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陪都”,康定这个地方涌来了更多的中国各地的人。本来就有些畸形繁华的康定,此时更显闹热。以往到康定来的人主要是生意人和下力人,除开这两种人,就是军人。
而这时节来的人中还有好多文化人,文化人中有得志的,但更多的却是些失意文人。就是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在康定发现了“十大景”。这“十大景”中有一景叫做“四桥银浪”,说的是康定城中有四座桥,由于水流湍急,腾起的浪花如白银般灿烂。除了上文提到的“将军桥”外,其它三座桥,分别叫做“上桥”、“中桥”、“下桥”。
中桥,就是当年康定城中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段之一。以全康定城最大的百货商店“丰裕”为首,这一带商铺一间接一间,布匹店、绸缎庄、五金百货铺、药铺、糖果店、香烟店、书店、钟表店,等等一应俱全。
就在中桥一带,更是集中了大大小小几家茶铺,茶铺里每天从早到晚,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有人借茶铺一角说评书、有人在茶铺里打金钱板、甚至说山东快书,却不是自己找乐,而是籍以挣钱养家糊口;也有喝茶的人、川剧的“玩友”在这里“打围鼓”,座唱川戏;袍哥公口的大爷们借用茶铺“评理断事”。中桥这一带,三教九流汇聚于此,端的是每日人来如流,人往如潮。
临河一侧,有一处名为“康安旅店”的客栈。客栈临街的围墙高大平整,成了康定城中一处最为理想的“张贴栏”,那面墙上张贴的东西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从“小儿夜哭,请君念读,小儿不哭,谢君万福”到“美国骆驼牌香烟,长统丝袜,谢绝法币”、从“今夜上演:岳母刺字、川剧折子戏:柜中缘、五台会兄”到“关圣帝君今晚下凡扶乩,信男善女莫要错失良机”、从“歇业大酬宾,广布每尺半价”到“苗女新舞艳唱,消魂好去处”,各色文字让人目不暇接。
自从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地区进军,那面墙上张贴出的东西突然变了内容,人们每天在那面墙前,关心的是时局,与时局不相干的东西贴出来就有人把它撕掉。在西康省政府没有宣布拥护西康省和平起义之前,人们人只是看到墙上不断有文章、消息贴出来,却不晓得是哪些人在什么时候贴的。
自从《西康日报》停刊后,这“康安旅店”的这面墙,就成了康定城中人们获取各种消息、信息的去处。那些贴出的消息,不是以“合众社电”、“路透社电”开头,便是以“中央通讯社电”开头,自从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以“新华社电”开头的消息就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原故,中桥一带更显得比以往闹热。
就在西康省政府召开了拥护起义通电大会的当天下午,几个人就拿着在大捆写满了字的纸张、提着一桶浆糊,公然出现在那面墙壁前。正在街头闲逛的人们一窝蜂就拥了过去。
墙壁上还残留着一张前些日子贴出来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电讯”,日期是1949年10月末。这则措辞考究,文字诡谲,表面气壮如牛,实则躲闪实质,属于典型的新闻文字游戏的电讯说“……我国军进驻巴蜀,凭籍长江、剑门天险,国人努力,重兵扼守……决一死战,以辨雌雄……”。
围上来的人们看清了贴上墙壁的东西,才明白是省政府派出来的人在张贴《西康省政府安民告示》及《西康省政府、陆军第二十四军司令部会衔布告》。省政府的安民告示文字不长,一位早上去参加过大会的人说,张为炯代主席早上就在会场上宣读过那则安民告示了。张贴完了人们才发现,以西康省主席和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名义颁布的会衔布告却长得多。
会衔布告全文如下:
本府治理西康军政,十年有余,素以维护人民利益,完成民主革命为职志。惟因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歧视与压迫,处境困难,有志未遂。现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即将完成。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于人民解放军瞬即完成解放西南之际,还妄想逃窜西康,作困兽之斗。本府部为减除川康人民痛苦,适应革命要求,于本月九日联络川康各部,通电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和平与民主的统一,兹宣布本府部辖省军民注意事项于后:
一、 各级部队、各阶层民众,应即协助人民解放军,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如有溃军向我辖区侵入时,军民一致奋起予以有力之打击。
二、各级军、保、警部队,应各站在自己岗位,照常维护地方秩序,保护械弹、粮食、仓库、桥梁、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机关、公共建筑、及其它一切公益事业,静候处理。
