，都对自制灯笼格外有兴趣。

　　康定人过春节，历来有各家各户自制灯笼的习惯。康定城四周的山头上多产毛竹，砍回毛竹，剖为篾片。这种篾片，极有韧性，用来做灯笼骨架，可以随心所欲，想做成什么形状就可以做成什么样形状。骨架既成，糊上一层纸，便有了灯笼的模样。

　　以前康定城中的人做灯笼，以做成大大小小的圆形、或方形的、称之为“宫灯”的灯笼为主。手巧的人在方形的灯笼纸上绘上“三英战吕布”、“猪八戒背媳妇”、“八大锤大破朱仙镇”的彩色画图，还能让那些画图不停地旋转。

　　而今年做灯笼，好多人别出心裁，在圆形、方形的灯笼的基础上，做出了六角形、八边形的灯笼。最受欢迎的当数五角形灯笼，人们把这种灯笼称之为“红星灯”。与此同时，荷花灯、兔形灯等新花样的灯笼也大行其道。

　　“省会教职工联谊会”的成员就是这些灯笼制作者的“指导先生”，正是这些“指导先生”有意无意地暗示：比一比，看哪一家的灯笼做得最巧，最吸引人的眼光。再往后直到五十年代末期，还由公认的“行家”组成“评委会”，逐户评论打分，选出冠、亚、季、殿，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康定说“灯事”，并不只是灯笼。说到“灯”，很多时候说的是表演艺术。所谓的“三十的火，十五的灯”，是指在大年三十晚上，即使是最穷的人户，也要在家中烧一盆熊熊燃烧的木炭火，称之为“财神火”，图的是来年兴旺发达。到了正月十五，当然要挂起灯笼来。但这时的“灯”，就还包括夹杂在“打霸王鞭”、唱“莲花落”队伍中的、在街头表演的龙灯、狮灯、牛儿灯、马儿灯、船灯。

　　都是些具有表演性质队伍、却又被称之为各种“灯”。究其原因大概是都有人举着灯笼为每支表演队伍充当前导。按规矩，在正月初五就开始了上街头表演、到各商铺门前拜年，这就是所谓的“破五出灯”，到了正月十五就该“收灯”，“收灯”时，也是表演高潮。

　　今年的“收灯”，比以往更显得热闹。在鼓乐声里，过去就有的龙灯、牛儿灯等各种“灯”穿梭于大街小巷，由川剧“玩友”们戴着各色面具、表演的川剧折子戏依然精彩，而由学校师生、街市青年们排练的崭新节目也在街头随之演出。扭秧歌、打腰鼓的年青人队伍、跳锅庄，跳弦子的中老年人队伍，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从舞台上走下、来到了街头上表演的《小放牛》、《兄妹开荒》、《军民鱼水情》、《朱大嫂送鸡蛋》等从解放区移植过来的具有小型歌剧性质的节目，让康定人耳目一新。

　　最让康定人兴奋的却是“闹山鼓”响起的时候。这“闹山鼓”其实是“老陕鼓”的谐音。自清朝中期开始，从黄土高原来到康藏高原上做生意，求生存的陕西人越来越多，他们也把他们欢庆新年的鼓声带到了康定。一位高大魁梧的汉子站在一面大鼓前，有力的双臂把一对鼓槌在鼓面上打出气壮河山的鼓点来，八个、十个或更多的壮汉们各自手拿一对金光闪亮的铜钹，从胸前举过头顶，再朝左右分开，铜钹在半空翻飞，伴随鼓点，汇成了让人闻之而心潮澎湃的欢响。于是在康定就有了“过年可以无酒、无灯，但不可以没有鼓”的说法。

　　春节到来之际，张为炯也多次要求他的属下、西康省政府的公职人员们要“与民同乐”，以此安抚人心。但是，起义省政府的官员们有的是不屑于、有的则是不晓得如何才能“与民同乐”。围炉小酌，品茶闲聊，交换一些从电台、收音机里得到的消息，探讨一下自己将来的出路，成了一批官员们过春节的主要形式。

　　实际上是由“新协”、“民盟”、“民革”等组织具体操办的民间春节活动，当然也没有忘记利用一些传统的表演形式来宣传新的内容。轻松愉快的“对对子”，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项号召”对“八章约法”，以“昆明卢汉反蒋”对“西康自乾起义”；人们喜闻乐见的“金钱板”，说的却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令人捧腹大笑的“哑剧”，表现的则是蒋介石逃往台湾时的惊恐万状。

　　这个春节，对于康定城的人们来说，其实仍旧是一个物质生活匮乏的春节。但整个康定城的男女老少，在十几天中，却一直沉浸在欢快、激动之中，人们都觉得自己过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如此充实、如此欢乐、如此让自己满意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