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汉时关。跑马山上的弯月亮曾经看到过康定城中的木板房、小青瓦、麻条石、三合土。仰望那轮弯月，以为弯月依然，其实弯月是新月。

　　山谷里的“溜溜城”

　　在四川话中，“一溜溜”是对物体、形状的形容词，表达的是长却很狭窄的意思 。《康定情歌》中唱道：一朵溜溜的云，唱的就是蓝色天空中那朵细而长形状的云朵。歌里还唱道：康定溜溜的城，描述的就是康定城沿河而生，傍山而起山城狭长的实际。

　　据《川藏哲印水陆记异》所记：“打箭炉在四川西南部，昔日以此地为川藏边境。气候寒冷，三山环抱，二水并流”，“炉城有三门，无城垣，以山水为廓，即口外番夷贸易总汇之所，亦茶市之要区也。人烟辐辏，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此外，《进藏纪略》、《康藏辑要》、《进藏日记》等清代、民国年间等书中都有相同、相似的记载。

　　就是在这样一片山水间，出现了一个康定城，而这个康定城却是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步形成、扩大，伴随各种自然灾害而不断发展变化。据说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管仲所撰写的《管子》一书，上面就有这样的说法：“凡立国邦，非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仲记下的是那个历史时期建城的经验，康定城的出现，与管仲所讲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似的情况。高处也好，低处也罢，都顾不上了，一座城就那么摆在了一条山谷里。倒是，“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还做到了，却也是由于地势限制。

　　这里对于康定城建城的历史记录不大可能有闻必录，也不会巨细不分，在这里只是涉猎到的把有文字记载的一些资料罗列若干，也可以让人们对康定城的变化和发展有粗略了解，这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

　　清朝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8月，“打箭炉地震，碉房崩塌，压死藏民无数，土司桑吉被压死”。到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在打箭炉“安设埠营，设都司防守”，同年，“倚山砌石墙，周长145丈，有3门，为炉城建城之始”。到了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打箭炉的城墙已为“城基周6里余，长1141余丈，墙高从七、八尺至一丈二、三尺”。

　　不料，到乾隆41年（公元1776年）6月，“打箭炉连日大雨，6日亥时，海子山大水暴发，冲倒南门，城内文武署衙，监狱、兵房冲去数百间，化为石滩，铺户仅剩十之二、三，淹死兵民无数。”四川总督文绶到打箭炉视察灾情，处理善后，报朝庭重建，获准“下移里许重建”。也就是说，原康定城在如今的公主桥至南门公安处一带，此次大水，泥石流灾害后，才往折多河下游搬迁重建。

　　乾隆51年（公元1786年）五月，“初6日午刻，炉城地忽大动，至酉时震势稍定。初7日又动数次，以后连日小动。至18日才止”，“城墙全部倒塌，文武署衙，仓库、兵房共倒169间，城内店铺房屋倒塌722间，土房54间，碉房177间，共压死汉藏民众233人，喇嘛21名”。

　　嘉庆7年（公元1822年），“久雨，金刚寺侧山沟发水，冲坏南较场，明正土司拨银修好金刚寺围墙。嘉庆15年，又发大水，将嘉庆7年所修防洪堤坝冲毁，南较场及金刚寺受损严重”。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城区安觉寺发大火，房屋尽烧毁，损失“值银约一百万两”。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6月12日晨6时半，康定发生地震。城内有墙壁倒塌，东关外岩石崩裂。

　　1955年4月14日上午9时30分，康定发生7.5级地震。房屋倒塌600余间，死亡25人，伤60人，财产损失严重。

　　1995年6月15日、7月12日，两场两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从北面“雅拉河”、南面“折多河”呼啸汹涌而至，巨浪排空，大地颤动，让康定城所有的街道都成为了河流，而河流则全被砂石填满。沿河房屋几乎全被冲毁，康定城财产损失之大，前所未有。

　　2014年11月22日，康定发生6.3级地震,11月25日,又发生5.9级地震。城区震感强烈，震中塔公有房屋倒塌，财产损失严重，死亡一人，数人轻伤。

　　在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山谷里，康定溜溜城就这样不屈不挠地发展前进。如果地势开阔，康定城一定会是另一个模样，就因为群山环抱，康定城只能沿山脚顺河边延伸。每一间房屋、每一条街道的出现，都是与自然抗争的结果，虽然是狭窄的“溜溜”，而今却是老城接新城，南面已达“驷马桥”，朝北连接到了“头道桥”，往东已抵到“海船石”，城镇的面积成倍数增长。

　　罗列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各种自然灾害，虽然不全面，其实也是在展示康定城另一方面的“掌故”，再看康定城如今的规模、面貌，得出的结论就是，康定将来肯定会更好，更美。值得再写几笔的是，在康定城中原来称为“马市”、“将军桥”一带，老旧街道改建成为新面貌的“溜溜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新街重现旧观，茶马互市依稀老炉城，古曲翻作今声，情歌对唱分明新康定”的景象，而在故城的原址上，新的历史正在书写。