三、本府部辖区的各界民众及各级公教人员,应各安生业,各守岗位,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如有造谣滋事及反动行为者,决予以严办。
主席、军长:刘文辉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省政府派出来张贴布告的几个人刚离开,又来了几个张贴标语的人。领头的正是早上在政省府召开的“拥护起义通电大会”会场上带头高呼口号的梁奠宇,这些标语写在红红绿绿的纸上,很是醒目。
标语的内容很让康定人吃惊,因为都是些过去谁敢说谁就要掉脑壳的话。现在,这样的话公然出现在了街头。只见那些纸上写着“热烈庆祝西康和平解放”、“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等等、等等。署名是:红星社。
康定的人们都不清楚这个“红星社”是何方神圣,就胡乱猜测,有人说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人又说不是,是反对蒋介石的进步青年自己成立的一个组织。不料,到了第二天,街头的标语更多了,内容大致相同,但署名却不一样。有的署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西康省筹委会;有的署名则是:中国民主同盟康定分部;而最多的则是:康定新民主主义联盟。
鉴于西康省政府已经公开宣布起义,康定城中的几个进步组织也觉得到了可以公开活动的时间了,于是,就用张贴标语的形式,向世人宣告了自己已从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活动。
小小的标语遍布康定城中的大街小巷,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也许是受到这些标语的感染,康定人的心头涌出了以往从不曾有过的波澜。街头上总是不断出现新气象,好奇也好,凑热闹也罢。哪里热闹康定城里的人就往哪里跑。
最闹热的当数康定师范、省立康定中学等几所校园。校园里,有人在唱歌,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山那边有好地方”,还有“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大路歌”。
这些歌有好多人在过去闻所未闻,这些清新、刚劲,富有感染力的新歌让人百听不厌。不止有歌声,还有青年学生在校园里学扭秧歌,有人在练习打腰鼓。还有人在排练“文明戏”,同以往戏剧完全不一样的表演形式,同以往戏剧完全不一样的台词、对白,使扮演者沉醉,也让围观者痴迷。鼓点声,欢笑声让校园沸腾,涌进校园围观的人隐约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了。
在12月12日下午,其实还依然算得是一种秘密的状态下,康定地区的“新联”组织,“民革”、“民盟”以及刚刚宣布成立的“红星社”几个组织的负责人聚集在了一起。经过协商,这次碰头会由“民盟”的朱刚夫主持。
这次会议,第一个议题就是康定城中的几个进步组织,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协调动作,全力以赴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经协商,决定成立一个“联合办事处”,碰头的地点定在白土坎的康定师范学校里,由“民革”负责人、康定师范校校长王福德作为召集人。而且,这几个组织有必要马上从隐密状态转入公开活动,就是这个转变,也能够给康定广大群众以鼓舞。转入公开后,也才更有利于介入发动、组织人民群众的各项活动。
第二个议题是几方联合行动,在康定东关电影院举办一台“庆祝西康省和平起义”演出晚会,以几所学校的师生为骨干,加上“政小联谊会”为基础组建的“百人合唱团”和“新联”组织的“烽火合唱团”,进行一次既吸引人、又有声势的宣传活动。
第三个议题是:在人民解放军到来之前,如何把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深入开展的问题。决定由“红星社”梁奠宇、“新联”任华强、徐锐等人牵头,动员、组织一支包括有康定师范、省立中学师生在内的宣传队印制一批传单,到康定、泸定乡村进行宣传;决定由李文璧、王光璧、邹尧等人负责,在康定街头出一期图文并茂的大型墙报,扩大在城内的宣传声势。
“新联”组织在会上通报,接到中共川西边临时工委的通知,李良瑜、陈宗严、铁佩芳等人已被通知到“川康边游击队名雅支队”报到,具体工作是去天全、芦山、宝兴打入当地“舵把子”武装,相机开展争取当地“舵把子”武装的工作。因此,“新联”留在康定的负责人是邹尧、夏正中等。
王光璧、曾文甫、陈雨时等人提出争取把《西康日报》重新办起来,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这对于帮助群众对形势的了解和传播进步思想会起很大作用。但是经费问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事情,会议上大家提出,先到省政府作相应的争取,同时也在社会上做些工作。如果能争取到有经济实力的社会贤达赞助,如果不能恢复《西康日报》,另外创办一个小报也能起到作用。
一直负责秘密调查、收集、整理敌情、社情的“新联”负责人夏正中最后向大家通报,已经掌握了潜伏在康定的16个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情况,掌握了两部特务的秘密电台藏匿的地方。在必要的时候,几个组织联合行动,先把特务的电台控制起来。
民革、民盟、新联长期来在各行各业秘密发展的成员,得到组织上可以公开活动的通知后,在这时立即行动了起来。犹如风吹散了乌云,蓝天露出了笑容。压抑得太长久,他们的热情真如井喷一般,借助秧歌的红绸,借助腰鼓的鼓点,康定城中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被他们的行为感染而激动起来的市民们,他们宣传到哪里,哪里就有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他们带头呼一句口号,市民们就会振臂附和,口号声震动了百年的木板房,在山谷里回响,久久不绝。
康定城中几家大的商号在此时以各种借口突然关了门,但是众多的商铺还是照常开门营业,而在街头叫卖的小摊贩显得比以往更活跃。坛罐街上,米、面、清油的买卖格外红火。东门上,每天都还有来自雅安、汉源等地背着茶叶、粮食的背夫进出;南门上,每天总也还是有马帮把茶叶、盐巴运往关外各地,或更远的青海、西藏。
除了每天都要看到些好看的街头表演,听到一些过去没有听到过的新词,从表面上看,老百姓的日子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康定城中的人们想象不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也想象不出远在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个什么样。然而在实际上,康定城里许多人的内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敏感,对任何消息都比以往更为注意。
这天一大早,有人在“康安旅店”的那面墙上发现了一张纸,那张纸上写着“……中央通讯社台北电……来自西康省西昌消息,根据蒋总统提名,中央任命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为西康省主席。贺主席已于12月15日就任,西康省政府也于当日在西昌宣告成立。阎锡山院长致电贺国光主席表示祝贺……”
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闻讯都赶来了。“康安旅店”那面墙壁前顿时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则来路不明的纸抄消息,在康定城人们心里激起了层层疑云和顾虑。起义的西康省政府对这则消息却没有任何回应,“新联”的几个人闻讯赶来,在墙壁前劝说人们不要相信,人群里有人反问道,凭什么不能相信?刘文辉已经公开与老蒋翻脸,老蒋当然能任命他自己信任的人担任西康省主席。当场问得“新联”的几个人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墙壁上贴出了又一则消息,依然以“中央通讯社台北电”开头,接着写道:贺国光主席,羊仁安师长、王伯华师长率部向叛军二十四军伍培英部发动猛烈攻势,伍培英部溃不成军,仓皇逃跑,得胜国军正在乘胜追击,云云。
这则消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实际情况是,刘文辉等三人起义通电发到西昌后,驻西昌的二十四军副军长伍培英赶去与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商议拥护起义通电事宜。这时节,伍培英带领的一三六师,其中的两个团,早些时候已被刘文辉调到雅安附近,二十四军在宁属的队伍只有编制不足的一个团。
贺国光当面满口赞成拥护起义通电,伍培英转身刚走,贺国光马上命令他的西昌警备团长邱莼川,带领警备团做好攻打伍培英的准备,同时密令羊仁安手下的一支约三千人的民团,又命令国民党残部王伯华的一个团,迅速赶到西昌,以约五千人的兵力,朝仅有七百来人的伍培英的队伍发起突然攻击。
伍培英猝不及防,一下就损失二百多人,只好朝雅安方向退去,王伯华部紧追不放,羊仁安的民团沿途袭扰,伍培英率部且战且退,直到雅安刘元宣派兵接应回到雅安,此后,宁属及西昌一带,就再也没有了刘文辉的二十四军队伍。这一仗以后,蒋介石即任命贺国光为西康省政府主席,立即着手建立西康省政府。
对于这些情况,康定人在当时是无法得知的。
又过了一天,在这面墙壁上又有人贴出了一张纸来,那张纸上没有说明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开头一句话就是:西昌已成为国共川康决战的坚固堡垒。接着又说,胡宗南将军已将由川西撤出的数十万国军精锐部署于西昌、富林一线,原国军59军军长胡长清又重新组成新的兵团,国军实力大增,羊仁安、王伯华已由师长升任军长。四川省王陵基省长、成都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明,也率由保安部队、军校学生精英组建的百万大军正在开往西昌途中。
真假未辨,康定城中好多人就担心起来。如果那么数量众多的国民党军队开到康定来,大势一定不妙。国民党毕竟有那么多年了,家底还是有的,俗语不是说,大船烂了还有三千钉么?
王福德立即召集“民盟”的朱刚夫、曾文甫,“新联”的夏正中、邹尧,“民革”的李文璧等人,对连续出现的这两则扰乱人心的消息商讨对策。大家认为,不能指望让起义的西康省政府出面制止,根据掌握的情况,这些消息都是有人从电台里得知后经过改写出笼的。而有电台的,只有起义的省政府和唐英的军队,《西康日报》的业务电台、银行的电台已被“民革”的人掌握,不可能发出这种消息来。要么就是特务的电台了,那两部特务们准备长期潜伏的电台根本就没有动。很大的可能就是李志这个特务,他带着一部电台,可李志现在已经住进了警察局长杨翼中为他安排的地方,连面也没露过。
王福德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联合办事处”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动员自身几个组织的力量,在宣传上针锋相对,主动出击,揭露谣言,安定人心。恰好,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朱德总司令对刘文辉等三将军起义通电的回电,当前把朱总司令的复电宣传出去,也能达到以正视听的作用。
于是,在第二天早上,“康安旅店”的那面墙壁上出现了朱德总司令给刘文辉三将军的复电。电文如下:
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将军勋鉴:
接读12月9日通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尚望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本年4月25日之约法八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本年11月21日之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朱德
一定不能让特务们从暗中发出的消息扰乱人心,要把在康定街头的宣传主动权抓到自己的手里,“新联”、“民革”、“民盟”几个组织的成员们都得到了这样的指示。
原先就商定的办一期大型墙报的工作加快了步伐,这期墙报中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在名山、邛崃一带已把胡宗南部队大部解决的真像告诉人民群众,再者,朱德总司令的这个复电中就有很多内容是康定人也不了解,比如,约法八章、四项号召的内容,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都应当让康定城里的人们有所了解。
夏正中这时提出,墙报的署名以“政小联谊会”为好,因为这样更能表现出普通群众的看法。曾文甫说,何不以同“省会义警总队”联合署名的方式?因为这几天,他正在和“省会义警总队”的人协商联合办在东关电影院那台晚会的事情。“省会义警总队”总队长就是警备司令王玉岗。王玉岗同曾文甫在平时就有些交往,他佩服曾文甫的才气,曾文甫的有些话他还算听得进去。
大家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就让曾文甫等人去交涉。
康定这个地方,地势狭窄,城中的房屋一间与另一间紧紧地挤在一起。而这些房屋都是木板房,时不时发生火灾,每次火灾都损失惨重。有人说,这是因为康定两条水交汇后成了一个“人”字,左边郭达山一点,右边跑马山是一点,加起来就是个“火”字。因而火灾不断。所以有人就在郭达山脚修了一座类似塔子的“魁星楼”,说是多了一点,这个“火”字也不再是“火”字了,希望以此来防止火灾。
可是火灾还是在不断发生,就连西康省政府也在1940年三月的一天发生了火灾,把省政府的办公地点化为了一片灰烬。省政府只得从老“将军衙”处搬走,在人们称为“中山台”的广场上另外重新修建了新的省政府。
于是,在康定城区就成立了一个义务消防组织,取名“义务警察总队”。这个组织由城中每家商铺、住户派一名青壮年参加,有火灾发生时就出来打火。所用经费则是从各商户凑集而来,实力雄厚的多出,小本生意也要有所表示。
省会康定城的警备司令王玉岗兼任了“义警总队”队长。在河东设“义警一大队”,在河西设“义警二大队”。王玉岗又出钱添了一些灭火用具,得到市民的交口称赞,王玉岗一高兴,还把这“义警总队”队长当成了一个资本,凡是天灾,就把“义警总队”拉出去,为的就是得到人们夸他的口碑。
看到曾文甫、张子惠等人到来,王玉岗就笑着说:几个文曲星同时到我这里来,不会是来参加我警卫团的吧?文人些在关键时刻投笔从戎,是要传为美谈的哟。你们是不是想到泸定驻防去?
王玉岗,字耀昆,四川大邑人。他是刘文辉三太太杨蕴光姐姐的孙子,论辈份,他称刘文辉“姑爷爷”。因此关系,没读几年书的他,敢到西康省的省会康定来闯荡,初来时在“边关税务局”收“金课”,几年后当上了“边关税务局”局长。
“边关税务局”撤销,他当上了西康省粮食转运大队的护运队长,粮食转运大队改为省府警卫队,他当上了队长,后又改为省府警卫团,他顺理成章担任了团长,继而兼任西康省会警备司令。同时,王玉岗还有着银行经理、水电厂长、以及慈善会长、同乡会理事长等各种头衔。有的是真有实惠,有的则是为了网络人脉。王玉岗在康定这个地方,同各路权势人物都有良好关系,而他自己也成了西康省会康定城中有权有钱有势的大人物。
曾文甫平常就与王玉岗较熟悉,一见面,王玉岗拿他和与他同来的几个人开玩笑。曾文甫说,啥子文曲星都比不上你这个财神菩萨武曲星。说实话,你的警卫团真要人手,我们倒是可以给你介绍几个人来,保卫和平起义的成果,人人有责,义不容辞嘛。
我是啥子菩萨!让你们文曲星到警卫团当兵?哪里找那么大的庙子来供你们这些大菩萨哟。王玉岗心知这些人有事求他,可他却就是不点明,要等来人先把来意说明。以他惯用的与人周旋、陪着笑脸打哈哈的手法,先让来人坐下,喝茶。
曾文甫在来的路上就想好了怎么样开口,对付王玉岗这种人,他越是绕圈子,你就要单刀直入,说得明白无误,要他躲闪不开。曾文甫说,我们几个来,说白了,是来为你王司令分忧来的。我们为王司令分忧,司令先得为我们解难。
王玉岗依旧满面笑容:哎呀,这一向来,我这儿忧多得很,恐怕是没得哪个分得了去的。
曾文甫说:王司令如有一点小忧小愁,别人是分不去的。我们给你分的是大忧。这几天,城里谣言又多了起来,如果听任把人心搞乱了,你这个警备司令的麻烦就要多起来,这就是你的大忧。我们是想做点安定人心的事情。人心稳了,其它的问题也就好办了。
看到王玉岗放下手中的茶碗,认真地听了起来,曾文甫就把打算以“政小联谊会”和“省会义警总队”名义联合举办一台“庆祝西康和平解放”的演出晚会,再合办一期大型墙报的事情讲了个一清二楚。曾文甫说,这样一来,王司令抓的就不只是城外的驻防,而且抓了城内人心的安定。虽说是“省会义警总队”的名义,但全城哪个不知你是总队的队长?这两项活动,首先要你这个总队长同意、支持,剩下的具体事情就交给我们去办就是了。
王玉岗不动声色地在脑壳里飞快地算计,他认为,这两件事对自己只有好处,有一天,解放军来了,说起这事,也为自己的将来出路多添了一个筹码。对于大局他是清楚的,电台里、收音机里台北那边传来的消息,主要是给还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残部打气,有些话是太过头了,成了虚张声势,王玉岗是不相信的。现在他所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将来,自己还有大半辈子的日子要过。
曾文甫话音刚落,王玉岗就说,这是好事情嘛,我当然同意,支持。你们放心去干,就是要把那些谣言制止了,人心才得安定。昨晚上张代主席还在给我说,我那老辈子、刘老军也在电台上嘱咐,不要听信谣言,当下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定人心。
曾文甫等王玉岗说完,接着说,王司令你看,我们是不是在为你分忧嘛?我们为你分忧,你可也要为我们解难哟。
王玉岗认真地问:怎么?有人不让在东关电影院办演出晚会,还是墙报找不到地点张贴?曾文甫说:都不是,而是缺点办这些事的钱,我们去找了李会办,李会办他自己私人拿出了二十个银元支持,说是省政府那里有点钱都全冻结了,何况,那是公教人员的薪水,不敢动的。我们就想到了你这个财神菩萨。
王玉岗哈哈一笑:我说,我说咋个进门就喊我财神,原来你们是上门来让我出血的。说一下,好多才够?
曾文甫说:这个帐我们不晓得算了好多遍,不管用得再俭省,两件事也要用三百五十到六十块钱才够得了。王司令,今天就是来请你给我们想点办法的。
我哪里去给你们想办法?左右是要我出血。这样,我这个人从来都“撇脱”!以“省会义警总队”的名义,拿三百五十个银元给你们,另外,我个人再拿一百五十个银元给你们。你们要给“义警一大队”的陈良栋、“二大队”的刘永福两个龟儿子说,老子又给他们垫背了,免得过两天又来问凑集的钱哪儿去了。
陈良栋是河东镇的镇长、“义警一大队”的队长,刘永福是河西镇的镇长、“义警二大队”队长。就是这两个人出主意,让曾文甫他们来找王玉岗的,他们清楚,这些年来,“省会义警总队”从各商铺筹措的钱,在王玉岗那里已不是一笔小数,但他们自己是从不敢提出要点钱用的话头来。
其实,演出晚会也好,办期墙报也好,都是城中的各族各界人们的自愿行为,人们都不会计较报酬之类的事。如果有几十、一百块钱就能应付。但是曾文甫他们去找李先春会办,提出了起义的省政府出点钱、恢复《西康日报》一事,李会办的头摇得像拨浪鼓,连声叹息说难。起义的省政府捉襟见肘到了堪称一筹莫展的地步。到了王玉岗那里,才灵机一动,提出了要三百多块钱才能把几件事办成。没有想到的是,王玉岗竟然慷慨地出了五百大洋。这样一来,出几期报刊的问题也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